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尧峰



土家族武术文化研究

刘尧峰1,2

以土家族历史及其聚居区域内所存在的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田野考察、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土家族武术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文化透视。首先，从时间序列纵向梳理土家族武术文化的历史进程与阶段特征；其次，探讨土家族武术浩繁的拳种体系及其独具民族特质的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选取余门拳、铁木拳等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土家族武术拳械为研究个案，从技术风格、文化特征、技击法则等方面进行文化解读。然后，从军事战争、兵器工业和军事武艺3个层面深入解析土家族军旅武术文化之尚武精神。最后，探讨总结土家山地民族崇力尚勇民族性格形成的现实归因。

土家族；武术文化；特征；尚武精神

土家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主体是由先秦巴人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渐演变而来的。作为一个锐气喜武、骁勇善战的山地民族，土家族长期以来一直聚居于湘、鄂、渝、黔边接壤的武陵山区，生活于祖国的内陆腹地。在严酷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及其各种战争的长期磨砺下，土家族人民逐渐养成了刚猛坚毅、崇力尚勇的民族个性，同时也创造出了极具民族特色的武术文化。土家族武术文化作为在土家族内部氤氲而成的一种文化事象，其本身不仅是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土家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体系。本文以土家族武术文化为对象，采用多维视角，从纵(土家族武术文化发展脉络)与横(土家族武术文化整体风貌)两个层面对土家族武术进行全方位的文化透视，无疑将有助于夯实、完善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丰盈武术文化理论宝库。同时还可藉以加深对土家族历史文化的体悟，丰富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推动土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 民族寻根——土家族族源及其早期发展

土家族的先民巴人早在4 000年以前就在长江三峡地区生息繁衍，这是一个以渔猎为生，强悍勇敢而又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部落。笼统地说，土家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主要经历了虎—巴—蛮—土几个时期的变迁，而每个时期之间并没有精准的时间界限。其中“虎”时代是土家族的英雄传说时期，大抵在黄帝至大禹时期，是指土家先民以自己的图腾“虎”而名族的时期，此期的虎部作为一个氏族部落与黄帝有熊氏曾经结成了稳固的军事联盟，并参加了历史上著名的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相关记叙可见《山海经》中；“巴”时代，自夏朝至春秋战国时期，此期巴人势力逐渐强大，并建立起了重庆巴子国的国家政权，拥有着相对广阔的政治空间，能够在政治与军事上与邻近的楚、蜀分庭抗礼；“蛮”时代，自秦汉至隋唐时期，巴国为强秦所灭，巴人后裔定居于湘、鄂、渝、黔边区，被称为“巴蛮”、“南郡蛮”和“武陵蛮”；“土”时代，自宋元到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土家族地区施行土司制度，委任土家族首领为土官来治理其地，此时的土家族人民被称为“土人”、“土蛮”、“土丁”等，此期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逐渐得以形成。

2 文化寻踪——土家族武术文化的历史寻绎

2.1 土家族武术的发生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武术的萌芽与产生从一开始便与人类的生产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远古时期，土家先民为了生产与自卫，在各种采集、狩猎及其抵抗毒虫猛兽的原始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并积累了各种原始的徒手与使用简单工具进行搏斗与刺杀的技能，成为其原始武术的活水源头。

2.2 土家族武术的发展

2.2.1 封建社会前期的土家族武术

战争是催生武术发展的温床。春秋战国时期，土家族的先民巴人因在灭殷战争中的功绩而被周朝分封为巴子国，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权，巴国曾与邻近之蜀国、楚国发生过激烈的战争。正是得益于这些战争的刺激，促使了其武术兵器与技艺的发展，巴人创制的柳叶形剑、巴式铜矛、铜箭镞、三角形援戈等都是极具民族特色的武术兵器。这一时期，巴人的武术与邻近之楚、蜀以及苗、越等土著部落的武术，在不断的斗争、交织与融合中得到发展。

秦汉之际，封建统治者严厉禁止百姓习武，持续的高压统治不断激起土民的反叛，土家族人民在其首领的率领下，以大山为依托，对抗着封建王朝的征剿与讨伐。土家将士弓弩娴熟，其创制的毒弩药箭、蛮刀藤牌等兵械在战斗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此期涌现出了不少土家族武术名人，诸如田强、相单程、覃儿健之辈，个个武艺超群。其中五溪酋首田强及七子，皆勇猛素著。而娄中精夫(土家语：首领)相单程更是精武艺，善骑射[17]。进入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已，由于“徭赋过重，蛮不堪命”[23]，从而引发了较多“蛮夷”民族起事与反叛事件的发生。此期土家族著名军事领袖人物有三峡的向宗头、向光候，酉水的田头拟、田思飘，溇水的田向求等，他们传授族众武艺并率领他们与统治阶级抗衡，对传播与发展本民族武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唐宋时期，土家族武术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波澜不惊的状况，但唐代武举制度的实施在客观上也对土家族地区的习武之风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元代实行高压统治，土家族地区5户人家共用1把菜刀，而且还有专人看管，导致土家族武术受到严重摧残。元朝末年，为了推翻元朝的残暴统治，各地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土家族地区更是“诸峒蜂起”，广大土家族人民以“木弩竹矢”等简陋而原始的武器与元军周旋，从而加速了元朝的灭亡。这样，土家族武术又在反元起义的战争中得到充实与发展。

2.2.2 封建社会后期的土家族武术

明代，土家族土兵积极响应朝廷征调而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了著名的抗倭战争和援辽战争，战斗中土家族土兵以其独有的镰钩枪弩、蛮刀藤牌和白杆枪等武器，使土拳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同时此期也涌现出一批武艺卓绝的土家族军事将领，诸如彭翼南、冉跃龙、田九霄、秦良玉等。

清代，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加剧，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土家族地区爆发了以来凤为中心的规模较大的白莲教起义。覃加耀、田谷墩等土家族教首广聚教徒，以各大溪峒、险峻山寨为据点，赶铸刀矛、操练武艺。与此同时，湘、鄂、渝、黔边以其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也吸引来了各路英雄豪杰，以致许多外来武术门派流入土家族地区，从而使得土家族地区大兴习武之风。清代土家族武林高手众多，据《永顺县志》记载，雍正年间，末代土司王的得力战将科洞毛人“鲁里夹巴”，勇力过人，头盔重达数十斤，能举千斤重物。自乾隆至光绪的173年间，永顺县土家族中武举者就达到23人，而该县连洞乡望溪村土家族武秀才印尚惠，能开硬弓，百米开外箭无虚发[13]。又据《永定乡土志》载，大庸市郊的保福山寺中，道光年间曾经住着一位叫余世万的道人，其拳勇过人，能敌数十人，当地匪盗匿迹。

2.2.3 近、现代社会中的土家族武术

民国初年，武术开禁，在强国强种的时代背景下，武术被冠以“国术”这一殊荣。土家族地区习武之气蔚然成风，各县、市国术馆所相继培养了一大批土家族武术人才。20世纪30年代，土家族人民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到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之中，他们以大刀、长矛、梭镖等最为原始的武器参加战斗，先后建立了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在广大土家族地区还出现了“神兵”这一特殊的宗教武装组织，如湘西的“神兵大刀队”，鄂西的“联英会”等。神兵成员头裹红巾，身披神符，以大刀梭镖为武器，操练武术与气功，并提出“抗粮、抗兵、抗税”的口号，以此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辩证地看，在偏僻落后鬼神思想浓厚的土家山寨，“神兵”现象虽不免带有一种迷信荒诞色彩，但神兵的存在客观上对复兴和传播土家族武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武术作为一项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断朝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土家族武术亦在地区教育、竞赛、健身等各个领域发挥出它的功用。期间虽历经十年文革的浩劫，但劫后重生，在国家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土家族民众习武热情空前高涨。如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及各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又为土家族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平台。

3 原始朴拙——土家族武术文化整体风貌

3.1 土家族武术拳种概览

在自然历史环境及其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下，土家族地区逐渐形成了种类繁多、特色鲜明的武术拳种体系。土家族的拳术俗称“土拳”，土家族自称为“打哈”(土家语)。据初步统计显示，目前与土家族相关的武术拳械套路共计近120来种，其中拳术套路51种，器械套路36种，稀有器械套路32种。土家族的某些拳种其本身内容较为宏富，且自成体系，例如，土家族余门拳就包含功力拳和各种器械共计40余套。另外，在土家族武术拳种中，还存在着一些与外来武术拳种名称相同或相近的套路，例如，鸡形拳、板凳拳、天门五行拳、左把四合枪等，这是由于文化传播与交融的结果所致。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形成之后，其本身都不可能完全静止孤立地存在，传播与交融是其必然趋势。虽然土家族生活的地理人文环境相对比较封闭，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受蜀文化与楚文化的影响较大，特别是清代改土归流以来，土家族地区加强了与外界的沟通与往来。一些外来拳种流传入土家山寨，经过历史的变迁，土家人民的不断创新与改造，早已名存质异并被打下了土家族文化的烙印，真正实现了“和而不同”，融合而成为具有土家民族风格的武术了。

