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 杰

马识途：百年跋涉，百岁智者

文|张 杰

上图：马识途先生

在号称“三峡明珠”的旅游胜地石宝寨附近，有一个由长江回流冲击而成的十分肥沃的平沙坝。曾经，在坝里的一个小山脚下，坐落着马家大院。这里世代住着几十户马姓人家，其中一家的主人便是马识途的父亲马玉之。马家大院的大门两边悬着“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大字对联，也彰显出马家书香门第的本色。马识途的父亲马玉之，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熊克武等一帮革命党人交情非同一般，思想非常开明。马玉之以区督学的身份，竞选上了县议会议员，后又被推举为议长，得到了当时四川最大的军阀、四川善后督办刘湘的赏识，被任命为川西洪雅县县长。作为一个县的父母官，马玉之刚正不阿，治县有方，成绩卓著，在当地有不小的威望。

虽然行政事务繁忙，但马玉之对子女们的教育却没有放松。他收藏了很多古书，在马识途少时读私塾的时候，就鼓励马识途看《西游记》和《三国演义》。“我当时最喜欢的是简明中国通史读本《纲鉴易知录》，激发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国历史的了解。”马识途回忆说。

“每当父亲严厉的声音响起：‘今天的书念完没有？’我们便会自觉地退到楼上的书房里读书。”马玉之还经常给孩子们读古圣先贤的格言，“一串一串的，听得最多的就是八个字——‘胆大心细，智圆行方’”。

而给马识途留下最深刻印象、也带来了最大改变的教诲，则是“你们要自己出去闯，安身立命，一切靠自己。父亲有一个很坚持的决定：家里的兄弟们满16岁时，一律要赶出三峡，到外面闯荡，安身立命”。16岁初中毕业后，马识途离开家乡，走出三峡，到北平、上海上学读书，一路成长、磨练，最终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著名作家。

出生于1915年1月的马识途，在自传《百岁拾忆》中特别强调，自己出生的日期按照农历，是1914年腊月初三，属虎不属兔。他写道：“不喜欢恭仁谦让、老是受人宰割的兔子，喜欢威武雄壮、敢打敢拼的老虎。”

我曾认真端详青少年时代马识途的照片许久。那是20世纪30年代，马识途在上海浦东中学求学期间，他与老师、同学在操场上的合影。照片中的马识途朝气蓬勃，双手抱在胸前，面带自信地微笑着，深邃的目光直视前方。年少出峡的他，一腔热血，为自己的理想东奔西走。一路上，他找到了信仰，经历了危险，忍受了创痛，感受到沧桑，也享受到了尊荣。现在，马识途已经走过了百年岁月，依然昂首向前眺望着。他没有辱没虎的威名。

亲密战友 革命爱侣

马识途的革命生涯，向他的履历一眼望去便知。他原名马千木，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先后任汉口职工区区委委员、鄂北特委委员、枣阳县县委书记等职。1939年，他被调到鄂西任鄂西特委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回到重庆南方局。同年考上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组织学生运动。1945年，调到滇南工委。1946年，又调到成都任川康特委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历任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建委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等职。简短的履历背后，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的“九死一生”的艰辛奋斗历程，更是他血泪交融的记忆。

2011年4月5日，中共湖北省恩施市市委、市政府在革命烈士陵园隆重举办纪念活动，纪念何功伟、刘惠馨烈士英勇就义70周年。当时年近百岁的马识途携家人从成都赶往恩施，参加了纪念活动。他神色肃穆，面带深深的哀思与怀念。“暌隔阴阳七十年，今来祭扫泪涟涟。我身愿作恩施土，雨夕风晨伴夙缘。”在刘惠馨烈士墓前，马识途轻轻地、仔细地整理着花篮上的挽带，并拿着写有“刘惠馨”三个字的挽带端详了许久，这时，老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潸然落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曾经的革命伴侣，阴阳相隔70载；曾经的花样年华，如今已是白发苍苍。

