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亚男，王 茜，刘 勤，岳冬冬，熊敏思，肖 黎，戴媛媛

(农业部东海与远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上海 200090)



浙江省Z村近海捕捞业外来从业者从业状况调查与分析

陆亚男，王 茜，刘 勤，岳冬冬，熊敏思，肖 黎，戴媛媛

(农业部东海与远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上海 200090)

近海捕捞业大量外来从业者的涌入，虽然部分解决了渔业用工荒难题，但客观上也对日益紧张的渔业资源造成了更大的压力，目前对于这些外来从业者的研究较少。为了解这些外来从业者的从业状况，作者对浙江省Z村的近海捕捞业外来从业者进行了调查。从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对渔业的基本认知、就业情况、船员培训情况、就业选择情况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调研与分析。调研结果显示，外来从业者主要为来自湖南、贵州等地的农民户籍人员，普遍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缺少一技之长，在船上以从事普通船员工作为主，职业发展空间有限。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是外来从业者进入近海捕捞行业的主要原因。调研结果可为分析外来从业者对近海渔业资源的影响、近海捕捞劳动力补充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提供依据。

近海捕捞业； 外来从业者； 渔民； 从业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非传统渔民进入海洋捕捞渔业领域，这一方面满足了捕捞业劳动力需求，推动了渔业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很多资源、管理、安全上的问题。尤其近年来，随着近海水域环境污染范围扩大、捕捞强度不断增加等原因，近海渔业资源衰退趋势显著。在此种情况下，大量涌入的外来渔业从业者与当地传统渔民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突出。一方面，近海捕捞行业离不开这些外来从业者的劳动，另一方面，当地渔民又担心这些大量涌入的外来渔业从业者会加剧捕捞强度，加大对渔业资源的压力，甚至产生“外来人抢本地人饭碗”的恐慌。关于沿海传统渔民生产生活状况的研究分析已有一定数量，涉及渔民地位与收入[1-3]、失海问题[4-6]、转产转业[7-8]、生活保障等各个方面[9]，但对于这些外来从业者的关注仍然较少。本文选取浙江省Z村为例，对该村的近海捕捞业外来从业者的从业状况进行了调查，以期为分析他们对近海捕捞业的作用和影响、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提供依据。

1 调查对象及方法

1.1 Z村自然情况

Z村位于浙江省奉化市，三面环山，一面朝海，村经济主要以水产业收入为主。截至2015年底，拥有各类渔船827条，以双拖网渔船为主，渔民6 000多人，其中近7成为外来从业者，是浙江省最主要的渔村之一。

1.2 调查对象

为避免因对渔民定义的理解造成的分歧，本文所述近海捕捞业外来从业者，系指在Z村从事近海捕捞行业，但本人户籍并非在Z村的捕捞从业者。全部受访者均为在近海捕捞渔船上工作的人员，不包括在岸上从事与近海捕捞行业相关工作的外来务工者。

1.3 调查方法

课题组于2014年9月深入Z村码头、餐馆、职业介绍所等地，对该村从事近海捕捞业的外来从业者进行了一对一的访谈。共发放问卷45份，回收问卷43份，其中有效问卷41份，问卷有效率91.1%。本文对这41份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针对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对渔业的基本认知、就业情况、船员培训情况、就业规范情况五方面内容，设置了31项指标进行分析。

2.1 受访对象的基本信息

2.1.1 受访对象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基本属性

对受访对象的一般统计描述见表1。从结果来看，从事近海捕捞的外来从业者绝大多数(75%以上)为30-50岁的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超过六成以上仅具有小学文化程度；80%以上受访者在船上主要从事普通船员的工作。

2.1.2 与耕地关联情况

受访者主要为外来农村户籍人口，为了解他们的土地情况与所从事渔业行业的关系，课题组对他们的耕地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97%的受访者拥有耕地，51%的受访者耕地由家人耕种，34%的受访者耕地交由他人承包，12%的受访者耕地已被征用，3%的受访者表示从未有过耕地。结合户籍信息，这些从未拥有过耕地的人为浙江省其它渔村的传统捕捞渔民。

