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豪

摘 要：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在从公元前5世纪后的一千年发展过程中形成众多优良传统，包括求真探索精神和人文主义观念等。柯林伍德认为希腊罗马历史是人文主义的，它是人类历史的叙述，是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1]。柯林伍德提出的“神权历史”与希罗多德所开创的“科学历史”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和人类行为相关。

关键词：古典史学；修昔底德；人文主义

黑格尔从观察历史方法的角度将历史大概分为三种：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他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代表的以他们自身所熟知的各种行动、事变和情况改变为一种观念的作品加以批判，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被认为是西方古典史学的开创。然而黑格尔认为他们在描述短促时期、人物和事变个别的形态以馈后人之时，是通过表达本体愿望和精神的那种简单杰作[2]。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受到其所属社会环境和自身心理现状等因素的影响，在对所发生的史实记载和阐述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记述方式、感情倾向同样体现时代特点。

古希腊史学家对人与世间万物的关系进行了思考，通过历史人物之口论述人是世间最重要的力量。伯利克里在雅典公葬仪式上对希腊民主政治和宪法、法律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公正以及培养公民的民族精神论及，即在城邦时期的人本主义倾向不显自明，并且这种高度发展使整个知识界开始全面的转向人本主义。作为与古典史学产生于同一时代的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这里的人所指向人所具有的感知能力和判断力，外部存在以人为衡量。古希腊罗马承认神的作用，希罗多德与希腊人对神明的启示深信不疑，在历史学家的笔下这种作用的功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即使所需要表现神的旨意也只是作为支持和赞助人类意志的一种意志。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大量对神谕、朕兆等神明启示进行记载。郭海良先生通过对有关于神谕的次数、含义和意义这一独特视角解读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的古典史学中的人文主义，可以反映希腊社会所处的社会环境，即开始突出、认识作为人的意义和作用。

作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人，具有后天所衍生的悲天悯人情怀，希腊人的勇敢、爱国热情、自我牺牲的精神不断通过历史事件展现出来。修昔底德曾提及“那些出于人性之本能去统治别人，比考虑自己的权利而更多地去关注正义的人，更值得称赞”。雅典使者以人性法则为雅典辩护，涉及人性与正义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强者应当统治弱者，这是一条符合人性的法则，达尔文式的社会进化论在这里不言自明，一方面表现为希腊人的以国家权益至上的诉求，阐述了个人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目的履行与城邦国家的关系。修昔底德指出：“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类似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只是迎合群众一时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耶格尔认为，这种人性说来源于古希腊人性观念的形成这一“伟大的发现”。

修昔底德叙述历史，着力于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解释历史事件之所以然。他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时，叙述了雅典支持科西拉与斯巴达的盟友科林斯争夺对爱彼丹努斯的控制权、加强对波提狄亚的控制与科林斯发生冲突以及雅典侵害其他斯巴达盟邦等史实。希腊人一般认为，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不可避免。修昔底德以为，这些事件只是战争的表面原因，斯巴达最终决定对雅典宣战，其原因不是为了帮助盟友，而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他将诸多城邦的矛盾归结为雅典与斯巴达的矛盾，而此两者的矛盾表现的则是人性中的权力欲望和被沦为弱者的恐惧，实际上其他国家卷入冲突的原因，也可以从人性中寻求解释。

色诺芬在其论著中采用演说辞的方法，试图通过历史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为来显示其性格。在《远征记》中赞美希腊人的勇敢，尤以对希腊雇佣军种种表现加以记载，并以此说明希腊人的爱好自由的传统[3]。西方古典史学所表现的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作用，把人作为中心地位记录在史料中，从记述神事到人事这一传统在文艺复兴时代及以后有着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古希腊）色诺芬.远征记[M].崔金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