刘惠馨是革命先烈，也是马识途的亲密战友、知心爱人。她于1935年就读于南京女子中学，后进入南京中央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专业，与马识途是中央大学工学院同学。由于共同的志向和信仰，马识途与刘惠馨相爱了，两人情深意笃。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惠馨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到鄂西工作；1939年，马识途任施巴特委书记，刘惠馨调任特委委员、民运部部长兼特委秘书。组织批准这对革命恋人正式结婚。新婚之夜，马识途很兴奋地写了一首诗《我们结婚了》：“我们结婚了，在一间阴湿的破屋里，桐油灯代替喜烛在辉映。我们找到了主婚的人，却不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而是我们生死相许的‘爱情’……”

1941年1月20日，时任中共鄂西特委妇女部部长的刘惠馨不幸被捕，同年11月17日壮烈牺牲。此时，她与马识途的女儿才刚出生一个月，便下落不明。直至1960年，马识途才在武汉找到了失散近20年的女儿。女儿被一对工人夫妇抚养成人，取名吴翠兰。这一真实经历，被马识途创作为长篇小说《清江壮歌》。

革命题材的小说很多，但马识途的《清江壮歌》更有一种动人的力量。我想，这除了小说语言的艺术性，还因为作者亲笔书写自己的挚爱伴侣而没有一味地抒发悲情，写得很克制。他是用文学的修养，将内心巨大的悲痛和深深的怀念，升华于字里行间。

2016年7月初，央视《艺术人生》暑期特别节目《人生课堂》栏目组来到成都，在马识途家中，拍摄了一个谈话交流节目。已经101岁的马识途，与一位名为张皓宸的90后青年作家，进行了一番真诚的对话。节目中，马识途特别分享了自己的爱情观。“我也年轻过，我也恋爱过。”到底什么是爱情呢，马老说，他也说不清楚，但是男女之间能够以心相待，一定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一种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我们过去恋爱的时候，是有共同理想的，而且是准备把生命赋予这个理想的，有这个东西，这样的爱情，我真的享受过。”看到这里，我的内心很受震动，我想，此时此刻，他心里一定有一个名字呼之欲出。那是他的革命战友、挚爱伴侣刘惠馨。

值得一提的是，马识途与女儿吴翠兰相认后，没有让女儿改随自己的姓，而是保持养父的姓氏。我曾经在他的书法展览开幕活动上见到过吴翠兰女士。她是一位高级工程师，装束简单质朴，性格非常低调，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很安静。我发现，吴翠兰女士的长相和气质，与她的英雄母亲刘惠馨很相像。看到马老看自己女儿的眼神，我又读出了一种掩饰不住的疼爱。

1962年，马识途全家合影。后排中为马识途失散20年的女儿吴翠兰

业余写作 创造奇迹

2010年，姜文导演的电影《让子弹飞》红极一时，创造了中国电影票房的新纪录，同时也令电影的原著小说——《盗官记》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一时洛阳纸贵。《盗官记》的作者正是马识途。

细梳马识途的文学成绩单，他实在创作颇丰。1959年，他在《四川文艺》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老三姐》，此后，又陆续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发表短篇小说《找红军》《接关系》《小交通员》《回来了》等等。长篇小说则有《清江壮歌》《夜谭十记》《巴蜀女杰》《京华夜谭》《雷神传奇》等，还有长篇纪实文学《沧桑十年》《在地下》，中篇小说《三战华园》《丹心》，短篇小说集《找红军》《马识途讽刺小说集》，散文集《西游散记》《景行集》，杂文集《盛世微言》，另有《马识途文集》（12卷）。

马识途与三哥马士弘，弟弟马子超、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合影

马识途的文学素养，除了与他少年时代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还与一所大学分不开。那就是在中国现代史上堪称传奇的西南联合大学。20世纪40年代初，由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由马识途任副书记的鄂西特委遭到重创。按照上级传达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精神，马识途以“马千禾”的名字，考入西南联大就读。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他受到了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名家的教诲，受到了文学创作的科班训练。据他回忆：“我们系一共60多个学生，教授却有十几个。我们那个专业那一年只有4个学生。”