表1 受访对象的一般统计描述Tab.1 General statistics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2.1.3 婚姻与子女情况

对外来从业者婚姻与子女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已婚。在已婚者中，58%的受访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女。已婚者中，有26%的受访者是夫妻同时来到渔村。通过进一步的交流得知，这些人普遍已从事渔业工作多年，部分人员已在渔村安家，妻子或在当地工厂打工，或操持家务。

2.2 对渔业的基本认知

2.2.1 从事捕捞业的流动性

为了解受访者从事捕捞业的时间及其流动性，设置了本组问题。结果见图1。从受访者从事捕捞业的时间来看，具有一定从业经验的人(3年以上)占68%，说明外来从业者对近海捕捞行业的认可度较高、忠诚度较高。从首次从业的地点来看，选择浙江省的人数有78%，56%的人员一直在Z村从业，说明这些外来从业者的流动性

并不很强，进入这一行业以后，基本在同一地点附近持续从业。在浙江省外首次从业的受访者中，大多数是从台湾、新加坡、山东等地的远洋捕捞行业转移而来，这说明，捕捞从业者的人力资本具有一定的“粘性”，远洋捕捞的限制并未使得这部分劳动力退出捕捞。

图1 受访者从事捕捞业的时间与流动性Fig.1 Working experiences on offshore fishery of respondents

2.2.2 对近海捕捞渔业生产熟悉度

在受访者中，有37%的受访者自认为对渔业非常了解，56%认为了解一点，仅有7%认为不了解。在自认为对渔业非常了解的受访者中，大多数(超过2/3)受访者从业年限超过10年，说明从业时间越长，对该行业的了解熟悉程度越高。

2.2.3 从事船员工作信息来源

在通过何种方式寻找到船员工作这一调查中，有61%的受访者表示是通过老乡或朋友的介绍，21%的受访者是通过自己到渔村寻找，通过中介公司、劳务公司介绍的人员仅有9%，这说明，“老乡带老乡”依然是外来从业者寻找工作的主要方式。另有2人(5%)通过上网的方式寻找到工作，其中，一人具有高中学历，一人具有小学学历，尽管样本数较少，难以作为普遍规律，但仍可看出，较高学历者更容易接受并使用网络等新型媒介。

2.2.4 向同乡或好友提供船员工作信息的意愿

这一选项调查了受访者对“老乡带老乡”这种介绍用工方式的态度，其结果也可以了解受访者对于船上工作的认知和态度。结果显示，71%的受访者愿意向同乡或好友提供船员工作信息，而另外的29%则表示不愿意。对其意愿原因的调查结果见图2。从图2可知，愿意向亲朋好友介绍船员工作的主要原因是船员工作待遇好(工资高)。而对于不愿意向同乡介绍工作的原因分析则显示，最主要是由于船员工作危险、辛苦。

图2 向同乡推荐/不推荐船员工作机会的原因分析Fig.2 Reason analysis of recommending/not recommending crew jobs to friends

2.3 就业情况

2.3.1 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在这一问题中，询问了受访者是否与船东或经营人签订了劳务合同，对于没有签订合同的受访者又继续调查其是否愿意签订劳务合同。在所有受访者中，仅有2人(5%)签订了劳动合同。在未签订劳动合同的39人中，76.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签订劳动合同，有4人明确回答不愿意，5人未予作答。

2.3.2 工资支付方式与工资期望

对受访者渔业船东约定的工资支付方式调查显示， 63.4%的受访者工资支付方式为按年或月，29.3%的受访者为按渔汛期结算。由于调查是在休渔期间进行，无法得知受访者新一年(或渔汛期)的工资水平，因此对受访者上一年的工资水平进行了调查。由于受访者90%(见图1)都已从事船员工作2年或2年以上，因此上一年工资水平可视为其上一年从事捕捞行业的工资水平。结果显示(见图3)，39.0%的受访者上一年的工资水平在4 000元/月以下，14%的受访者月薪不足2 000元；工资在4 000元以上的受访者多数为有一定经验的渔业从业者，月薪6 000元以上的主要为职务船员或有多年经验的普通船员。从调查结果可知，渔业工作的收入较高。在谈到对2014年秋季渔汛期的工资期望时，71%的人希望工资达到6 000元以上，39%的人提出8 000元以上。

