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债跳楼背后的民间借贷乱象

近日，家住河南省方城县的李志国，在被上门讨债的债主连续七天追债后，选择了跳楼。知情人说，李志国作为联合借款人和担保人，欠下了数百万元债务。这起借款人跳楼事件折射的是一个中原小城全民借贷的图景。

老板跑路，担保人以死顶债

说起李志国，熟悉情况的人们都提到了另一个人的名字——陈从欣。调查显示，陈从欣是河南泌阳人，2012年在方城县创办了旺欣电子厂。李志国原是陈从欣的司机，因为陈从欣不是当地人，由李志国作为担保人或是共同借款人身份，帮助借了不少款项。后来，已经无法还账的陈从欣将李志国提升为了工厂管理者。

李广昌是陈从欣的老乡，同时也是陈的供货商。开始几年，双方合作顺利。但是从2014年下半年起，李广昌发现，陈从欣开始拖欠供货款。刚开始每月能付九成，后来付八成，慢慢递减，最后一分钱都拿不到。

李广昌找陈从欣要钱，陈从欣告诉他，资金没有回笼，暂时先拖欠，拖欠的供货款一步步累积到23万。2015年5月，再也等不了的李广昌从泌阳来到方城，到电子厂里要钱。在要账的同时，李广昌认识了李志国。

在认识陈从欣之前，李志国已经扮演过类似的中介角色，帮助企业向社会吸收资金。褚春娟就是在那个时候借钱给李志国的。褚春娟回忆，投放的资金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数目很小，但是因为每个月都按时付息，就对他逐渐信任。”

褚春娟多年前因一场事故造成高位截瘫，36万是当时赔偿所得，她全部借出，她的母亲刘士玲也借给了李志国24万元，几乎是家里全部的存款。刘士平是褚春娟的小姨，看到褚春娟母女每月收息，也开始心动，将10万元悉数交给了李志国。

李志国每月及时返还利息，双方的信任进一步加深。2015年1月，李志国告诉几位债权人，现在的企业效益不行了，自己想要出来创业做电子厂，希望能够得到他们帮助，将70万元借给自己，每月利息不变。“我们已经信任他，就同意了。”褚春娟回忆。

李志国提到的电子厂正是旺欣电子厂。根据借款合同上条款，陈从欣和李志国作为共同借款人，向刘士玲、刘士平和褚春娟共计借款70万元整，借款合同都约定利率为每月2%，无具体还款日期，“随用随取，提前三日”。

但褚春娟她们没有想到，5月签下借款合同，仅仅到7月，李志国承诺的利息再也没有给过。旺欣电子厂一位前员工称，在2015年有一两个月，电子厂发不出工资，员工家属来闹，陈从欣只好从民间贷款渠道集资。

李广昌和该员工均表示，李志国曾告诉他们，自己为陈从欣借了300万，而陈从欣的借款总额在1300万左右。

2016年春节前，陈从欣在方城消失。所有人都明白，他跑路了。

因为陈从欣跑路，李志国作为担保人承担了还款责任。在今年3月15日的一次民事诉讼中，旺欣电子厂被判要对借款人清偿借款本金35万元，李志国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7月27日晚上，褚春娟夫妇以及他们找来的朋友，一起来到了李志国家中要债。李志国的儿子李聪回忆，一群人围在家门口，喊着还钱的话。很快，接到报警的110民警也到达了现场。110民警在了解到事情原委后，并没有主动处理，“警察叫讨债的人别闹事，要我们自己协商解决”，随后便离去。

警察离开，讨债继续。讨债一方甚至在李志国家中一楼住下，李志国的活动处处受限。8月1日晚，李志国想要带女儿出门吃东西，但是不被允许，双方发生言语冲突，讨债一方突然将棍棒带进李志国家中，使得局面变得紧张。

李志国的前妻白某在第二天报警，110出警后将棍棒收走，但是讨债者并没有离开。李志国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爬上了二楼房顶。被发现后，李志国又爬上邻居家三楼房顶，并未理会家人的劝解，突然间就跳了下去。

给李志国换衣服时，家人在其口袋里发现了遗书。最后一句话是：“我也没办法，只有死！”