在良好的教学环境下，加上自己本来就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马识途开始了他的文学写作，“散文、诗词、小说都有习作。甚至写过一个长篇小说《第一年》，写农民参加抗战的故事”。当时他创作了《视察委员来了》这一短篇小说，后来成为《夜谭十记》的第一篇，改名为《破城记》。写这篇小说时的马识途，很喜欢俄国讽刺作家果戈里的作品，“《破城记》受到了他的代表作《钦差大臣》的影响”。在此期间，马识途还写出了两本诗集，一本是短诗汇集，一本是描写史迪威公路上一对青年男女恋爱故事的一千五百行长诗《路》。眼看着就要走上作家之路，此时的马识途清醒判断当时的局势，认为“这和我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是不相容的”。所以，在他被调离昆明时，“为保安全，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忍痛将一切文字性的东西一火而焚之，并且下决心和文学绝缘，投入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中去了”。

1959年，《四川文学》主编、作家沙汀找到马识途，约他写了一篇关于建国十周年的文章《老三姐》，发表后被《人民文学》转载，并引起了中国作协领导的注意。马识途回忆道，当时的作协领导专门把他请到北京去，“要我做两份工作，一是行政工作，同时写东西。他说像我这样生活经验丰富而且有文笔的很少，要我把写作当作一个任务来看，可以用这个东西来为群众服务。我起初是勉强的，写了几篇后就主动了，兴趣就来了”。

看完电影《让子弹飞》后，我曾去图书馆找来《夜谭十记》阅读。《夜谭十记》包含《破城记》《报销记》《盗官记》《娶妾记》《禁烟记》《沉河记》《亲仇记》《观花记》《买牛记》《踢踏记》十个篇幅不等的故事，人物形象生动活泼，情节跌宕起伏，语言通俗幽默，一段段奇闻趣事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抗战时期重庆治下的县镇世相就此一览无遗。马识途的文笔老练、纯熟，字里行间有一种传统古典文学的韵味，很难将之与一位职业革命家、只有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才能写作的情况联系起来。这也充分证明马识途的文学功底之深、文化底蕴之厚，他完全无愧于优秀小说家的称号。

1987年秋，沙汀、张秀熟、巴金、马识途在四川成都成都李人故居菱窠合影

尊敬巴金 敢说真话

20世纪30年代初，马识途在上海读书时，曾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茅盾、巴金等文学家的作品，从中汲取最宝贵的营养。他回忆说：“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神交已久，心灵相通。解放后在北京参加作代会才和巴老见面，一见如故。我很佩服巴老敢于直言。”

1987年10月，金秋时节，桂蕊飘香，中国文坛巨匠巴金回到久别的故乡成都探亲访友，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川。艾芜、马识途、沙汀、张秀熟等陪巴金赏桂游湖，其乐融融。当年张秀熟93岁，巴金、沙汀、艾芜三老83岁，马识途73岁，时称“蜀中五老”。

在《桂湖集序》中，马识途也用动情的文字记录了这次“五老游桂湖”的难忘记忆。“丁卯之秋，八月既望，老作家巴金回川重访故里。八三老人终如素愿。与同龄老作家沙汀、艾芜暨巴蜀耆宿九三老翁张秀熟欢聚于桂湖，再聚于锦城。怡如也。不才痴长七十有三，幸居老龄，弗愧形秽，亦忝列末座。巴老侄李致及女晓林等与焉。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老年始一聚，鬓发各已苍……”

2005年10月24日，巴金逝世，马识途的悲痛之情难以言表，他在悲伤中写下挽联：“磊落坦诚讲真话，冰心玉骨著文章。”在为巴金写的《告灵书》中，马识途这样写道：“巴老：您走了，举国同悲。秋雨淋淋，苦坐斗室，悲思不已……这两天来找我的记者，问起对巴老您的看法，我只回答一句：假如说鲁迅是中国的脊梁的话，我说巴金就是中国的良心。”

