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旸

周有光与季羡林的两场“论战”

庞旸

周有光和季羡林两位老先生，都是学贯中西、令人景仰的大家，都怀一颗为国为民之心，个人私交也很不错。但他们有着颇为不同的文化观和语言文字观。季老更多地是站在中国本位，从中国、东方传统的立场看问题的；而周老更多地强调：“要站在世界看中国，而不是站在中国看世界”，立意于古老的中国如何追赶世界现代化的步伐。他们的思考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都是有价值的探索，都会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双文化论”和“河东河西”论

“双文化论”是周老的观点。大意是说，国际文化是世界各国所“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在突飞猛进，覆盖全球。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之中，享受“双文化”生活。

“河东河西”论是季老的观点。季老认为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认为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穷极分析下去。从而，他得出“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的结论。

季老的“河东河西”论发表时，正是上个世纪末，暗合了朝野对民族复兴的展望和自豪感，可谓盛传一时。但接下来，学界不断有人发文，对此观点提出质疑。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周老的“双文化论”。周老并不赞成把人类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东西两分法”。他认为从地区分布来看，有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西欧文化四种传统文化。文化的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

他认为“河东河西”论，来自文化不变的传统学说——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往返迁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轮流坐庄。这是水平传播的不变论，把东西文化看作势不两立，是不了解文化演变的历史规律所致。

周老认为人类文化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的。他描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主要方面，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最为典型，它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产业革命、民主革命，从“中世纪”逐步走向“现代”。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发展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系列发明和创造，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西方文化成为国际文化的主流，也就是国际化的现代文化。但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任何个人和国家都可以参加进去，从国际文化的客人变为国际文化的主人。

有了现代文化，不是就不要传统文化了。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是并行不悖的。现代人是“双文化人”，既需要现代文化，又需要传统文化。

双文化并存的原因，是由于各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有早有晚。“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

关于文化发展的未来，周老说：“文化是一条不断流淌的长河，今天人类还处于长河的源头。自夸现在是文明时代，那是缺乏自知之明。在第三个‘千年纪’（2001～3000）中，人类文化将进一步大大提高，那时人类会羞愧地回顾第二个‘千年纪’的20世纪是不折不扣的野蛮时代。”

汉字该不该简化

2009年，有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建议中小学增加繁体字课程”的提案。病榻上的季羡林先生就此发表看法：“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他还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

周老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发明者之一，也参与了一些简化汉字的工作。他说，作为汉字的一种辅助手段，拼音方案已显示出了巨大的实用性，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对此质疑的人不多。简化字问题，他从几个方面论述了其必要性：

一是向人民大众普及文化的需要。周老说，1955年10月，中央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他被邀参会。当时中央说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可人民80%是文盲，现代化怎么搞？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面。那时，部队里有一个叫做祁建华的教员，创造了一种速成识字法。给新兵扫盲，今天认5个字，明天认10个字，后天认20个字，三个月下来就可以看《人民日报》了。但他的方法在工人农民当中推广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新兵年轻，可以将整个精力都放在识字上面，工人、农民有工作、有家庭，这个方法行不通。

周老认为，该不该简化，要问全国的小学教师。小学教师普遍认为，简化汉字的好处是：好教、好学、好认、好写，阅读清晰。他说，汉字简化有利有弊，而利多于弊。繁体字笔画繁复、难写难认，简化后，有利于在人民大众中普及文化，也缩短了小学生识字的时间。

二是，从整个文字的趋势来看，所有文字都是删繁就简。

周老说，世界文字，包括汉字和外国文字，都有“删繁就简”的自然演变。古代两河流域的“丁头字”（楔形字）和古代埃及的“圣书字”，都有明显的简化。从历史上、理论上来看，文字都是越来越趋于简化的。

他说，汉字简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项目，开始于清末。此前，其实一直都在不自觉中“简繁并用”。书本印的是楷体（繁体），写信用的是行书（简体）。

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是清末以来长期简化运动的一次总结。这个方案采取“约定俗成”原则，肯定原有的简化习惯，加以整理，尽量不造新的简化字。

他说，大部分简化字自古就有。中国的甲骨文中，就有许多简化字，比如“车”字。他描述当初选择简化字是很谨慎的，比如“后”字，一个是皇后的“后”，一个是後来的“後”。为什么选这个“后”呢？“许多人批评我们选得不对，其实古书的《大学》一开头就用了五个简化的‘后’字：‘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种例子还有不少。

第三，汉字简化并不影响文化传承。

周老说，在三千三百年间，汉字“体式”不断变化，每次变化都包含明显的简化。他认为，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到楷书到行书。对甲骨文来说，篆书是简化；对篆书来说隶书是简化。篆书变为隶书称为“隶变”，“隶变”是剧烈的简化。《论语》原来用鲁国“古文”书写，到西汉已经无人认识，于是改用当时的通用体式书写，称为“今文”。历代都用当代通用体式改写古书，否则无人能读，如何继承？规范汉字是今天汉字的法定通用体式。用规范字，包括其中三分之一的简化字，是顺理成章的文化继承。

谈到读古书，他说，图书馆里依旧有简化以前的繁体字古书，任何人都可以去阅读。小学生没有阅读繁体字的需要，中学生自学繁体字并不困难，因为7000个通用汉字中只有少数是简体字，大部分规范汉字不分繁简。许多简化字是类推出来的。比如，认识了一个简化的“鱼”字（四点改一横），就能认识一连串“鱼旁”的类推简化字。

因而周老认为，简化字和繁体字是结合起来继承古书的，简化字没有妨碍继承，而是帮助了继承。

第四，简化汉字不可能走回头路。

对于季老和一些人的主张，周老说，繁体字是恢复不了的。他认为，这个问题最好还是去问小学教师，由教育部做一个广泛的调查，听听小学教师的意见。小学教师肯定大多数都赞成简化字。要广大群众来学，一个字两个写法是推广不了的，必须要统一标准。

他说，从1956年到今天，半个世纪，简化字在大陆已经普遍推行于教科书、报纸、杂志、一般出版物，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一团乱麻的汉字，有了全国一致的规范化，这是汉字历史的重大发展。

这里有个“书同文”的问题。大陆一直在进行汉字的“规范化”工作，提高了“汉字学”和“汉字应用”的水平。大陆人口13亿，用简化汉字已经用了半个多世纪。要让超过港台和海外华人十多倍的大陆人去迁就港台和海外，回到从前不讲规范化的时代，是明显难以做到的。书同文，是同于多数人，还是同于少数人；同于规范化，还是同于不规范化，这要在“汉字学”的深入研究中理智地培养共识。

周老甚至认为，汉字简化得还不够，但是目前要先稳定下来。有一次他问联合国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一种用得多？对方说这个统计结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便宣传。实际上联合国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里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么跟英文竞争呢？他认为汉字要进一步简化，才能更好地被世界接受，在国际上真正发挥作用。他预期21世纪后期可能还要对汉字进行一次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