图3 受访者的工资情况Fig.3 Payment situations of respondents

2.4 就业培训情况

我国海洋渔业船员管理的相关规定要求，普通船员上岗必须取得包括“海上求生、救生艇(笩)操纵、船舶消防、海上急救”四项内容在内的《渔业船舶普通船员专业训练合格证》(简称四小证)。职务船员上岗，还需具备相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船员专业基础训练合格证》等职业证明。本调查针对外来渔业从业者参加就业培训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在关于是否知晓持证上岗规定的调查中，有70.1%的受访者人表示听说过或非常了解，其余人表示不知道。因后续问题主要围绕持证上岗问题展开，因此，笔者只对了解或知道一点儿的共计29位受访者进行数据分析。

2.4.1 无证上岗情况

在29位一定程度了解持证上岗规定的受访者中，有65.5%的受访者有过无证上岗经历，34.5%的受访者无证上岗经历在4次以上。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无证上岗并不可怕，因为现有的惩罚措施都落实在船东身上，与船员无关。也有一部分(17.2%)受访者存在侥幸心理，认为不会检查到自己(见图4)。

图4 无证上岗的原因分析Fig.4 Analysis of uncertified crew

2.4.2 船员培训信息的来源

外来渔业从业者获得船员培训信息的渠道主要是来自于船长或船东，占37.9%；其次是亲戚朋友，占13.8%；通过中介组织或网络了解培训信息的人均为6.9%；另有34.5%的受访者没有听说过船员培训的相关信息。

2.4.3 船员培训费用

在我国，普通船员四小证培训费用由政府承担，在调查中，62.1%的人了解这个规定，有31.0%的人认为是由船东承担，还有少部分人完全不了解这一规定。在不了解这一政策的人群中，有77%从未参加过船员培训。认为需要自己承担培训费用或不了解培训费用的规定可能是导致其未进行职业培训的主要原因。

2.4.4 参与船员培训的目的及计划

在外来从业者参加船员培训的目的方面，有55.2%的人选择为了“增加技能”，34.5%的人选择为了“上船工作”，这说明，多数人认可船员培训的作用，并认为这是获得船员工作的一个条件。当获得船员证书后，有近50%的受访者希望能够继续从事近海捕捞业4年以上。

2.5 就业选择

2.5.1 希望获得船员工作的方式

在这一问题中，受访者可以进行多选，从结果来看，大多数外来从业者倾向于自己同船东或经营者谈判，其次是通过政府相关部门介绍或朋友介绍，选择通过劳务中介的人较少(见图5)。

图5 希望获得船员工作的方式Fig.5 Favorite opportunities to be a crew member

2.5.2 成为船东或渔业经营者的意愿

近年来，在部分近海捕捞业发达地区存在外来从业者参与渔船经营，成为渔船股东的现象。为了解外来从业者是否愿意参与渔业经营，设置了这一问题。90%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条件，在“没条件”的原因中，9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没有钱，少部分人群认为申请捕捞证困难、渔业行业风险大、缺少行业经验等。

2.5.3 离开渔船/捕捞渔业的意愿

大量外来渔业从业者的涌入，客观上对近海渔业资源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为了实现保护渔业资源目的，在前期调研中，近海渔业管理者与本地渔民都表达出希望逐步减少外来从业者的意愿。为了了解这些外来从业者对近海捕捞业的忠诚程度，调研设计了这个题目。在此项调查中，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愿意，17%表示无所谓，只有约1/3(37%)表示不愿意。在不愿意离开的理由中，一半受访者表示因为“工作不好找”，另一半受访者则表示由于船员工作“工资高”。这与我们对本地渔民的调研结果形成强烈反差，在对本地渔民的调研中，大多数渔民都表示祖祖辈辈“靠海吃海”，舍不得弃海上岸①。