3.2 土家山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解读

3.2.1 浓郁的民族性

土家族武术文化作为土家族传统文化体系的一个分支，与土家族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婚丧文化、巫傩文化以及歌舞艺术等文化事象一样，本身即拥有其民族文化的若干特性，即土家族武术文化携带着土家族文化基因的印迹，能够体现出土家族文化的基本内涵。

首先，土家族人有着较为浓厚的白虎信仰情结，他们视白虎为图腾，土家族的武术文化亦被打上了白虎信仰的印痕，体现出较强的白虎信仰情结。例如土家族拳师大多喜欢在其兵械的柄上刻上虎形纹饰或镶嵌出虎头形状以借虎威，而土家族武术拳种中也有许多以“虎”命名的拳术和招式，诸如白虎掏心、白虎跳岗、猛虎跳涧等，聪明的土家族拳师还创编出了独具特色的土家族白虎拳、双虎凳、五虎擒羊棍等，可见土家族的武术文化与其民族的信仰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土家族人崇拜英雄，往往将自己民族的英雄当成神一样敬重，例如他们将武功高强的8个部落的首领敬之为“八部大王”，并在各村设“土王庙”，建摆手堂，每年一小敬，2～3年集中摆手时一大敬，集中摆手实际上也就是土家族举行的一场盛大的比武盛会，在此期间，土家族人们要进行各种武术内容的展演与比赛，以比武的形式来纪念民族的英雄。又如，土家族为了纪念反明起义的土家族英雄覃垕，于是将每年的6月6日，即覃垕牺牲的日子定为“晒龙袍日”，届时家家户户都要晒棉衣，同时还要进行各种武艺比试，以示怀念，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土家族武术文化浓郁的民族特色。

3.2.2 鲜明的地域性

“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16]。指出了人和地域环境的密不可分。土家族武术是在土家族聚居地区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其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特定地域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从而使得土家族武术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

首先，土家族武术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特定地域自然环境的制约。由于土家族长期聚居于湘、鄂、渝、黔边的武陵山区，其间沟壑纵横、草茂林密，野草、杂石等处处掣肘。为适应特定地理环境的需要，土家族武术突出地体现出山地武术以短打近攻和短兵格斗为主的特征。由于地势的险要，习武者要在狭路、险峰、绝壁之处克敌制胜，故土家族武术不可能表现出大开大合，放长击远的风格。相反，贴身短打、动作紧凑、灵巧快速是其特点，充分体现出“拳打卧牛之地”的技术特色。与此同时，为适应土家族地区独特的地域自然环境，土家族武师们还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发明了诸多适应山地自然生存环境的稀有武术器械，诸如燕尾斧、鸡爪棍、板楯枪、竹马鞭等。

其次，土家族武术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受到了特定地域人文环境的影响，体现出鲜明的地域人文特征。土家族作为一个半耕半猎的山地民族，狩猎是其民族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狩猎也对土家族的武术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渗透作用，例如现今土家族地区广为流传的“十二埋伏拳”，即是由土家族地区设卡捕猎的狩猎技术演变而来的一套古老拳术[10]。又如土家族居住地区多有“畏鬼神、喜淫祀”的风俗，故而其武术又多带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亦武亦巫，巫武结合是其特色，表现出一定的附魁性。土家族巫师梯玛做法事时“踩八卦”，与武术拳种八卦掌相似，其“跳五方”又与武术拳种五行拳如出一辙。此外，土家族武术还与土家族人的生活习惯关系密切，例如土家族人多有缠头帕的生活习惯，头帕为一根长约2 m的青丝帕，土家族武人据此又发明了“头帕”这种软兵器，即在头帕的一端裹上石球、铁球等坚硬器物，从而变成了类似于中原地区的流星锤和链子锤一类的软兵器，表现出鲜明的地域人文特色。

3.2.3 文化的交融性

由于文化具有流动性与传播性的特点，在土家族武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某些外来武术流派的影响，从而使其与某些外来武术存在着交融性的特点。土家族武术大师们在本民族武术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武术文化的营养与精华，经过民族化、本土化的改造，从而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糅合到自己民族的武术之中。

土家族武术与外来武术进行文化交融的途径主要有4种。1)外出求经，即土家族青年武术爱好者外出寻师访友，学成之后主动将外来武术引入土家山寨。例如创编“鸡形拳”的土家族武术大师张海泉，年轻时期就曾系统学习过山东、河南等北方武术技艺。精通峨眉派武术的秀山土家族拳师蒋友发，在15岁时便拜峨眉派拳师朱邻芳为师，学成后返回秀山传播武艺；2)地方政府部门开馆培养武术人才，积极引入外来武术拳种，例如民国时期土家族聚居地较有影响的国术馆校就有秀山武馆、永顺县国术馆、大庸县国术馆等，对加强土家族武术与外来武术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3)某些江湖艺人、云游僧道漂泊土家山寨教徒授艺。例如武当真人张松溪晚年就曾在川、鄂、湘、黔一带收徒传艺，从而使得武当武术得以在土家族地区流传；4)由于湘、鄂、渝、黔边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之成为一些绿林好汉逃避官方缉捕或仇人追杀的理想之地，是武林人士躲避“江湖”是非的乐土。明清以来，历次农民起义被镇压后，一些义军中的武林高手被迫逃往湘、鄂、渝、黔边的武陵山区避难，并隐居于土家族聚居地区收徒授艺，客观上加速了土家族武术与外来武术的交流与融合。

3.2.4 独特的技击性

土家族武术尤重实战，较少虚花动作，其独特的技击特色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1)区分部位，攻防有方。土家族武术技击时要求严格区分身体部位，将人体分为上、中、下3路，其中头部为上3路、躯干为中3路、躯干以下为下3路。同时又有洪门与边门之分，身体正前方为洪门，左右两侧为边门。实战中特别强调攻防方法应用的针对性与目的性，要求针对身体不同部位采取不同的进攻与防守策略；2)摆桩择手，审时度势。土家族拳师在与人交手或比武之时，按照规定首先应摆桩，桩摆好之后，让对方来解，即所谓的“择手”。择手解桩的方法又分为文解和武解两种，其中文解一般多用于朋友之间的比武较技，相互之间点到为止或者仅仅是以口头的形式来阐述相应的破桩之法，而武解则用于真正的实战对决。同时讲究审时度势、因人而异地选择各种桩式和相应的择手方法；3)小鸟过林，三杀一收。所谓“小鸟过林”是指习武者拳脚迅捷、身法轻灵，与人交手时要象小鸟在树林里穿梭一样敏捷，灵活自如。“三杀一收”则是指在防守反击中暗藏三招毒手——绝招，但现实中土家族武师与人交手时往往讲究先礼后兵，除非是性命相搏，一般与人交手时是严禁使用如此毒辣招式的；4)抢边占先，赢取先机。由于土家族地区独特的山地自然环境，以及土家族人普遍具有身材矮小但同时又灵巧快速的特点。为了抢占先机，造成居高临下的态势，土家族武人与人交手时往往喜欢抢边，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土家族武术中亦有许多专门抢边占先的招式，例如临敌时步法讲究进低退高、前轻后重、轻灵稳固。同时要站高看远，眼观四方，以便适应复杂的地形，不至于为山间乱石杂草所羁绊，给对手留下可乘之机。

3.2.5 武德的制约性

清代的改土归流，打破了长期以来“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封闭状态，从而使得汉族文化得以进入土家族地区，并对土家族本土文化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洗礼。由于受到汉族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土家族拳师们在长期的习武行拳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武德行为规范，并以此来约束着土家族武人的道德行为。例如土家族铁木拳即要求其弟子恪守“尊师重道”、“谦虚恭敬”、“讲礼守信”、“忠义纯笃”的行为准则，一言一行都要合符道德行为准绳。要求其门下弟子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分美丑、辨善恶，具备良好的武德观念。“一惩恶来二扬善，益寿又延年”成为铁木拳弟子毕生的追求。

总体而论，土家族武人主要遵循着“四授四不授，四打四不打”的武德门规。 “淡玄授道，贵乎择人。”[32]谨慎择徒是严格武德的第一关口，土家族武术大师们在选择徒弟时严格遵循着“四授四不授”的规定，所谓“四授”，即忠诚老实者授、谦虚谨慎者授、讲仁义重礼节者授、重武艺勤奋好学者授；“四不授”则指天资愚钝者不授、心险手毒者不授、狂妄喜露者不授、不讲礼义者不授。与此同时，还以“四打四不打”来约束习武者的道德行径。所谓“四打”，即取我性命者打、故意惹我者打、欺人太甚者打、侮辱人格与民族者打；而“四不打”则指实力弱小者不打、败阵逃命者不打、满面笑容者不打、妇女儿童不能打。正是这些武德规范编织出的一张道德伦理之网，约束着土家族习武群落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径，并成为他们实践武艺的行为指南。