“讲真话”是30多年前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的呼喊，如今已经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标杆，而“讲真话”也是马识途终生不渝的座右铭和最高追求。在我多次采访马老的过程中，提到巴金，马老的语气总是充满敬意。他说，自己一生都在学习巴金讲真话。“自己讲的可能不是真理，却是出自肺腑之言。错误的真话远比虚伪的假话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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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老的家中，书桌上有两尊铜像，一尊是鲁迅的，一尊是巴金的。铜像总是被擦拭得一尘不染。我想，巴金和鲁迅在马老心中，份量一定非常重。

国共兄弟 生死情谊

1939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前线急需兵员。四川省里下达了第一批征调兵员的命令，洪雅需出80人，要求5月上旬集中。马识途的父亲马玉之督促兵役局按计划开展征调，并亲自抽查保甲有无违法行为，准许民众直接指控，严惩买卖壮丁的行为。经过宣传发动，4月初就完成了80人的指标。

在新兵欢送仪式上，马玉之慷慨激昂地说：“凡我中华儿女，抗日救国，乃应尽义务。我也有两个儿子，正在抗日前线。希望你们学好杀敌本领，开赴前线奋勇杀敌，为死难同胞报仇，为家乡争光荣，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马玉之所说的两个儿子，一个是指马识途，另外一个是指马识途的三哥马士弘。

2014年，103岁的马士弘出版口述回忆录《百岁追忆》，与弟弟马识途的回忆录《百岁拾忆》一起由三联出版社出版。当时，百岁兄弟一起出书，备受文坛瞩目。两人曾经分属不同阵营，但同样都有着爱国热诚、兄弟深情的传奇人生，成为人间佳话。马士弘与马识途是亲兄弟，小学、初中都在同一所学校，弟弟只低哥哥一班。马玉之鼓励儿子外出闯荡。在父亲的鼓励下，两兄弟都出峡求学，寻求救国之道。虽然都怀着救国兴邦的满腔热血，但是这一家亲兄弟却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哥哥马士弘出峡到北京，考入中国大学经济系，后来因爱国心切，要亲赴战场抗日，就投笔从戎。他投考黄埔军校，成为一名职业军官，在抗日一线战场杀敌。抗战八年，他始终在正面战场一线与日寇作战，参与了上海“八一三”淞沪战役、宜昌战役、常德战役、保卫武汉大会战、石牌要塞会战五大战役和无数次防守战斗，成都解放前，已身为国民党少将、副师长的他又随罗广文兵团起义。他的额头上一直有当年日军机关枪扫射时子弹飞过的伤痕。弟弟马识途则考进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学系，当时打算将来造炸药，走工业救国的道路，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虽然走上不同的道路，但马士弘对马识途的兄弟情谊始终不减。在马识途的回忆录《百岁拾忆》和马士弘的回忆录《百岁追忆》中，两人都曾回忆到哥哥曾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营救弟弟的细节。抗战初期，马识途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斗争。1941年初，鄂西特委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妻子刘惠馨和刚出生的女儿一起被捕，马识途也被通缉，他不得不紧急撤离，逃到重庆。就在马识途身处危局的时候，当时作为国民党少校参谋的马士弘，听从父亲的叮嘱，冒险犯难，亲自前往重庆，几经周折找到了马识途，将其掩护回忠县老家暂避。在父亲的保护、哥哥的帮助下，马识途才安全渡过了难关。

马家兄弟的“国共合作”虽然一直是美谈一桩，但新中国成立前，两兄弟竟未见过一次面。就在马士弘起义的第二年年初，他代表罗广文兵团向贺龙报到，没想到坐在贺龙旁边的正是时任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的五弟马识途。自1941年于家乡忠县一别8年的亲兄弟，就这样重逢了。

