杨晋

有一尊雕像，它没有”自由女神”的雄伟，没有”斯芬克斯”的神秘，没有大卫像的健美，没有“思想者”的深邃，却令听者沉默、观者动容。这尊雕像就是在韩国乃至全世界纷纷落成的“慰安妇少女像”。2011年12月14日，韩国雕塑艺术家金运成、金曙炅夫妇，在日本驻韩大使馆正门对面设立了一座名为“和平碑”的高约1.2米的13岁慰安妇少女铜像。金曙炅说，他们在少女像旁还设计了空椅子，希望让坐在上面歇脚的人能感受到，这段历史不是别人的，而是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

铜像之所以把慰安妇受害者塑造为一个小女孩，是因为当年很多慰安妇都是未成年少女。少女铜像的左肩上停着一只和平鸽，少女神态平和、目光坚毅地注视着前方，也就是日本大使馆的方向，这不由得使人联想起主张“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圣雄甘地”。从树立之日起，这尊少女像就成了韩国的“国宝”。每到寒冷的日子，市民都会默默地给她戴上围巾、穿上棉袜，送去暖手宝。短短五年间，少女像的复制品已经开始“占领”韩国的大街小巷。韩国民间还将复制更多的少女像。

2015年，中国雕塑家潘毅群联合金运成夫妇在首尔城北区设立了“韩中和平少女像”。除了少女像的复制品外，中国雕塑家还塑造了一名坐在旁边的中国慰安妇少女像，双人雕像前还增加了取自真实慰安妇受害者的脚印复制品。而这场纯粹来自于韩国民间的雕塑版“少女注视”运动也迅速扩展到全球，少女像具有了鲜明的符号象征意义。2013年7月，美国加州慰安妇少女像落成。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金宝冬参加了落成典礼。2015年，加拿大多伦多也设立了慰安妇少女像。2016年8月，慰安妇少女像又出现在澳大利亚悉尼。据韩联社报道，截至今年8月19日韩国光复71周年纪念日，韩国各地已设立了42尊慰安妇少女像。此外，还有部分少女像已经制作完成，但尚未揭幕或公开，预计到年底将共有60多处慰安妇少女像落成。

越来越多的慰安妇少女像令日本方面感到恐慌和不安。这部分源于日本的神道教传统。从日本传统文化角度看来，虽然受害者逐渐离世，但是逝者的灵魂已经存在于这些寄托物上和周围的一草一木中。今年1月，执政的日本自民党宣称，越来越多的慰安妇少女像“有损日本使领馆的安宁与威严”。8月12日，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与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在电话会议中确认，日本政府将向韩国刚刚成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支付10亿日元的受害者“治愈金”，并承诺早日恢复慰安妇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但《日经新闻》认为，日本虽然在“最终解决”慰安妇问题上迈出了一步，但想要韩方移除慰安妇少女像仍遥遥无期，因为这取决于慰安妇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态度。韩方也表示，安设慰安妇少女像的主体并非国家，而是市民团体，所以官方只能“为使问题得到合适的解决而付出努力”。

近年来，有关日本的二战责任问题一直困扰着中日韩的官方。其实历史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三国民间的共同努力。而对中国外交界来说，无论是民间外交还是公共外交，都面临着该展现友好一面还是“民间压力”一面的选择。从这点来看，韩国官方巧妙地利用了这尊民间雕像达到了部分外交目标。

在日本长崎的和平公园，有一尊来自于中国的“和平少女”雕像，这是1986年国际和平年中国政府赠送给日本的礼物。但如今，“和平少女”被用铁栅栏围起来了，目的是防止日本右翼分子的破坏。

与慰安妇少女像类似的问题是中韩民间对日索赔问题。今年8月，韩国首尔地方法院做出判决，日本三菱重工向在二战期间被该公司强征的14名韩国劳工每人赔偿大约54万元人民币，这标志着韩国迈出了对日民间索赔的重要一步。而此前，日本三菱公司也在北京向强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谢罪，并表示将向每名中国劳工赔偿10万元人民币。目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本均以败诉告终。但能否借助民间力量在国内推动，这其实是值得探索的方向。目前，已经有100多名日本律师加入到对日索赔的行动中，这和日本法律在诉讼程序上没有障碍有关。而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团律师史利民认为，中国缺乏相关的诉讼程序，这是在中国国内无法发起对日索赔的一大障碍，因此中国法律界还要在这一问题上完善司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