4 见微知著——土家族武术拳种个案解析

4.1 朴实无华的土家族余门拳

4.1.1 源流探析

余门拳是广泛流传于湘、鄂、川、黔边土家族聚居地区的一个传统武术拳种，属于峨眉拳系的一个土著拳种。据传土家余门拳是由汉末三国时期著名医家华佗的“五禽戏”演变而来，由于该拳最初传自宣汉县余氏家族，故名余门拳。据民国《宣汉县志》、《四川武术大全》等典籍的记叙，余门拳的创立时间为清乾隆时期，清乾隆40年(1775年)，余氏后裔余有福在家传武术的基础上，融合五禽戏的功法正式创立了土家余门拳。在以后的传习过程中，经历代拳师潜心钻研、不断补益，最终发展成为一门特色鲜明、内容宏富、风格突出，且拥有40余套徒手与器械套路的武术拳种，成为土家族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武术拳种之一，是土家山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4.1.2 余门拳的技术体系与文化内涵

4.1.2.1 手型步型特点及其文化内涵

余门拳主要有凤眼拳、支子拳和瓦棱拳3种较具特色的手型。“凤眼拳又称‘鹤眼拳’，属南拳手型，亦属于形意拳手型。”[31]支子拳类同凤眼拳，为余门拳中迎敌的重要手势，食指或中指第一指骨结环凸出拳面，其余三指攥紧掌心，称为“手拿三字经”，大拇指紧靠食指旁。实战中凤眼拳和支子拳主要用来击打穴位，穿透性强。瓦棱拳又称为熊拳，类似熊掌，四指并拢卷曲，以食指紧扣于虎口内侧，其余三指依次微突起，拇指微屈紧扣于食指第二指节骨上。实战中常以瓦棱拳进行各种贯拳、盖拳和鞭拳等动作，还可用拳眼部位突出的大拇指骨节攻击对手颈动脉，极具杀伤力。余门拳步型与长拳类似，但重心稍高，不刻意追求四平八稳，其步法主要是用于实战的各种上步、退步、跨步、闪步、盖步、纵步、跃步与垫步，演练过程中要求步法稳健，进退自如。

4.1.2.2 手法、腿法特点及其文化内涵

余门拳上肢手法极为丰富，主要包括各种形式的拳法、掌法与肘法。其中，拳法有直拳、摆拳、劈拳、盖拳、抄拳、弹拳、鞭拳及撩拳；掌法有插掌、标掌、挂掌、推掌、扇掌、劈掌、砍掌、搓掌、撩掌、弹掌、挑掌等；肘法在余门拳手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实战时肘主要起着承上启下、贯通劲力，近身攻击的作用。余门拳谚云：“远用手、近用肘”，“贴身短打近膝肘”，“宁挨十手、不挨一肘”，充分说明了肘在实战中的作用。余门拳肘法主要包括各种架肘、顶肘、挑肘、沉肘、砸肘、滚肘、担肘、撞肘与扫肘等。余门拳下肢腿法相对较少，起腿半边空，为防止对手接腿而失去重心，故而余门拳实战过程中腿法使用相对较为稀少。余门拳上肢手法丰富的特点充分反映出其南派武术的技术特色。

4.1.3 套路运动特点及其文化内涵

就套路结构而言，除一般的功力拳外，余门拳套路大多动作数量较多，重复动作亦较多，且动作多左右对称，有左必有右。套路动作方法表现出上肢手法丰富，腿法与跳跃动作相对较少的南派武术特征。演练时往往会在步型不变的情况下连续完成若干个上肢动作，体现出“手法多变、一步几变手”的特点。由于套路整体架势低矮，故而腿法相对较少，演练时要求“起脚不过膝、起腿不过腰”。

就演练节奏而言，土家余门拳套路演练过程中没有急起急落和较大幅度的起伏转折，没有长拳那种“静如处子、动若脱兔”之明快，亦无太极拳那种绵绵不断之韵律，演练时讲究顺其自然，一步一势，配合呼吸一气贯通，其节奏总体上较为平缓，显得波澜不惊。

就运动路线而言，余门拳各套路大多都是沿左右线性运动，演练结束回到原点做收势。余门拳各套路中运动路线较有特色的是“火盘架子”和“七星链”两个套路，其中“火盘架子”又名“翻沉子”，为余门拳第一套基础拳法，其运动路线是走四方形。所谓‘火盘’，其实是土家族堂屋(客厅)中的火坑，是土家族人冬天围坐烤火的地方，一般呈四方形，而‘火盘架子’即是据此创编的用以在火坑四周演练的一个套路。“七星链”套路运动路线相对较为复杂，因其演练过程中练习者脚步按照北斗七星方位移动而得名，故而其套路的运动路线则是按照北斗七星之轨迹形状移动。

4.1.4 余门拳技击法则表达的文化内涵

4.1.4.1 拳走边锋打正中，轻出重击力道猛

步活拳快、步慢拳滞，中国武术无不视步法为实战中能够取胜的关键。在技击实战过程中，余门拳进步一般走三角形，以活步为主，讲究“守正中、走边锋、打正中”，即不直接面向对手出击，而是避开其锋芒，以对手为三角形的一点，活步闪至其身体左右两侧面进行攻击，其目的是扰乱对手正常的进攻节奏，寻找可乘之机果断出击，体现出土家余门拳独特的技击风格。同时余门拳出拳时讲求短手寸劲、轻出重击，出手时看似轻柔无力，击打时则用重拳，要求发力充分刚脆，后发先至，突出击打效果。

4.1.4.2 矮步截击是关键，变化之中出神奇

拳谚有云：“起腿半边空”、“出腿七分险”，由于土家族人普遍身材矮小，出腿不占优势，故而实战中较少起腿。出腿往往只是为了进行截击，对敌时一般要求起脚不过膝，起腿不过腰。若遇对手起低腿，则以脚掌进行截击，截击的同时迅速踹其支撑腿以使其失去重心。若遇对手起高腿，则矮步迅速跟进，并用肩背靠向对手，以对手裆部或大腿根部为支点发力向前上方顶靠，利用弹抖劲借力还力将对手击倒；余门拳实战过程中讲究一招多变手，虚实结合。同时讲究沾手打手，连续攻击，要求仅通过手掌和手腕动作的变化能够在1 s内变换4个动作进行攻击，不仅要讲求速度，还要追求力度和效果，由此可见，变化之中出神奇，变招乃是余门拳技击制胜之法宝所在。

4.1.4.3 以巧打快赢先机，出一看三似走棋

余门拳技击歌诀云：“一打眼睛，二打迈，三打腰身，四打快。”充分体现了其以巧打快、以快制慢的技击特色。余门拳实战对敌时要求不贪打，但有机必打。意思就是说要能够审时度势，没有很好的机会一般不要轻易出手，但一旦机会来临则必须果断出击，否则机会稍纵即逝。同时，余门拳实战过程又如同高手走棋，要求走一步看三步，要善于观察和预测对手的招式，通过对手的眼神、脚步和出招，能够预测其后面的招数，从而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招数，这样才能赢得先机，掌握主动。

4.2 刚猛如铁的土家族铁木拳

4.2.1 源流探析

铁木拳是流传于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区较有影响的土家族传统武术拳种。据传铁木拳为元代蒙古英雄铁木真所创，故而该拳以“铁木”冠名，后随战争等原因流传入土家族地区，至今已逾800年历史。但这种说法的确切性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毕竟长期以来有关中国武术拳种的起源，神传仙授、附会依托的现象并不鲜见。从实地考察和调研情况来看，铁木拳具备一般武术拳种的内容体系，应为土生土长的本地武术拳种，同时其技术特色又带有典型的南方拳派的风格，综合各方面因素，笔者认为，铁木拳应属于长江中下游地方南拳拳种之一，是土家族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武术拳种之一。

