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立

单位组织大型新闻媒体交流活动，一部分来参会的外地媒体，涉及到接送。我的部门被安排会务环节，另一部门负责接送环节。

会议的前一天，食堂里，一位李姓年轻同事问我，你说这接人，要怎么接？我说，你想怎么接呢？李同事说，我等在虹桥枢纽西交通中心，反正车在那里，嘉宾出火车站可以直接到我这。司机再开车送到你那里。我看着他，其实我是不想说的，毕竟不是一个部门，但我没忍住。我说，这些外地的嘉宾出站后，他们能找到西交通中心吗？

下午，一位周姓同事在走廊碰到我。他和李某是同事，这次被安排接送外地嘉宾。周同事喊住我，说，这些嘉宾，是不是都第二天才走？我说，对，有些一大早就要走，我给你们预留了2个宾馆房间，你们可以住那里。周同事皱了皱眉，说，能不住吗？我笑笑，说，这你们自己看，我只是建议你。反正，我是要住在那里的，毕竟嘉宾们都在。

当天一早，李姓周姓同事还算认真，去火车站的出站口接到了一个个与会的嘉宾，又让司机将嘉宾送到了我处。

参观、座谈、晚宴结束，我绷紧了一天的弦好不容易松下来，才发现李姓周姓同事不在这边。我联系了他们。他们说，早就回家了。我的脸有点紧，赶紧安排同事小吴小赵，让他们住下。我说，他们走了，只好我们来补位了。

第二天，一直忙到10点，我们将最后一批嘉宾送到火车站到达层，告辞离开。那位高个子帅气的男人紧握我的手，说，你们照顾得太周到，太周到了。我微笑，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想起十年前遭遇的事。十年前，我20多岁，初出茅庐，第一次受邀参加由一家杂志社牵头主办的，在河南新乡进行的青春笔会。在山上的宾馆一住三天，品尝野味，交流文学，着实不亦乐乎。

活动结束，杂志社的人驱车离开了，一切瞬时急转直下。我们被新乡市作协的几位主办人送至了市区一家宾馆。在大堂休息区，他们客客气气地与我们告别。此时是午间，我们这剩余的七八人，最早离开都要傍晚6点多。他们离开了，什么都未作考虑，哪怕给我们开个房间放放行李也成。后来我一想到新乡这个地方，都心生不喜。

这个事儿，也时时警示着我自己。既然是要做一件事，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尽可能做好呢？我还希望这些人都能记住，并且真正认可上海这个城市，还有上海这里热情好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