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志

8月27日，即蔡英文上任百日，台湾各方民调显示，蔡英文及其执政团队的满意度大幅下降，不满意度急升，已经出现“死亡交叉”。民众对“行政院长”林全不满意度暴增，“独派”大老吴澧培点名让他下台。刚刚过去的花莲市长补选，蓝绿双方重军压境。民进党有意借拿下花莲市，缓解执政后状况频出的压力，国民党更是势在必得，把补选视为对蔡英文执政百日信任度的投票。结果，蓝营大获全胜。

回想过去这三个月，台湾可谓天灾人祸不断。7月17日，民进党召开重新执政后的首次“全代会”，蔡英文致辞时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表示，上台两个月，民进党政府遭遇了桃园机场灌水、“雄三飞弹”误射、“华航”罢工以及台东风灾等严重考验。听得出来，蔡英文认为民进党面临着强大的执政压力，并表示“这些有的是长久的结构性问题”，“有的是临时的突发状况”。

那么，蔡英文在执政后遇到的问题，真如其所言都是客观因素使然？难道与其自身道路选择而造成的结构性困境没有关联吗？下面就来考察蔡英文无法回避的五大难题。

“台独”理念与台湾发展利益之间的矛盾

民进党在意识形态上追求“台湾独立”，其党纲明确以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为目标。虽然在1999年为求胜选，民进党又出台了《台湾前途决议文》，首次承认了“中华民国”的“国号”，但在“台独”分离路线上并无实质改动，因此《台湾前途决议文》又被视为民进党路线转型的底线。坚持“台独”理念的民进党，拒绝认同“九二共识”与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也导致其与大陆之间无法建立政治互信，因此也影响到其他层面的交往。而台湾在目前的内外环境、经济结构及产业分工下，要走一条摆脱大陆发展经济之路，几乎注定会与其发展利益相背离。民进党若要重新执政，就必须为自己设置的羁绊解套。

2008年蔡英文接任民进党主席后，为应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民进党形成的压力，在2010年“五都”选举之后，开始推动以“十年政纲”为核心的路线转型，但其本质是回避和不承认“九二共识”，以“两国论”定位两岸关系，在“台独”问题上换汤不换药。在2012年选举中，蔡英文以缺乏实质内容的“台湾共识”回答两岸路线考题，最终导致“考试不及格”。2014年蔡英文回锅担任党主席后，又提出了更具模糊性和技巧性的“维持现状”政策，表示尊重“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还搬出“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相关法律。通过这些调整与策略表态，蔡英文试图在坚守“台独”理念与展现维护两岸关系稳定姿态、安抚岛内民众上取得暂时的平衡。

但事实上，蔡英文的“维持现状”政策在民进党上台后也依然是“一份未完成的答卷”，其始终在两岸同胞最为关切的两岸关系性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及核心意涵，由此从根本上动摇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也会对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与台湾的发展利益造成损害。

“议会路线”与社会运动潮流之间的矛盾

蔡英文在2008年号召台湾民众抗议陈云林访台而引发流血冲突后，表示未来将采取“议会路线”与街头路线并进互补、并以“议会路线”为优先的策略。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蔡英文希望强化“议会路线”的同时，受全球性“公民运动”与台湾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岛内也迎来了社会运动的新高潮。民进党要在此浪潮中站稳脚跟并有所发展，就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与平衡。

蔡英文接任民进党主席后，主动与社会运动分进合击，营造加乘效应。蔡英文在2014年党主席选举政见中明确提出，“经过群众路线到议会路线，民进党未来更要与公民团体建立共识、互信，以及共同的行动目标，积极走向公民路线。”在“立法院”，虽然在蔡英文两届党主席任内民进党只占据27席与40席，但却发挥出了超过其席次的不对称优势。

民进党执政后，这一矛盾依然存在但内涵出现了变化。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的民进党已实现全面执政，因此无论从实力上还是“当家不闹事”的现实利益考量，蔡英文当局都更愿意遵循体制内的“议会路线”。而岛内社会运动浪潮虽告一段落，但那些没有被民进党“招安”的社运力量，有的以组建党团的方式继续活动，有的则坚持街头路线，要求民进党兑现选前的承诺。如何安抚这些昔日战友，也是蔡英文未来要处理的课题。

民进党基本盘封闭化与中间选民扩大之间的矛盾

台湾蓝绿对立的二元政治结构不易化解，受此影响，经济上的中间阶层，在政治上依旧难免采取非蓝即绿的选择。而民进党的社会基础又较国民党具有更强的“本土性”、“草根性”特征，意识形态上左倾激进特性突出。在多年的蓝绿二元对抗中，民进党基本盘形成了抱团取暖、相对封闭、排斥非我族群的封闭性特征。这种局面与政党建设中要求扩大社会基础、争取中间选民的目标存在天然矛盾。