4.2.2 铁木拳的技术体系与文化内涵

4.2.2.1 手型步型特点及其文化内涵

铁木拳较具特色的拳型是尖拳，尖拳又称凤点头，中指第二指节向外凸出成尖，其余四指向内卷曲捏紧，由于受力面积小，实战中该拳主要用以击打穴道。柳叶掌是铁木拳较具特色的掌型，其特点是拇指弯曲，食指与无名指靠拢，中指位于食指与无名指上方，此3根手指叠在一起，实战中柳叶掌除增加出掌的力度外，还可用于防守中迅速摆脱对手的抓握。铁木拳的爪型主要是秤钩爪，无名指与小指卷曲紧贴掌心，其余3指弯曲外撑呈秤钩形状，此手型主要用以实战中的擒拿与锁喉，具有较强的实战性；铁木拳拥有蝶步、跪步、独立步等诸多南拳步型，其雄鸡步从外观上看类似武术的虚步，两脚前后开立，后腿稍屈膝，前脚脚尖轻点地面或稍提起，重心落于后腿，雄鸡步的作用主要是便于移动和利用前脚连续踢击对手。为便于实战，铁木拳的步型没有长拳那么规整，身体重心较高，这样便于移动，有利于技击。

4.2.2.2 手法腿法特点及其文化内涵

铁木拳上肢技法丰富，掌法包括各种剁掌、劈掌、插掌等，要求汇集全身之力于手掌进行击打。铁木拳冲拳的方向一般不向正前方，而是向身体侧方冲出，冲拳结束时要求双脚与拳所形成的3个点呈三角形而非一条直线，同时为防止卸力，要求冲拳结束时手臂不能完全伸直。炮子捶是铁木拳较特殊的拳法，其动作类似于南拳的抛拳，要求直臂向前上方或下方抛击。此外，铁木拳还拥有各种形式的肘法、勾法及爪法；铁木拳下肢腿法主要有各种铲腿、蹁腿、钉腿、截腿、地盘子(扫腿)等，其中铲腿主要是铲击对手膝关节以下部位，其力点在脚外侧部位。地盘子(扫腿)重实用而不重美观，以扫倒对手为终极目的，因此实战中其扫腿的轨迹往往只有半个圆。

4.2.3 套路运动特点及其文化内涵

铁木拳各套路结构紧凑、凝练，动作数量适中，重复动作较少。在劲力把握上，铁木拳套路动作显得势猛力沉，发力刚脆，但刚而不僵，通畅顺达，一招一式充满遒劲，同时，在套路的演练过程中往往还会伴随着吐气而发声以助威助力，体现出鲜明的南派武术技术特色；套路的演练节奏整体上显得快慢相间、松紧自然。铁木拳运动轨迹讲究走四方四隅，《中国武术大词典》中认为四方也即四正，指东、南、西、北4个正方向，或指身体的前、后、左、右4个方位，而四隅则指东南、东北、西南、西北4个斜方向[31]。套路演练时要求练习者将其身体的东、南、西、北4个方位全都打到，最后返回原点收桩，而不是做直进直退等简单的线性运动轨迹。由此不难看出，铁木拳四方四隅的套路运动轨迹正好映射出其重变化，尚灵巧的技术文化内涵。

4.2.4 铁木拳技击法则表达的文化内涵

4.2.4.1 勇与神合胆为先，眼与心合意相连

铁木拳技击把胆气放在第一位，叫做“一打胆”，追求勇与神合、胆气为先的技击理念，要求从气势上压制对手，拥有无所畏惧的勇气和敢打必胜的信心。“神”即眼神，透过它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一般而言，神采奕奕的眼神昭示着一个人的自信与镇定，临敌时才不致于自乱阵脚，才能冷静地运用各种对敌的技战术。而恍惚迷离的眼神则透露出一个人的心虚与胆怯，还未交手即从气势上败下阵来。故而铁木拳临敌时要求处变不惊，精神抖数，只有这样方能赢得先机；与此同时，铁木拳对敌时还应做到眼与心合，要求心之所想不通过眼神表现出来，即不让对手轻易识破真实攻击意图，而当铁木拳的修炼达到化境之后，对敌时便可做到心到手到眼到，也就是随心所欲、以心行拳的境界。

4.2.4.2 声东击西分虚实，见招拆招有还击

实战中铁木拳讲究声东击西，虚实结合的战略战术，指上打下、指左打右是其技击特色之所在，对敌时还应善于辨别对方的虚实，从而达到避实击虚制胜于人的技击效果。铁木拳与人交手时尤其讲究防守反击，在防守的同时一般都会承上启下地带有一个反击动作，铁木拳弟子在平时的训练过程中即有针对性地进行各种拆招喂招练习，并总结出了针对各种进攻招数的相应防守反击动作，达到招熟后便可在实战中见招拆招、运用自如。

4.2.4.3 突袭快准重变化，一招制敌勇泼辣

与土家族余门拳相似，铁木拳同样崇尚出手变招，一招多变手，以变制敌的技击追求。实战中一旦出现了较为适宜的进攻机会，则应当机立断，快速准确地突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倒对手，否则机会稍纵即逝；另外，铁木拳在实战中多青睐于攻击人体的禁击部位和薄弱环节，要求一招制敌，例如其套路体系中即拥有“挑心肘”、“喉钳手”、“炮子捶”、“蜻蜓点水”等诸多“泼辣狠毒”的招式，同时实战对敌时还拥有许多反关节擒拿招式，诸如反手压臂、铁牛奔栏、苏秦背剑等，其目的是使对手迅速丧失反抗能力，反映出土家族铁木拳高度重视技击实战的文化内涵。

4.3 土家族其他稀有武术拳械选析

勤劳勇敢的土家族人民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创造了许多风格独具的稀有武术拳械，成为土家山寨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的某些武术器械更是样式奇异，相对于一般武术器械而言拥有较为特殊的形制和功用，这主要是土家族武人为了适应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而创制的，其中的许多器械都是直接由生产工具或日常生活用具演变而来。

4.3.1 燕尾斧

燕尾斧，又称为“斧耙锄”，属长器械，是土家族稀有武术器械之一。据《古今图书集成》载：“此器械自有倭时始用，在闽粤川贵云湘，旧皆有之，而制不同。”[2]土家族“燕尾斧”是由斧头、钉耙和锄头3种生产工具组合而成，其用法可砍、可钩、可挖，一器多用。据传该器械是由土家族草药师最先发明的，由于土家族地区坡陡路险、山高林密，常有毒虫猛兽出没，草药师采药常常需要翻山越岭、攀岩淌沟，为了便于采药同时防身自卫，药师上山采药需携带柴刀、钉耙和挖锄等器具，其中柴刀主要是为了开路之用，而钉耙和挖锄则主要是为了采药和防身。为了方便起见，聪明的药师便将3种工具整合为一种，即为“斧耙锄”。从其形制上来看，该器械前方为锋利的斧头，在斧头的另一端加一锄头，锄尖有角，形似燕子尾巴，5根耙齿则位于斧与锄之间，如同燕子脚爪，然后在器械的正下方穿一长柄，因其整个形状象燕子，故后人名之“燕尾斧”。

燕尾斧的风格特点是一器多用，技法多变，势大力沉，粗狂豪迈。由于“燕尾斧”融斧、耙、锄3种兵器于一体，故而其技法也就兼具斧法中的劈、砍、剁、抹、砸、截，耙法中的推牵、扁杀、斜压、下筑、盖耙、推挡，锄法中的钩、挂、挑、刨、推等技法。燕尾斧套路有八部开山斧、八门金锁斧和八门开山斧等，其中八部开山斧和八门金锁斧是按照八卦之“休、生、伤、杜、惊、死、景、开”几个方位创编套路，而8门开山斧则是按照身体“上、下、左、右、前、后、进、退”创编，体现出鲜明的技术特色。

4.3.2 宫天梳

宫天梳是一种形似梳子而小巧灵便的防身武器，它来源于土家族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由土家族巫师(梯玛)的法器“黄杨木梳”演变而成。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旧时土家族人的生存十分不易。同时，又因为土家族聚居地区巫鬼文化的盛行，当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祸患疾病、灾难不幸以及各种怪异事件难以理解的时候，往往都会诉诸于神灵，能够与神灵沟通交流的便是巫师梯玛，而巫师在与神灵沟通过程中所使用的法器便是“黄杨木梳”。据传为了解除民众疾苦，掌坛巫师曾叩开33重天，跪拜于太上老君殿前，诉说着人间的疾苦。为其诚意所感，于是玉皇大帝送他一对黄杨木梳子，用以梳洗人世间的种种疾苦与矛盾，由于梳子为天宫所赠之物，遂取名为“宫天梳”，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后来土家族武林人士发挥聪明才智，将其改造成一种小巧的武术器械并创编套路流传于世，即成今日之宫天梳。宫天梳的制作材料一般为坚硬木质、铜、钢或者牛羊角等。就其形制而言，梳身长约30cm，有梳齿若干，在梳身两端各有锋利的棱角，梳身有便于四指穿握的椭圆形小孔，以手握宫天梳，拳面部位有刺状的梳齿，拳眼和拳轮部位有突出的尖棱。由于其小巧轻灵、携带便利的特点，深受土家族武术爱好者的青睐。