①此调研结果来自于本课题组的其它调查，统计结果尚未公开发表。

2.5.4 对沿海渔业资源权属的认识

在此项调查中，56%的受访者认为渔业资源应属于沿海渔民、村集体或其他组织，只有15%的人认为任何公民或组织都可以捕鱼，另有29%的人认为捕鱼权属渔民与农民共有或属于有船的人或组织(见图6)。

图6 对近海渔业资源权属的认识Fig.6 Ownership of the offshore fishery resources

年龄对渔业资源权属的认识影响不大，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渔业资源权属的认识分布情况与图6的分布情况无明显差异。但学历程度的高低明显影响到外来从业者对渔业资源权属的认识。具有小学或小学以下学历的人对渔业资源权属的认识较为分散，有44%的人认为捕鱼权属于沿海渔民、村集体或其他组织， 22%的人认为任何公民或组织都有权捕鱼，认为属于有船的人或组织与认为属于渔民和农民共有的比例大体相当，但在具有初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受访者中，79%的人认为渔业资源应当属于沿海渔民、村集体或组织，其余的人认为属于有船的人或组织。

从户籍来看，湖南人与贵州人对于渔业资源权属的认识有较大差异，28%的贵州人认为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可以捕鱼，但受访的湖南人没有一人持相同观点。湖南人在渔业资源权属的认识上较为分散，40%的人认为属于沿海渔民、村集体或组织，30%的人认为属于渔民或农民共有，30%的人认为属于有船的人或组织。但贵州人50%认为渔业资源属于沿海渔民、村集体或组织，只有很少一部分人(23%)认为属于渔民与农民共有或属于有船的人或组织。而来自其它省份的外来务工者则普遍(77%)认为渔业资源属于沿海渔民或集体。有趣的是，浙江人只有50%认为渔业资源属于沿海渔民或集体，这一比例甚至低于全部受访者的平均水平。

2.5.5 受访者的其它劳动技能

在41位受访者中，有20%受访者具有油漆工、木工、厨师、司机等技术特长。有80%受访者表示除了体力劳动以外没有任何其它技术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具有技术特长的人群中，有75%具有初中以上学历；而在没有技术特长的人群中， 84%只有小学或小学以下学历，这一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到外来渔业从业人员职业选择的范围。

3 讨论

从调研情况来看，外来渔业从业者主要来自湖南、贵州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家中虽有耕地，但不足以维持家人生活；普遍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缺少一技之长，在船上以从事非技术性的体力劳动为主。受到年龄与文化程度的限制，这些人的职业成长空间有限，能够通过不断的职业培训上升为职务船员的可能性较低。

渔业行业工资相对较高，而海洋捕捞业的工资平均水平更是超出了水产养殖业与淡水捕捞业[10]，这是吸引外来从业者从事渔民工作的主要原因。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47%的受访者月平均工资在3 000～6 000元之间，29%的受访者月平均工资在6 000元以上，这一数字大大超过2014年我国外出务工农民工平均月工资(2 864元)[11]，且随着从业经验的增加，其工资还有可预期的上升空间。此外，渔民工作时间集中，工作季节性较强，外来从业者在休渔季期间，还可以回乡务农或从事其它工作来增加收入。因此，这些外来从业者一旦进入渔业行业，其流动性较小。在受访过程中，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尽管船员工作非常辛苦，但还是愿意继续从事本行业，并愿意介绍老乡朋友上船工作。

由于外来从业者选择渔业行业的主要因素在于收入，为了“养家糊口”，其在农村老家多数有房有地有家庭，能够享受国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12]，因此，这些外来从业者对渔业行业的感情不强，其职业选择受国家政策与行业工资水平影响较大，一旦国家政策调整或收入下降，这些人员会较快地离开渔业行业，转投到其它行业中去。相比世代生活在渔村，靠打渔为生的传统渔民，这些外来渔业从业者的转产转业难度相对较小。但受到文化程度的限制，他们的再就业仍然局限于单纯的体力劳动，因此，建议在引导捕捞从业者转产转业的过程中，对那些缺少一技之长的外来从业者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与职业引导。