2016年5月8日，105岁的马士弘与世长辞。9日上午，101岁的马识途在子女的陪伴下，来到马士弘的灵堂前，为哥哥送行。他当场念出了自己亲笔写好的“告灵文”全文，简洁有力，饱含深情，人群中有人拭泪，有人啜泣，场面令人动容。马识途神情严肃，双眼布满血丝，眼睛红肿。来到灵堂前，他拿出自己清晨写成的“告灵文”。在这篇“告灵文”中，马识途对“士弘三哥”的情谊见诸笔端，感人至深。他写道：“我们本来相约，今年中秋，兄弟相聚，为你祝贺百零五岁大寿的，你却提前告别，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今天率领全家大小来为你送行，馨香祷祝，没有祭文，也无悼诗，经你口述在全国出版的《百岁追忆》便是最好的祭文，已传扬于世。五弟只就你生平经历，写就一副挽联，为你盖棺，为你送行。”他还说：“昨天一夜我都没怎么睡。早上六点多就起床，写这个告灵文。我三哥的一生，其实用16个字就可以概括了：英勇抗战，精忠报国，忍辱负重，服务人民。”马识途又安慰家人说：“我们不要流泪，三哥活到105岁高龄，寿终正寝，他的一生非常圆满，我们好好为他送行。”

马氏兄弟之情，没有受到环境的影响，血浓于水，患难与共，互相帮助，互相支持，显示和见证了人性和人情的力量。

百岁思考者：我有一个梦

马老家中的墙上挂了一些字画，其中一幅上面是八个字：“我行我素，无愧无悔。”他说，那是他的座右铭。在与90后青年作家张皓宸关于人生的对话中，谈到如何面对他人的非议，马老的回答很现代、很个性：“我行我素，笑而置之。我就做我自己喜欢的，做我自己追求的东西。别人完全不能影响自己。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久而久之，就会变得纠结和迷茫，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了。”

事实上，马老一直很有个性。他一直在思考。正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抗日战争时期，由美国陈纳德将军率领的被称为“飞虎队”的美国志愿援华空军，来华后驻在大后方昆明。这时，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也迁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当时的大学生马识途、张彦、许乃炯等人，和西南联大主办的专为学生服务的学生公社的主办人，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下属学生救济部主办的学生服务处的李储文等人，先后和飞虎队的十几个队员贝尔、海曼、埃德曼等相识，结成朋友，约定每两周聚会一次，互相交流两国文化思想情况。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聚会从未中断，双方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这份情谊也让马识途一直难忘。2014年，百岁高龄的马识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我也有一个梦——一个百岁老人的呼吁》。在文章里，他讲述了他的“做了近半个世纪一直没有实现的美梦”。他说：“做这个梦的其实不只我一个人，还有几个中国人想和我一同圆这个梦，甚至还有几个美国人也想圆这个梦，一个歌颂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梦。可惜的是一起做梦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经受不住时光的折磨，大都先后去世，现在健在的只有三位中国人和一位美国人，而且都是九十开外的眼看将要去‘报到’的老人。三位中国老人中，一位是原《今日中国》副主编、《人民日报》首任驻美国记者、今年92岁的张彦；一位是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港澳工委副书记)、上海市政府外事顾问、今年96岁的李储文；还有一个就是我，一个一直痴心妄想、今又呼吁实现美梦、今年已进入100岁的作家马识途。这个梦的名字可以叫‘飞虎奇缘’。”

1944年春，马识途（二排左一）和飞虎队于昆明合影

据马老讲述，自从这些美国朋友回国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因为各自国内的情况中断了一段时期。“但就是在那个时期，美国朋友即使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也一直在呼吁中美建交的群众运动中，成为最活跃的积极分子。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形势稍变，他们就多次捧着我们当年的合照，到中国来找老朋友。因为我们当年在昆明与他们交往时用的是英文名字，他们自然无法找到我们。直到张彦去美国任《人民日报》记者，才联系上。从此，我们之中有两位出国任大使，一位去世界银行任中国代表，李储文在上海也和几个到上海的美国老朋友见了面。就是我身处内地，贝尔也两次到成都，海曼一次到成都，专程来看望我。我们之间的友谊真是时移世易，风吹浪打，日益深厚，从未褪色。还有的已持续到下一代。这样的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佳话，虽然有的见于媒体，且有热心美籍华人做成光碟，曾在中国电视台晚间播放过，美国友人也曾写成专著在美国出版过，然而，似乎在国内不甚彰显，知之甚少，引为遗憾。”