宫天梳的技术风格是威猛霸气、灵活狠准，进攻方式多样，实战中兼具峨眉刺两头扎及其渔叉多刃刺的功用，可上叉下插、前刺后扎、左梳右缠等。宫天梳的常用手法包括各种刺、插、拉、扎、绞、架、梳、缠等，实战性极强。现今土家族地区流传的宫天梳套路有拦门梳、四门梳及其南洋梳等，并形成了较为凝练的梳谱，从中可以窥见宫天梳的技术端倪。

4.3.3 八角拐

八角拐是土家族稀有武术器械之一，它源于土家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其最早的雏形是土家族蓑衣匠制蓑衣的器械绞绳架，由于其具有灵巧便捷，上下左右均可发力的特点，后来土家族武师余世万受其启示，在“丞相拐”上加上轴，露出8个角，遂取名为“八角拐”。土家族八角拐采用钢质或杂木制成，通过4根中轴交错排列，整体呈“井”字形构造，拐长2尺，宽1尺左右，前后左右共有8个角(笔尖刺)，其中靠内臂的一根角较短，只有前端有笔尖刺，而其他3根轴的两端均有锋利的笔尖刺，拐的后端铸有一个可供前臂穿握的椭圆形孔，以方便使用时套在手臂上。八角拐因其多角，可挡枪、棍等兵器，抡使起来多角滚动，以角伤人，难以防范。

八角拐的技术风格是勇猛泼辣、攻守兼备、拐法多变、以短制长。演练八角拐时，可单手持械，亦可双手操练，同时还可搭配其他器械诸如铁尺等使用。八角拐技法多样，主要包括刺、挑、顶、架、扎、绞、拨、掼、云、砸、扫等，临敌时可充分发挥八角拐前刺后顶、上挑下扎、左绞右拨、滚角抡击的优点，使人有遍身是角、角刃生寒、寒气逼人之感。八角拐的典型招式有黑狗钻裆、海底捞月、牯牛钻心、羚羊献角、鹭鸶伸腿、猴儿上树等。

5 天性韧勇——土家族军旅武术文化之尚武精神寻绎

土家族的历史是一部盛武的历史，崇武尚勇、贵兵轻死是自巴人到土家一以贯之的民族性格，尚武精神成为其民族生命发展的神经中枢，是其民族赖以生存的手段。这个以猛虎为图腾的民族不仅骁勇善战，而且勇猛睿智，先后参加了一系列的征讨防御战争，并且创造出了昌明的兵器文化和高超的军事武技，成为其民族尚武精神的物质表征和文化缩影。

5.1 以战扬武——土家族尚武精神的历史红线

5.1.1 兵戈频动的土家先民巴人

土家族的先民巴人是一个既桀骜又忠诚，性格刚烈，尚武精神极为浓郁的民族。在整个先秦时期及其封建社会早期，巴人兵戈频动，武风浓烈，军事活动极为频繁，先后参加了一系列的征讨防御战争，成为其尚武精神的生动实录。

5.1.1.1 中原逐鹿——巴人武姿跃动

远古时期，在我国中西部的山区，生活着一支关系密切的分别以“虎、豹、熊、罴”为图腾的族团，《山海经》中称其为“四鸟”。这个“四鸟”集团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而稳固的军事联盟，其中又以“虎”为老大，后建立虎方。 司马迁《史记》之《五帝本纪》在记载黄帝逐鹿中原的战争中，曾提到黄帝率领熊罴貔貅貙虎之师，分别与炎帝和蚩尤进行了著名的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最终一统中原的战争史实。黄帝轩辕氏“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15]《论衡·率性》亦载：“黄帝与炎帝争为天子，教熊、罴、貔、虎以战于阪泉之野，三战得志，炎帝败绩。”[20]因古人作战常以猛兽之威来压制对方，而这里的“熊罴貔貅貙虎”则应该分别是指以熊、罴、貔、貅、貙、虎等猛兽为图腾的几个氏族或部落联盟。巴人以虎为图腾，故而这里的虎部落应为巴人的先民。由此可以断定，巴人虎部很早之前就与黄帝有熊氏结成了稳固的军事联盟，并协助黄帝完成了天下一统的历史使命。又据韩非子“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说明巴人虎部作为黄帝集团的生力军一直都是冲锋在前，敢死陷阵的“领头雁”和“排头兵”。

5.1.1.2 牧野兴师——巴人兵锋凌厉

殷商末年，纣王骄奢淫逸，残忍暴虐，其昏庸无道使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朝野上下怨声四起。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联合西土各诸侯联军，于牧野举行誓师大会，从而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统治了近600年之久的殷商王朝大厦随之倾覆。

土家族的先民巴人在武王伐纣这场正义之战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1]明确说明巴人参与武王伐纣战争的史实。而该书在具体描述牧野之战的情景时，更是对巴人的勇猛睿智进行了高度的肯定:“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1]巴人将士先声夺人，他们一手持盾，一手执戈或钺等青铜兵器，作出各种恫吓性的攻防刺杀动作，同时嘴里还高唱着阴森恐怖、摄人心魄的巴语战歌逼近殷师，殷人风声鹤唳，从而导致其“前徒倒戈”。总之，巴人将士在牧野之战中可谓是功勋彪炳，也正是因为此，才有了后来巴人被周王朝赐予姬姓，并分封为巴子国的特殊政治礼遇。

5.1.1.3 陈仓暗度——巴人勇当先锋

楚汉战争期间，为抵抗强大的楚军，巴人儒将范目建议汉王刘邦征巴人，组劲旅，北出秦岭而东取关中。《华阳国志·巴志》载：“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1]。“賨”乃賨布，是古代巴人赋税的专称，这里的賨民当指巴人无疑。于是刘邦命范目迅速征调并组建了一支7 000人的巴人精锐武装力量做汉军前锋。这支巴人劲旅勇锐无比，尤其擅长干戈弓弩等武器。他们履险如夷、冲锋陷阵，战斗时既歌又舞，被视为“神兵”天降。巴人出陈仓后，一接敌就陷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功平定了三秦，从而为刘邦顺利挺进关中乃至汉王朝基业的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5]这段史料不仅清晰地记叙了巴人作为刘邦伐三秦部队之先锋攻城掠池的历史史实，赞扬了巴人不仅勇猛无敌，而且锐气喜舞的尚武精神，同时也透露出汉高祖刘邦对这支部队的赞赏有加，认为巴人所习歌舞乃武王伐纣之舞，并将其命名为“巴渝舞”而在宫中传习。

5.1.2 南征北战的明代土家族土兵

5.1.2.1 南征倭寇——东南战功称第一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朝政腐败，海防空虚，东瀛日本海盗乘机在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骚扰滋事，倭寇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其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明廷虽屡派东南官军抗击倭寇，但由于将领昏庸无能，且士兵士气萎靡不振，战斗力缺乏，被倭贼打得溃不成军。在这种战局不利的情形下，总督张经审时度势，奏请朝廷征调湖广土兵和广西“狼兵”*专指明代广西出身之战斗人员，不隶军籍。广西“狼兵”以骁勇善战著称，其兵源多数为壮人，少数为瑶人，东南抗倭时的统领为田州女土官瓦氏夫人。东南抗倭：“湖广九溪等卫、容美宣慰等司、桑植安抚长官司等司，……各有骁勇土兵，惯熟战阵，宜选各卫谋勇素著，指挥统领。”[30]

为了保卫祖国的海疆，土家族将士临危受命，积极应征。“土兵亦踊跃赴调，往往私倍于在官之数，如调兵三千辄以六千至，调兵五千辄以万人至。”[22]出征前，土司采取降级使用的方法挑选精兵良将，这种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土兵的战斗力。土兵开赴抗倭前线后，迅速扭转了东南战场的局势。胜墩一战，土家将士小试牛刀，永顺土兵与广西狼兵协同作战，斩敌三百余。1555年4月，保靖土官彭守忠率领千余土兵参加由兵备副使仁环指挥的3丈浦围剿战役，结果大获全胜。是年5月，倭寇集结4 000余人大肆进犯嘉兴，在总兵俞大猷等的率领下，永、保土兵和广西狼兵配合官兵对其形成水陆三面合击之势，最终围剿倭寇于王江泾。据《明史·湖广土司》载：“及王江泾之战，保靖犄之，永顺角之……倭为夺气，盖东南战功第一云。”[28]高度评价了永、保土兵在该战役中所起的作用。此后，容美土司田九霄率土兵又先后取得了后梅之捷、清风岭之捷、乍浦之捷和沈家庄大捷。随着抗倭名将俞大猷等指挥广大官兵和土兵取得舟山之捷，为害多年的东南倭患被彻底荡平了。