我国虽已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普通船员专业基础训练考核发证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渔业船员发证规定》等规章制度，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些制度的主要管理对象为船东，对船员的约束力较小。以船员培训为例，一旦违法，受到处罚的是船东，对船员个人利益损失不大[13]。因此，近年来，在沿海捕捞省份，一方面，国家花大力气开展渔民培训等安全培训与职业培训，另一方面，外来从业者主动参与培训的意愿较低。调研发现，虽然很多外来从业者认为参加培训对自己工作与安全都有好处，也希望参加培训，但由于参加培训需要几天的时间，很多外来从业者在休渔期会回乡务农、探亲或打工，直到开渔季前几天才来到沿海渔村找工作，因此即使免费培训，他们也不愿意或没时间参加。同时，受到近几年近海捕捞渔业渔民用工荒影响，近海捕捞劳动力市场是严重的卖方市场[14]，外来从业者即使不参加培训也可以找到工作，一旦被查处，也不需要承担任何经济处罚，因此，未接受过任何船员培训的外来从业者依然占有一定的比例，捕捞渔船人证不符的现象时有发生，增加了海上作业的风险和安全管理的难度[15]。

在外来从业者中，有很少一部分是其它沿海渔区渔村的渔民。这些人多是渔民世家，部分人员曾转产转业上岸，但因缺少劳动技能、谋生困难又重新回到捕捞行业。他们从事海洋捕捞多年，拥有丰富的捕捞经验，普遍具有职务船员证书，工资相对较高。但与农民相比，这些渔民们缺乏土地、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16]，一旦年岁渐长不能继续从事捕捞行业或捕捞行业不景气，他们的生活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建议国家对这一部分渔民加强社会保障投入。

大量涌入的近海捕捞业外来从业者对于近海渔业资源与渔业管理的影响是复杂的。不仅带来了渔业管理上的难度，还有学者认为，这些外来从业者是造成沿海渔民隐性失海的原因之一[17]。从我们调查情况可知，这些外来从业者不仅给渔业管理带来相当大的难度，短时期内，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聚集给渔村管理也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研究这些影响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与分析。但基于调查结果，我们认为：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是外来从业者进入近海捕捞行业的主要原因，这是市场经济自发调节的结果，很难用行政、法律上的手段强行禁止。目前看来，随着渔船退捕，近海捕捞量的不断减低和管理监督机制的完善，外来捕捞从业者在较长时间内有望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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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produc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non-local offshore fishermen in Z village of Zhejiang Province

LU Ya-nan, WANG Qian, LIU Qin, YUE Dong-dong,XIONG Min-si, XIAO Li, DAI Yuan-yuan

(KeylaboratoryofEastChinaSeaandOceanicFisheryResourcesExploitationandUtilization,MinistryofAgriculture,EastChinaSeaFisheriesInstitute,ChineseAcademyofFisherySciences,Shanghai200090,China)

Non-local offshore fisherman is a solution for the problem of fishery labor shortage, but also a big pressure on offshore fishery resources. Studies on these non-local fishermen are still few. In order to learn about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se non-local fishermen, some of non-local fishermen in Z village, Zhejiang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on their basic information, fishery knowledge, employment situation, crew training and career options. It shows that non-local fishermen are mainly peasants from Hunan, Guizhou Provinces whom are old, with poor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lack of skills. They usually engage in ordinary crew work with ra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reer. Relatively high income is the main reason to attract them to engage in inshore fishing industry. The results are useful for the analysis on the impacts of non-local fishermen on fishery resources and management of offshore fishery.

offshore fishing; non-local fisherman; fishermen; produc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2095-3666(2016)02-0125-07

10.13233/j.cnki.fishis.2016.02.009

2016-03-23

2016-04-25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2014M03)。

陆亚男(1976-)，女，博士，副研究员，从事渔业信息与战略研究。E-mail:luyn@ecsf.ac.cn

S 9-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