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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方案“说服”世界

2016-11-28徐方清王齐龙

党员文摘 2016年11期
关键词:主场外交习近平

徐方清++王齐龙

2013年,习近平在出访期间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后被概括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以及提出建设亚投行的倡议。而在核安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当前最受关注的全球重大议题上,中国不断提出“中国方案”。

做大中国的“朋友圈”

杭州G20峰会,中方作为东道主除了邀请G20全体成员国的领导人以及多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外,还邀请了乍得、埃及、哈萨克斯坦、老挝、塞内加尔、新加坡、西班牙、泰国等嘉宾国领导人与会,其中多数国家为发展中国家。

虽然G20成员国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占一半,但在世界范围里,在经济、政治决策当中,应该说原有的国际关系形态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强者决定权更大。

在这次峰会演讲中,习近平指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抛弃过时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是当务之急”。在提及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时,他还强调说,“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责任成为联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桥梁,也具有优势。

经过数十年的外交实践,中国外交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布局。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中国外交布局与“一带一路”战略联动日益加强。

从主场外交迈向全球

9月30日,是亚投行在57个创始成员以外接受第一批申请加入的新成员的截止日期。8月31日正式提出申请的加拿大,是目前已提出申请成为新成员的二十多个国家中的一个。如今,亚投行的成员不仅遍布亚洲,还位于东欧、中欧、非洲、大洋洲、南美等,已经覆盖五大洲。

这项来自中国的提议,从提出到正式落地,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样的效率,被一些分析人士看作是一项新的“中国速度”。而和之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创下的多项被外界所称道的“中国速度”相比,这项“中国速度”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会推动区域合作的深化,还迅速提升了“中国方案”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透露,“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已经制定。其后,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当天下午就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份8000余字的文件界定了“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等,堪称“一带一路”的纲领性文件。

这意味着,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一带一路”建设便从抽象倡议落到行动文件上。

除了这两大最受关注的“中国方案”外,近年,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到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再到伊朗核问题,不断有中国声音与中国主张发出,而且也在实践中取得积极成效。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还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组建8000人规模的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

此外,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到倡议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的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也不断在实践中进行尝试。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习近平在杭州指出。

此前,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还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方案”的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很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徐秀军指出,近几年中,中国处于主场外交的密集期,主要有几个重要的主场:第一,中国发起并创办博鳌亚洲论坛,这是一个区域的主场;第二,在2014年,中国举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这是一个跨区域的合作机制,中国进一步提出了促进区域合作和区域治理的主张和方案;第三,中国举办G20峰会,很明显,这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

通过近些年这三个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可以看出一条主线,中国的主场外交,从区域走向跨区域,再向全球迈进。

升级版公共产品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赵磊认为,公共产品供给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其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物质性公共产品、理念性公共产品、制度性公共产品。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外提供的主要是物质性公共产品,如帮助其他国家修路、造桥、供电等,是在物质性需求层面的供给。

而理念性公共产品,主要是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有效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难题,要发挥“说服性”的效力。

制度性公共产品则是公共产品的最高形态,难度最大,但一旦形成其影响力极其深远、深刻,其本质是对游戏规则的塑造与完善。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放言,“21世纪全球经济的规则应由美国来书写”。对此,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指出,“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着急地要把网络安全、海上安全、经济等各个领域的规则都抓在自己手里?他们没有说中国永远不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而是会去想,中国超过去后,美国应该怎么办”。在王缉思看来,未来,规则之争将是中美之间最重要也可能是最激烈的竞争所在。

在杭州G20峰会期间,习近平还特别指出,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中国前APEC官员王嵎生指出,如习主席所言,中国方案是在“广纳良言” 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形成的。因此,中国所说的全球治理方案或开出的“药方”,不是替世界制定规则,而是在与世界一起制定规则或推动规则改善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这个方案可以是中国提出的,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个方案定然会是世界的”。

(金卫东荐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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