马老还写道：“去年，我们眼见日本右翼分子大肆嚣张，不仅妄图窃取我国钓鱼岛，而且明目张胆宣称改变宪法，整军经武，要复活军国主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政要悍然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妄图篡改历史，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还妄想重做甲午旧梦，加我以耻辱条约。最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势力，鼓吹军国主义的同时，还在日本人民中煽风点火，鼓吹大和魂，颂扬武士道，颇为得势。去年除夕，日本鼓吹军国主义的电影《永远的0》上演，轰动日本，夺下票房首榜。安倍晋三看后对媒体宣称‘非常感动’，并在新年致辞中强调，‘夺回’‘强大’日本的战斗才刚开始……日本人民诚然是爱好和平、拥护中日友善的，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嚣张却值得警惕。我们这些深受日军侵略之害的中国人触目惊心，仿佛又听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声。可是我国抗战文学和影视作品怎么样呢？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亘古未见的惨痛历史，在银屏上所见不多，莫非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可歌可泣的事迹，似乎没有多少票房价值，不值得搬上银幕吗？甚至有些影视‘戏说’抗战，歪曲历史，令人痛心！”

马老在读到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的一篇专评此事的文章时写道：“提出中美两国应共同关注日本右翼的嚣张气焰，建议‘赶紧制作当年中国军民与美国援华空军合力抗击日军的电影、电视连续剧，经过平面、主流媒体的造势，推动美国人民对中国友善’。这马上唤起了我当年‘飞虎奇缘’那个美梦，并且得到张彦、李储文的热烈响应。我们虽然都是日薄西山的老人，却希望我们的文学界、影视界能有人助我们圆梦。现在中国和美国已决定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把歌颂两国人民友谊的‘飞虎奇缘’搬上银幕，也许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提供一点正能量。两方面怀着美梦的朋友们虽然多已去世，但是我们现在拥有的资料和素材十分丰富，作为一个作家，我曾试写过框架故事，也可贡献给编剧，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我们也希望宣传文化领导部门能关注三个老人的呼吁，希望调动精兵强将，用艺术精品的力量破解主旋律影视作品与票房价值相悖的谬说。”

马识途书法作品

百年跋涉 百岁智者

在《韩非子》中，有一个“老马识途”的故事：春秋时代齐桓公和管仲率兵伐孤竹国，回程遇风雪迷路，管仲令老马随之而行，遂得道归。

管仲云：“老马之智可用也。”1935年，20岁的爱国青年马千木参加了“一二·九”救亡学生运动，然后顺理成章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在入党时，“我认为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人生道路，我这匹老马识途了，于是我就改叫马识途了”。

马老回忆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人叫马识途为“马失途”，还编了一个顺口溜——“识途老马不识途，识途老马已失途”。“那是在一场风波中，一些老同志批评我的话。在他们的热情帮助下，终于把我从失途状态拉回到识途状态，我又叫马识途。并且劝勉我一辈子做识途的老马。”

我看到马老曾这样形容他走过的一百年岁月：“转瞬间，我已经在这个并不叫人愉快却又充满希望的世界里活到一百岁了。回首百年，我是怎么走过来的，自己也说不清楚。好像从幼年发蒙到风烛残年，我一直是在走路，一直在为寻找什么而走路。到底要寻找什么，找到没有，我也没有一直弄明白，空有一个识途老马的名字。”

已经101岁的马识途说，他还在“路漫漫其修远兮”的长途跋涉中，还在为追求遥远而朦胧的彼岸而沉浮于沧海里。我想，历经百年沧桑、目睹世间万象的马老，依然有着壮怀激烈的梦，有着清晰的思考，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悠悠岁月走过，时间、历史和阅历早已赋予他灵魂中的一种冷静、理性、客观的精神。我想，这就是历史带来的大智慧，让当初那个初出峡的热血青年，锤炼成当下这位百岁的智者。

责任编辑/于溟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