蔡英文在带领民进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绿营基本盘表现出了较高的凝聚力，“含泪也要票投民进党”。对于中间选民，蔡英文抓住岛内社会普遍关注的贫富差距与分配正义议题，将社会经济政策向左调整，以“分配正义”为口号吸纳“三中群体”，全面阐述其解决贫富差距与落实世代正义的理念。而老对手国民党则受执政身份拖累，几无还手之力。

蔡英文上台后，选民期待其能兑现提振经济、解决贫富分化等承诺。蔡英文团队开出的包括“新南向政策”等在内的药方，一时间难以奏效。随着选民与民进党的执政蜜月期退热，蔡英文面临的压力势必增加。而绿营基本盘在蔡英文胜选后，既要求分享“胜利果实”，也希望在“台独”的道路上再往前迈进，这让蔡英文难以避免地陷入争取中间选民与巩固基本盘之间的纠结。在7月民进党召开的“全代会”上，蔡英文提出的“种种改革没有躁进空间”，“要走稳健改革路线”，本质上就是面对两难困境的无奈表态。

派系文化与强化领导核心之间的矛盾

派系政治是民进党政党文化的重要特征，派系协商对党内权力分配与决策有重要影响。民进党虽在2006年做出解散派系的决议，但派系运作只是从公开转入地下，派系政治角力的结构并未改变。作为非典型政治人物的蔡英文，入主民进党之初没有明显派系背景，党内资历又无法与“四大天王”等拥有战功的党内大老相比，若要号令全党，首先需要树立其领导权威，因此亟需打破传统派系共治结构，改变党内政治生态，建立起以蔡英文为核心的领导体制。

2008年接手民进党主席后，蔡英文首先安抚蠢蠢欲动的派系势力，继而以小额募款的方式，迅速解决了当时最为棘手的财务危机，初步树立起个人权威。在六年多的党主席任期内，蔡英文发挥其非典型政治人物的优势，以不同于民进党传统派的柔性风格，带领民进党完成蜕变，也实现了个人与政党实力的互利式增长。

但蔡英文上台执政，并不意味着就彻底收复了党内派系势力。此前党内各派系为重返执政而暂时隐忍的矛盾，有可能因权位分配再度浮出水面。目前蔡英文对谢长廷、苏贞昌、吕秀莲、游锡堃等党内大老采取的“敬而远之”策略的效果似乎出现弱化，吕秀莲等开始放话表达对蔡英文的不满。而蔡英文以苏嘉全强压柯建铭取得“立法院”院长职位的做法，也势必加深蔡英文与柯建铭之间的嫌隙。未来“立法院”到底“姓蔡”还是“姓柯”，双方关系如何平衡，也将考验蔡英文的政治智慧。7月17日，在民进党“全代会”的改选名单中，“新潮流系”成为最大赢家，而与蔡英文结盟的“谢系”全面退守，这是否意味着新潮流系对蔡英文施压的能力进一步加强，这一动向值得关注。

民进党的草根性与台湾政治发展中精英情结之间的矛盾

民进党延续了国民党威权统治时代“党外运动”的血脉，政党文化也继承了“党外”人士的斗争性格。在发展早期，为了与国民党的社会基础相区隔，民进党偏向强调自身代表“本土”、南部与劳工阶层等属性，在政治人才选拔和政治语言运用上表现出较强的草根性。虽然这种特征对草创期的民进党进行政治动员、凝聚基本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成为制约其扩展社会基础与争取中间选民的障碍。而国民党带领台湾实现经济腾飞、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成功经验，也在民众心中种下了精英情结。因此如果民进党无法彰显其治理能力与精英人才储备，易让城市中产阶层等精英群体产生民进党草根性有余而治理能力不足的质疑。

在从“在野”走向“执政”的过程中，为增强选民对民进党治理能力的信心，蔡英文将自己标榜为以“专业知识背景崛起的女性政治领袖”，并借助小英教育基金会及政党智库，网罗一批“前朝官员”和知名学者，向社会展示民进党的治理人才储备。

但从蔡英文上台后的人事布局来看，林全“内阁”被外界讥为“老蓝男”“内阁”，很多重要官员都为“前朝旧将”，不但让外界看不到耳目一新的气象，更随着在“内政”、两岸、军事领域的不断“出包”，暴露出民进党缺乏治理人才的短板。不过，随着民进党利用执政优势，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各级岗位上得到历练，这一困境或有望得到化解。

总之，问题的产生往往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蔡英文不能适时调整理念，仍痴迷于反对党时代的政治利益算计，不能以大格局、长视野以及广阔胸襟来思考台湾的未来，那么她的努力或许终将付诸东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