李志国生前照

无处不在的民间借贷

李志国之死在方城引起了很大震动。也有知情人士表示，这起借款人跳楼事件并不是孤立事件。在方城县，民间借贷正以一种无处不在的形式渗透，几乎每一个受访对象均表示，借款人无力偿还后，与债主对簿公堂、出逃，甚至自杀的情况都普遍存在。

旺欣电子厂一位前员工称，自己身边就有多个例子，有人作为担保人从亲人中借钱放贷，最后没有收回借款；有人替表弟担保200万，表弟还不起跑路，他也躲在外面不敢回来。

成克帅是方城当地一位企业家，熟悉方城县的民间借贷，他对记者分析，在当地需要民间借贷的大致有三种人：一是正常做生意急需资金周转，但是银行贷款太慢，只能从民间借款，这些借款通常是短期，但是五分利以上的高息；二是骗子，用高息吸引民间资金后就会消失；第三种最复杂，是在上年的银行贷款还清后，下一年的贷款还没批下来时，先用高息的民间贷款填上资金窟窿，这个时候如果下一年的贷款没有批下来，就很可能资金链断裂。

在上述情况下，一些企业急需资金的需求刺激了一个新的灰色行业诞生，那就是担保公司。

成克帅表示，担保公司都是地下运行，类似民间银行，用每月2分的利息吸取社会资金，再以每月5分以上的利息向企业放贷。

据他了解，方城的担保公司中，规模大的资金有几千万元，小的也有几百万元。

成克帅说，作为贷款担保人，他在2014年曾牵线一家企业老板向担保公司借款20万，月息5分。2个月还款期到后，该企业没有还款能力，老板被多方逼债后，在方城消失。虽然最后在法院起诉成功，但欠债人留下的房子资不抵债。

“借款人和银行一样，也需要收钱放钱，他收到的民间贷款如果放不出去，不能用于生意流动，那高息早晚会压垮他。”成克帅印象里，近两年方城县跑路的借款人特别多，这与经济下行，银行借款难，生意不好做有关。

监管尴尬，纠纷难断

作为一个中部省份普通县城，方城已经淹没在民间借贷的浪潮中。查阅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中国文书判决网，从2013年网站创办至今，方城县关于民间借贷的判决文书数量达到992个。这也意味着，三年时间里，该县仅对簿公堂的民间借贷纠纷就有近千起。

因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界定复杂，最高法曾多次下发司法解释，明确非法集资的范围，以及民间借贷的范围。根据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年利率24%以内受法律保护，36%以上视为无效合同，在24%到36%之间的合同视为自然债务。

2016年2月14日，由河南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正式实施，其中对于查办非法集资案做出了处理意见，要根据企业具体状况有弹性地实施，即便认定企业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但尚能正常经营，或是有可能返还集资款项的，都要优先考虑清退集资款项。

2016年方城县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妥善处置非法集资案件，积极防范潜在风险，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据媒体报道，方城县的民间借贷状况并不是孤例，其所属南阳市同样存在隐患重重的民间借贷问题。

早几年房地产项目火热，南阳市多个房地产项目依靠吸收社会资金发展，高息借钱，疯狂上项目，但是随后销售低迷，资金链断裂，多个项目出现问题。

受南阳影响，方城房地产也火热了一段时间。方城县委宣传部一位官员称，方城民间借贷中与房地产大发展也有关，结果后来“房子滞销，卖不出去，钱还不了，所以就欠债了”。他介绍，不光在房地产行业，方城的其他行业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尤其是近两年银行借款难，企业只能找民间筹资。

方城县公安局宣传科科长姚文物认为，目前民间借贷的问题主要在于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在银行存款低利率的背景下，民间的资本投资渠道有限，政府应该进行引导，不然的话，在高息的吸引下，这些资金很容易就流向民间借贷领域。高回报伴随着高风险，一旦发生纠纷，属于的是民事纠纷范畴，公安机关也不宜介入。

方城县宣传部副部长李超峰认为，目前民间借贷的监管十分尴尬，地方金融办不负责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也没有办法监管。“民间借贷没有进行申报，政府要监管，也不知道你借贷了。”

（《新京报》2016.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