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

瑞典文学院13日宣布将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引发热议。自1901年起，诺贝尔奖已经颁发了超过百年，数百名各个领域的杰出贡献者受到表彰，并且拿到了数量不菲的奖金。然而更多我们所熟知的文学大师与这一殊荣“擦身而过”，似乎就差那么一点儿，他们就得到了诺贝尔奖……

自2012年，莫言成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个中国籍作家后，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国人便有了不同以往的意义。一方面，人们不再纠结于中国作家无缘诺贝尔，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莫言一个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们对诺贝尔文学奖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一些传闻甚嚣尘上：还是鲁迅最牛，人家早早的连提名都拒绝了；最遗憾的是老舍，本来（1966年或1968年）可以获奖，结果投身太平湖，让日本人拣了个便宜；1988年，若沈从文不在诺奖揭盖儿前驾鹤西行，那年就非他莫属了……这些，都是真的吗？

前瑞典学院院长埃斯普马克曾在北京大学就诺贝尔文学奖做过一次演讲，关于提名，他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有提名权。有四组人可以提名，第一组是瑞典学院的委员们，还有一些其他相关学院的相关委员们。第二组是最大的一组，世界上所有大学里面的语言学和文学教授。第三组是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提名。第四是各个国家作家协会的主席，他们是作家的代表，有资格提名。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与诺奖有关的事情，都有50年的保密期，如果你提名了某人，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泄露，50年以后才可以说。因此，依照此说，近些年关于巴金、王蒙、李敖等获提名的消息都是在提名以后马上在媒体公布，这是有违诺奖评选规范的。我们可从这位前院长的演讲中了解到诺奖评选的年度工作程序：每年的2月1日提名工作结束，在无数的提名中，抛去重复的，大概会有200个不同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5个人）会准备好这200个人的资料，向瑞典学院的全体院士汇报。进入4月份，200人的大名单会缩减为15人的名单。到5月份，剩下最后5个候选人。最终以投票来决定诺奖得主。瑞典学院有18位院士，每次投票必须有超过12位的委员，投票才算有效。而只有得到超半数的票，12人投票要超过8票，这个人才能得奖。

这里同时出现了两个机构，一个是5人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一个是18人的“瑞典学院”。瑞典学院成立于1787年，它不叫“瑞典皇家学院”，而是独立的“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其他的奖项都是由瑞典皇家学院评选颁发，唯独文学奖由瑞典学院来操作。我也曾像许多人一样，误以为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由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来决定，其实非也。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与瑞典学院根本就是两码事，这个机构的5个人，其主要任务就是准备很多材料，而这些材料是为瑞典学院讨论用的，他们并没有决定权。换言之，决定权只在瑞典学院。

鲁迅曾拒绝诺奖提名

搞清楚诺奖的评选程序，便可以对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缘做一番梳理。先说鲁迅，这段话几乎是谈到鲁迅与诺奖时的恒定版本——“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奖提名的作家。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鲁迅婉言谢绝。”由以上程序，我马上想到这样三个问题：第一，这位探测学家是否具备提名的资格？第二，若他没有资格，鲁迅拒绝提名也就无以谈起。第三，即便获得提名，也是200人之一，并没有什么太值得炫耀的。因此，重要的已经不是讨论鲁迅的拒绝提名，而是他对于诺奖的态度。除了鲁迅，还有关于林语堂获得过诺奖提名的说法，我从相关材料中了解到有四次。第一次是1944年，这使他成为第一个被推举入选的中国作家；林语堂用英文写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出版后，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仅在美国就卖了10多万部，被国外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的《红楼梦》”。他的《生活的艺术》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仅在美国就重印了40版，被列为当年畅销书之一。林语堂的书是直接用英文写的，不存在翻译问题，而且畅销，影响大，因此获得提名。第二次是1972年；第三次是1973年；第四次是1975年被国际笔会举荐为诺奖候选人。我注意到媒体报道常慨叹出这样一句话，“由于种种原因，他仍无缘入选。”所谓种种原因，又给人留下了诸多神秘感。其实，清楚了诺奖的评选程序，也就没那么多神秘可言。因为，即便获提名，也只是200分之一而已。

老舍并非差点儿获奖

现在流行的关于老舍差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叙事版本大体是这样的：1968年（最开始的说法是1966年），中国正值“文革”。而老舍就在这一年获诺奖提名，到了最后5名决赛名单中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老舍第一。但传言老舍已经去世，瑞典方面多方打探老舍下落，后推断老舍已经去世。按诺奖规矩，只授健在者，不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四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若按照这个说法，日本的川端是捡了中国老舍的便宜。甚至会有国人心底在说，如果老舍在世，就轮不到日本人获奖了。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在以这样简单的逻辑思考不简单的问题。而这听上去又是那么顺理成章，以至于我们从来不想其中无法解释的矛盾——老舍去世是在1966年，川端康成获奖是在1968年。问题来了，有没有可能把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给川端康成保留两年？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是否“原本”要授予老舍？

事实上，回答这个问题极其简单，因为诺奖评选规则确定的是，凡与评选相关的信息、档案，都须保密50年。既如此，谁又能、并如何能知道无论是1966年还是1968年，老舍是否进入了当年诺奖评选的最后五人决赛圈？只有等到2016年或2018年老舍去世50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50周年之际，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似乎完全由“口传”遗留下来并广布流传的“历史”，才能真正水落石出。

然而，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不管老舍是否获得过诺奖提名，都无损于他是一位中国现代大师级的天才小说家。他的文学成就，更不会因他未曾获过诺奖提名而有所降低。

沈从文极可能得奖

瑞典学院18位院士中唯一通晓中文的马悦然先生，无疑在中国作家与诺奖之间，扮演着一个极富意味的角色。他的话常常“一言九鼎”，并时常掀起波澜与争议。近二三十年来，经他嘴里说出的某某将是“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中国人之一”远不止一次。结果除了莫言，其他中国作家均与获奖无缘。

也许是对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结深有所感，又因“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马悦然先生不惜“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他证实：“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辞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他认为，虽然沈从文到上世纪50年代就不写作了，但《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最精彩的一部长篇小说。沈从文没有文学家的自负清高，因为他是一个土包子，一个乡巴佬，他懂得下层人民的疾苦，懂得历史上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会写《边城》、《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他即使不写小说，写服饰研究也很出色。在中国，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沈从文，有谁能得呢？

换言之，马悦然以1988年参评诺奖的瑞典学院院士身份，没等50年的保密期到，就公开透露，沈从文在1988年成为了五位最终候选人中的一位。言外之意是，哪怕于1988年5月10日仙逝的沈从文的生命能多支撑几个月，他就将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