5.1.2.2 北拒满骑——血洒浑河忠义嘉

万历46年(1618年)，东北后金政权努尔哈赤举兵反明，接连攻陷明朝在东北的军事要塞，后金大军直逼辽阳，一时间朝野震动。万历47年(1619年)3月，明军主力与后金军决战于萨尔浒，然而久疏战事的明军抵不住满清铁骑的冲击，结果以明军惨败告终。鉴于土兵东南抗倭战争中的英勇表现，于是朝中便有人提议征调土兵北上援辽：“土司兵马强锐，尤可借为一臂之用”；[29]“湖广、四川、贵州各土司兵生长悬崖峻坂之间，利臂轻足，性悍嗜杀与掳相埒。且素有藤盔、毒弩等器械，足为御虏长技。”[3]明廷权衡利弊，最终决定征调石柱、酉阳和保靖等土家族土兵北上援辽。

天启元年(1621年)3月，努尔哈赤率兵围攻沈阳，川浙总兵陈策等率官军和土兵火速驰援，结果在沈阳城外的浑河发生遭遇战。石柱土家族土司副总兵秦邦屏率领土兵勇渡浑河，众将士同仇敌忾，血战满洲兵，斩杀敌军数千人。然而，恶战中满洲兵主力赶到，石柱土兵被合围，终因寡不敌众而功败垂成。浑河之战被誉为辽东用兵以来第一血战，战后，兵部尚书张鹤鸣在奏章中称：“浑河血战，杀奴数千，皆石柱、酉阳二土司之功。”[11]虽然浑河之战以失利告终，但土家族土兵在战斗中所展现出的强大战斗力及其昂扬斗志让人震撼。战后兵部高度评价川兵：“东征三载……独四川兵悍勇知方。沈阳一战，几大捷而转败，非战之罪也。”而土兵在浑河之战的英勇表现也让后金统治者心有余悸，“川兵尤甚所恨，拏获川兵一名者，赏银十两。”[21]土兵的英勇善战由此可见一斑。

5.2 坚甲利兵——土家族尚武精神的物质表征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9]。既然战争乃国之大事所在，那么，兵器的先进与否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了决定战争走向的重要因素。因此，历史上任何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其文化形态必然体现出对兵器工业的极度重视。兵器是一个民族尚武精神的物化表现，其发达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也衡量着一个民族尚武精神的浓烈程度。

5.2.1 土家先民巴人的青铜兵器

5.2.1.1 巴式剑

巴式剑是先秦巴人最具代表性的兵器之一，是一种形似柳叶的青铜短剑，考古学界将其称为“柳叶形剑”。其形制特点是扁茎无格，剑身与剑茎连铸，剑身为柳叶形，剑身、剑茎相接之处收分，剑茎上有二穿或一穿，剑刃平直且中脊呈圆柱状隆起，剑把中空，上有花纹。据考古研究表明，先秦巴人的居住之地多为丘陵山地，山峦起伏，河流沼泽密布，同时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在战场上骑兵和战车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先秦兵书《六韬》在论证车战之弊端时详细列举了10个不利于车战的地形:“凡车之死地有十，……陷之险阻而难出者，车之绝地也；……殷草横亩，犯历深泽者，车之拂地也；……此十者，车之死地也”[24]。由此可见，先秦时期巴蜀之地是不利于车战的，这就直接增加了士兵短兵相接的机会，而在近距离的血刃肉搏中，短兵器使用的灵活性要远远大于长兵器，由于剑具有轻便锋利的特征，在短兵相接的过程中剑便成为了更称手的兵械。

5.2.1.2 巴式矛、戈、钺与箭簇

矛是巴人的主要兵器之一，巴式矛的形制主要有两种类型，Ⅰ型矛其锋为柳叶状，长骹，身起脊线，贯至锋端，其骹中圆銎，上至矛身则变作菱形銎腔，在骹的正面或者背面一般都有虎形拟或是龙形图案，其侧面有形似双耳的钮，Ⅰ型矛的体长可达到30 cm左右。Ⅱ型矛其锋较前者短而丰肥，骹较短，其骹銎为圆形，直近锋部，侧面有两弓形耳[27]，体现出高超的锻造工艺；巴式戈的主要特点是援身较宽，无胡，援中部有一大圆穿，近栏处另有两小穿。方内，内上之穿有圆形、尖桃形、菱形等种。内端或平直，或呈W形[18]；巴式钺，俗称“烟荷包”式钺，因其形像烟荷包而得名，钺身呈圆形或者椭圆形，三面作刃，銎长而深，是典型的巴人兵械；另外，由于巴处山水之间，为了更好地发挥山地丘陵作战优势，巴人还较好地利用了其射远兵器铜箭镞。巴式铜箭镞分为三型，其中Ⅰ型为长圆铤，三翼锋刃。Ⅱ型为短圆铤，呈三棱体。Ⅲ型的圆铤最长，身起脊线。《孙膑兵法·八阵上》云：“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26]其中“厄”专指两边高峻之狭窄的地形，显然这样的地形是适宜用弓弩作战的，巴地弩机和箭镞数量出土较多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5.2.2 明代土家族土兵征战兵器

5.2.2.1 钩镰枪弩

在抗倭战场上，土家族土兵的威猛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其独特的兵刃，其独创的钩镰枪弩之技曾使得倭寇闻风丧胆。时任浙江巡抚胡宗宪即认为：“短兵相接，倭贼甚精，近能制之者，惟湖广兵钩、镰、枪、弩之技。”[30]他认为，倭寇擅使倭刀近身搏杀，明朝官兵曾在战斗中吃尽苦头，而惟有湖广土兵的钩镰枪弩才能使之丧失战斗优势。所谓的钩镰枪弩，并非如同钩镰枪那种几器合一的复合型兵器，而是由4种单独的兵器配合而成。其中钩和镰是由土家族砍火畲之生产工具改进而成，钩为前端弯曲之带刃铁钩，镰为带长把之镰刀。枪乃常见之步战兵器，长而锋利。而弩则类似于箭，是西南少数民族一种独特的射远兵器。

5.2.2.2 蛮刀藤牌

蛮刀藤牌亦是土家族一种攻防性极强的复合型兵器，由蛮刀和藤牌两种器械配合组成，其中蛮刀长三尺许，长柄无护手，一面刃，刀身前部有一个新月形的弯钩，弯钩前段配以柳叶形刀尖。蛮刀的前身是土家族先民砍火畲所用的柴刀，迫于山高林密，荆棘丛生，故而砍畲所用的柴刀必须柄长刃利，这样才能砍得远、砍得宽，并可避免被荆棘刺手。同时，刀身前方的弯钩亦可帮助钩砍荆棘杂草，还可起到勾拉攀登、防止摔跌的作用。后来由于狩猎及其部族战争的需要，聪明的土家族人又在弯钩前方加一个柳叶形的刀尖，遂形成了这种可砍、可钩、可刺一器三用的武术兵械。清代著名诗人商盘即著有《蛮刀歌》：

沙渠土司悍且豪，大为容美小散毛；

纳地久降诸洞长，尚存蛮科悬蛮刀。

此刀出闸三尺水，吴潭素练翻秋涛；

土家族的盾牌包括虎皮盾和藤盾牌，是一种防守性的武术器械，其中，藤盾牌是用深山绵藤、葛藤和青杠藤编制而成，青杠藤质地坚硬柔韧，不易折断。制作时将青杠藤放桐油中浸泡，然后通风晾干，编织成形似筛箩拟或长方形的藤牌，在藤牌的里面接两个环，以供手臂穿握时一环套住腕，另一环套住肘。同时，为了防腐并增加藤牌的硬度，往往在其表面涂上生漆。

5.2.2.3 白杆枪

白杆枪是明末石柱女土司秦良玉根据当地多山的地势特点而创制的。身处风雨飘渺的明末乱世，秦良玉恪守精忠报国的远大理想，训练出了一支戎伍肃然远近闻名的石柱土家族土兵。《南明史·秦良玉传》中说“善用长矛，以白木为之，不假色饰。厥后屡立战功，石柱白杆兵遂著名天下。”[12]由于这支队伍所使用的武器为白杆枪，故又被称为“白杆兵”。白杆枪形制独特，其枪杆由坚韧结实的长白木杆做成，枪尖下方铸一带刃的钢钩，枪把尾部则配一坚硬铁环。作战时可用枪的前端刺、砍、挑、拉，同时还可以尾部的铁环锤击。行军途中，白杆枪首尾钩环相接，环环相扣，即可作为攀山越墙之工具。悬崖峭壁，如履平川，如神兵天降一般神出鬼没，非常适宜于山地作战环境。

