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磊

在民国“话剧皇帝”石挥主演的电影《我这一辈子》的开头，有一段独白：“北京啊，北京，这是咱们中国的古城啊，从元明建都到现在差不多七百多年了，中和殿太和殿保和殿，红墙琉璃瓦，正大光明……颐和园、万寿山、排云殿、昆明湖、十七孔桥……天坛、北海白塔，堆云积翠，多美啊……可是城里面的老百姓呢，穷啊，苦啊，可是真安分！”就这一句“真安分”，道出了历史包裹中，北京人面对乾坤大挪移时，所展现出的抉择与无奈。那滋味儿，真说不出来。

如今，胡同犹在，人将就木，物是人非。

这是我写完《积极分子》最开始的感受。小说里的人都是胡同里的人，我的祖父见过他们小的时候，我的父亲见过他们年轻的时候，而我只能赶上他们年老的时候。我喜欢这些胡同里的老头老太太，他们出身各不相同，但大都老实、本分、文雅、不说脏话。再大的事，他们都不会张牙舞爪，而是内敛地处理，不给别人找麻烦，把苦涩咽在心中。他们才是生活的书写者，和现在的人不一样。而作为80年代出生的我，只是想尝试着讲点出生以前的故事。

人的一辈子，也仅仅是个时代的开端。50年代是个奇特的时代。它似乎既不属于古代，又不属于现代。但那真的是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尤其是北京。它带有旧式的余韵，又是新式的开端。新式是一套完整的、全新的逻辑，胡同中的人如何接受这套全新的逻辑，恐怕是个苦涩的过程了。

“积极分子” ，这是一个即将被肯定，又尚未肯定的身份。它意味着很快成为某个群体的一员，但此时还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