5.3 军事武艺——土家族尚武精神的文化缩影

5.3.1 土家先民巴人军事武艺

5.3.1.1 精湛的射技

射击之术是巴人最为擅长的军事武艺，主要包括箭射和弩射。巴人支系廪君蛮部靠射术立族，据《世本》、《后汉书》等典籍所载，土家族的部族首领廪君在带领族人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曾与居住于盐阳以“虫”为图腾崇拜的盐水神女部族发生过激烈的争斗，战斗过程中“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5]廪君正是以其高超的射术射杀了盐水神女，从而确立了其在清江流域的统治地位，精于射技乃是廪君部族得以不断强大的保障；而巴人板楯蛮*巴人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发展为两大支系：廪君蛮和板楯蛮，他们在信仰方面有所差异，廪君蛮信仰白虎，有着浓厚的白虎崇拜情结，而板楯蛮则恰恰相反，他们视白虎为害，以射杀白虎为事。支系则擅射白虎，秦昭襄王时，巴人曾以其高超的射术射杀了为害一方的一只白虎。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5]在重庆合川发现的东汉“濮王冢”石室墓的石刻画像中，就有一副一人弯弓射虎的图案。可见，巴人板楯蛮部同样具有高超的射技。另外，巴地大量弓、弩、箭、镞等文物的出土也印证了巴人精于射技的事实。

5.3.1.2 精妙的剑术

巴人天性劲勇，能征善战。据考古遗存发现，巴人墓中兵器较多，凡男子墓均有兵器随葬，而在众多出土的兵器中，又尤以巴式剑最为典型。巴式剑为一种无格的柳叶形青铜短剑，有“巴剑”之美誉。巴人擅剑术，据《后汉书》所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未有君长……，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5]能够随手掷剑于悬崖石穴之中，可见廪君当是精于剑术的行家里手，其剑术本领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另外，从巴式剑被大量出土的事实，以及这些巴式剑成熟的铸造工艺，亦可推断出巴人剑术武艺的高超。因为只有拥有熟练、过硬的剑术武艺，才能利用好这些兵器，而称心如意的兵器又会反过来促进武术技艺的提高，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5.3.2 明代土家族土兵军事武艺

5.3.2.1 土兵独特武艺训练方法

明代土家族土兵在抗倭战争中能够连战皆捷，屡建奇功，除了其本身高涨的爱国热忱和严格的军事纪律作保证外，最主要的还是其在屡次征战过程中形成了重视武艺的传统。据悉，土民生婴儿后，若为男婴，则称与其重量相当之毛铁，浸泡于毒药中，待年满十二周岁，便取出铸刀，并教其操练武艺。同时用生竹片烤油为婴儿烙脚底板，以使脚板之皮增厚，爬山奔跑不伤脚，久之即可练成“铁脚板”。由于实行全民皆兵的特殊军事体制，在整个土司制度时期，土家族聚居地区土民尚武之气蔚然成风，儿童从小即弯弓射箭，飞棒猎鸟。土民时常于校场聚集练武，操练战阵。“永顺司治西二里许，有校场坪，土人常于此处演武。又西北五里，有搏射坪，又北五里有射圃，地势均宽敞，土人每于此搏射。”[14]昔日土司练兵时，吹响号角，土民闻号而聚，在庄严而肃穆的鼓点声中列队操练。据清顾彩《容美纪游》叙：“其兵素皆练习，闻角声则聚……。盔重十六斤，甲重者数十斤，……一人搏虎，二十人助之，以必毙为度，纵虎者重罚。猎他兽亦如之，得擒则倍赏当先者。”[6]此外，在土司校场旁一般都设有供土兵练习身法、步法和迷踪术的梅花桩阵以及训练胆气的刀梯，长期操练可使其能在悬崖峭壁上交战时眼疾步稳，如履平川。

5.3.2.2 蛮刀藤牌之技

蛮刀藤牌之技曾使土家族土兵在明代东南抗倭战争中声名鹊起，该武技主要是将蛮刀和藤牌配合使用，以充分发挥蛮刀进攻与藤牌防守的功用。其技术特色是藤牌护体，刀法威猛。防守时用藤牌护体以防刀刃利箭，进攻时蛮刀兼具刀、剑和钩3种器械的技术特色，拥有砍、劈、钩、挂、刺、斩等技术手段，令人防不胜防。蛮刀藤牌的主要技术动作有“开壮手”、“盾牌手”、“砍杀手”、“牵马过河”、“钩马脚”等。在军事实战中一般以左手握藤牌，右手持蛮刀，低势矮桩前进，接敌时以蛮刀钩砍敌人下肢或马腿，使其人仰马翻，接着迅速直刺、下劈、回钩，继而以藤牌护住面部和手足，身体缩作一团像皮球一样借势向前滚动，名曰“猫儿打滚”，然后突然腾空跃起又是一阵砍杀，将蛮刀与藤牌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5.3.2.3 土兵奇门阵法

明代土家族土兵在长期的战斗实践中逐渐总结并发明了一套精湛的战斗阵法，这亦是其威震海疆之原因所在。其阵法以“旗”为基本单位，共24旗，每旗由26人组成，其中包括1名旗长。临战时，阵法以1人为旗头居前，其后依次排列3、5、7、9人，共计5排，形成尖锥状的战斗序列，而24旗亦呈一个整体的尖锥状。若前一人倒下，则后排居中者迅速补上，前一旗倒下，则后面居中一旗迅速补上。依此类推，以保证整体队形不受破坏，有利于充分发挥集体的战斗力。此阵法进可攻、退可守，根据战斗需要，既可长驱直进，亦可化纵为横，又可化整为零。既可以旗为单位各自为战，也可配合他旗协同作战。后来，戚继光在土兵阵法的基础上创立了鸳鸯阵法，魏源《圣武记》中即指出：“知土兵之所以胜于官兵，则知官兵之必法乎土兵。谭伦、戚继光之鸳鸯阵法，即土兵之法。”[22]由此可见，戚继光所创长短兵互用的鸳鸯阵法对土兵阵法实曾有过借鉴拟或是参考，从而使其能够威名震宇，名闻天下。

6 适者生存——土家山地民族崇尚武勇的归因

6.1 严酷恶劣之自然环境的磨砺

6.1.1 土家族生存的山地自然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文化创造的自然前提。就民族的进化而言，从巴人到现今的土家族都是一个典型的山地民族，大山始终是其生存的依托。土家族生活的湘、鄂、渝、黔边区，其整个地区基本上处于大山的环围之中，北面绵延着三峡巫山山系，南面矗立着巍峨的武陵山脉，还有逶迤于湘、渝之间百余里的八面山和耸立于渝、鄂之间的齐岳山。该地区多山的环境，在各种史志中亦多有记载，例如顾彩在《容美纪游》中开篇即描述道：“武陵地广袤数千里，山环水复，中多迷津，……皆在群山万壑之中。”[6]《鹤峰县志》卷3载：“鹤峰环邑皆山也，……顾重峦叠嶂中，有冲要，有险隘。”[7]由此可见，土家族人的生活是与大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一定的生存环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由于山高林密，岩石遍布，很少有成片的土地用以农业耕作，这也直接导致了土家族人生产方式的落后性。但同时由于土家族所生活的武陵山区属于亚热带地区，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野生动植物繁多。漫山遍野的野生植物的根和果，可供猎取的众多的野生动物，成了土家族人生活的主要来源，这就为采集和狩猎活动创造了条件，表现出特有的山地经济形态。

6.1.2 严酷的生存环境锻造出强健之体魄和勇武的个性

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土家族，其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极为艰难，由于地势的险要，到处是连山叠岭和险峡急流之地，如果不具备过硬的身体素质，要想在如此险恶的地理环境下获取生活资料是极其困难的。与此同时，为了获取肉质生活资料，土家山民在狩猎过程中与猛兽搏斗也是极其寻常的。在火枪发明之前，土家山民狩猎主要是依赖长刀、匕首、梭镖、镰刀、木棒和弓弩等相对较为原始的武器。这种狩猎过程极其危险，受伤的野兽会做垂死挣扎，稍不留神便会受到致命的攻击，这就要求猎人们拥有强健的体魄并掌握一定的搏杀技能。

其次是生存环境的极度险恶，大山深处危机四伏，由于山高林密，杂草丛生，虎、豹、熊、豺、狼、蛇等毒虫猛兽出没无常，时刻威胁着土家山民的生命安全。据相关文献记载，历史上土家族居住地区老虎众多，例如成书于战国年代的《山海经》中便有较多关于巴地多虎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亦载：“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黔]、蜀、巴、汉患之。”[1]清康熙年间，戏曲作家文人顾彩受容美土司王田舜年之邀，游历鄂西南容美土司地区(今恩施州鹤峰县境内)，在其所著《容美纪游》中便详细地记叙了容美地带多虎的事实。例如他在前往容美途中便写道：“荒草茸杂，冈峦回互，道多虎迹，人家稀少”[6]。 “夜焫火四隅防虎”[6]；其在记叙李虎坡时又写道：“李虎坡长亘五十里，……虎穴在焉，常夜出伤牛畜。……一夕众炬火逐虎，虎下万人洞，啮一犬去。”[6]由此可见，土家山民的生存环境是极端严酷恶劣的，而拥有强健的体魄则是其防身立命的基础，是其免于猛兽之灾，并得以生存和繁衍之根本。

总之，原始的生产方式和严酷的生存环境，迫使土家山民不断地改善自己的体力与智力，苦练各种生存技能。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披荆斩棘、爬山淌水，不得不面临毒虫猛兽攻击的危险，并英勇地与其搏斗，这是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必要途径。同时也正是得益于这个过程，使得他们必须苦练筋骨，从而塑造了强健的体魄，掌握了各种搏杀的本领，培养了勇猛无畏的精神。可以说，大山造就了一个如山般勇武坚毅的民族，氤氲出了土家族人崇武尚勇的个性品质。

6.2 兵祸连连之社会环境的砥砺

6.2.1 反抗压迫之民族自卫战争

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巴人或土家族的残酷剥削从来都没有停歇过。例如公元前280年，秦将司马错路经巴、蜀之地攻打楚国黔中，便在巴、蜀两郡补充十万大军、一万艘大船及其六百万斛大米。而东汉政府对巴人板楯蛮的压迫更是残暴：“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过于女婢，箠楚降于囚虏，乃至嫁妻卖子或自刭割。”[1]唐至清末，历代封建王朝开始对土家族聚居的湘、鄂、渝、黔边区实行羁縻政策，但无论是唐代施行的羁縻州县政策还是元代以来的土司制度，土家族人民都承担着向朝廷缴纳赋税，提供兵役、劳役的义务。

统治阶级这种无休止的剥削与压迫不断激起土家族人民的反抗，而随着这种反抗的不断升级，最后便以战争的形式爆发出来。例如东汉光武帝建武23年(47年)，由于东汉政府的残酷压榨与剥削，“零阳蛮”(今慈利、桑植)精夫(土家语：首领)相单程起而反叛。南朝宋明帝泰始元年至7年(465—471年)，由于荆州刺史沈攸之为政苛暴，民怨积深，当时的“建平(郡治恩施)夷王”后裔向宗头、“酉溪蛮”(今湘西永顺、保靖、龙山)首领田头拟、田娄侯等率众发动起义。又如清乾隆后期，统治阶级日益腐败，苛税激增、徭役不断，广大土家族民众忍无可忍，在田谷敦、覃加耀等率领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白莲教起义。

自秦至清末的整个封建社会中，土家族人民与封建王朝之间的冲突不断，战争更是不计胜数，但这些战争的起因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土家族人民不堪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横征暴敛而发生的。作为偏隅一方的少数民族，他们其实并没有僭越之心，他们之所以揭竿而起只是为了安身立命，获得一席生存空间。而这一斗争的过程也充分展现了土家族人民英勇顽强，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特征，是其民族尚武精神的特写。

6.2.2 抵御外侮之国家正义之战

土家族被征调的历史应追溯到先秦巴人的时代。在整个巴人的历史上，除助力于黄帝逐鹿中原、周武王伐纣以及汉高祖刘邦平定三秦以外，东汉中期，巴人亦被征调以平定西北羌乱。三国时期，蜀汉军师诸葛亮也曾征用巴人为连弩士。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其诗词《西塞山怀古》中写道：“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该句诗词吟咏了西晋平东吴而统一中国的历史伟绩，而当时王濬水军中的精锐也正是巴人。[4]自元代施行土司制度以来，由于土家族土兵勇猛强悍，极富战斗力，其被封建王朝的征调更是频繁。“西摧都掌，东抵苏松，南征米鲁，北遏辽东”[19]。这其中虽不乏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充当朝廷鹰犬以镇压人民起义而备受贬责的例子，但更多的却是踊跃参加为保卫祖国边疆，抵御外来侵略的正义之战。

一个民族其性格的形成是与其生活的社会人文背景息息相关的，是一个长期熏陶的结果。土家族作为偏隅一方相对弱小的一个少数民族，其浓郁的尚武精神是由其生活的特殊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一方面，为了民族的生存与繁衍，他们需要应付统治阶级和强盛部族的剥削与压迫，以不屈不挠的斗争来维护其生存空间。而另一方面，为了保卫祖国的边疆，又必须奔波于抵御外侮的战场，正是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和频繁的征战历程催生出了其崇力尚勇、贵兵轻死的民族性格。

6.3 强健彪悍之民风遗俗的熏陶

除了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和频繁的征战历程，土家山地民族浓郁尚武精神的形成还与其彪悍的民风遗俗不无关系。《永顺县志》载：“土俗耐劳习险，劲勇善斗”；《苗防备览》言：“巴人遗裔，轻生好斗。……永堡土人，劲勇好斗”[25]；《中华全国风俗志》道：“宣恩……俗嗜暴悍。来凤……性狂而悍”[8]。其彪悍之民风据此可见一斑。

土家族生活的武陵山区在历史上是一个信巫鬼、重淫祀，民风极其野蛮彪悍的地区。由于巴人崇虎，直至清代，土家族地区还保留着杀人祭虎的远古遗风，以杀人的形式来祭祀白虎神。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祭这种残酷的仪式逐渐被取缔，继而代之以“还人头愿”、“开红山”、“歼头”等变相的人祭形式进行。例如今贵州土家族地区在还傩愿的祭祀仪式中，就还保留着“开红山”或“歼头血祭”(土家族巫师在祭神时用刀在自己额头上划一刀，以自己的鲜血来代替杀人祭祀)这种遗俗。又如思南县杨姓土家族在杀年猪后，要将肉藏在大门背后，并用蓑衣挡住，一人持刀躲在门角边守候，若有人经过，则持刀追赶，赶上后必拉此人到家里吃饭喝酒。而更为奇特的是除夕之夜，待酒席摆放就绪后，全家人要戴斗笠、披蓑衣，手持刀枪围着房子转一周后才能进屋吃团年饭。再如，贵州印江县土家族地区有敬风神的习俗，在大祭风神的时候一般都要举行杀狗和杀牛的杀牲祭祀仪式，其场面极其血腥。除此之外还有土家族地区的狩猎遗风，巫傩祭仪中的上刀梯、踩火烨口以及丧葬仪式中的跳武丧等等，不胜枚举。

这种彪悍的民风遗俗在外人看来着实不能理解，甚至是匪夷所思，但它却切切实实地反映了土家族人民崇力尚勇的民族天性。也正因为如此，历代统治者才将土家族称之为“蛮”，“蛮”即蛮勇、粗野、凶狠的意思，显然带有一定的歧视之意，但这其中也透露出统治阶级对这支蛮勇之师的敬畏之心。久之，土家族人也就毫不避讳地自称为“蛮”了，他们视“蛮”为勇武的代名词，“蛮”也随之由贬变褒。即使是在今天，“土家族内部还对一些体魄强健、武勇过人的年轻人称之为‘蛮子’”[33]。正是受到这种民风遗俗的熏陶，土家族人民逐渐形成了崇力尚勇、刚猛坚毅、强健彪悍的民族性格特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其民族尚武精神的形成。

7 结论与研究展望

7.1 结论

1.土家族武术文化是广大土家族人民在其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在适应与改造自然的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与武术相关的物质与精神产品的总和。它起源于土家先民的生产劳动实践，是广大土家族儿女集体智慧的结晶。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更迭，土家族武术的发展代有兴废，期间虽屡遭统治阶级的严厉禁止，但禁而不绝，土家族地区始终保持着浓郁的尚武风气，土家族武术也始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向前发展。

2.土家族武术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特色鲜明，拥有较为宏富而深邃的文化内涵。就其文化特色而言，土家族武术突出地体现为浓郁的民族性、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的交融性、独特的技击性以及武德的制约性，是其区别于其他民族武术文化的显著特征。

3.余门拳和铁木拳是流传于广大土家族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两个传统武术拳种，经历代拳师的不断创新与补益，最终各自都发展成了一门技术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理论体系较为完备的土家族优秀武术拳种。土家族稀有武术拳械生活化气息浓厚，不少武术器械直接由生产器具演变而来，成为土家族山地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4.土家族人锐气喜武，尚武精神浓烈，在历史上曾先后参与了一系列的征讨防御战争，彰显了其民族刚烈的武风和赤诚的爱国情怀；早期巴人兵器文化发达，拥有精湛的射技和精妙的剑术本领。土司制度时期，土家族地区习武之气蔚然成风，土兵所创制的蛮刀藤牌、钩镰枪弩武技、灵活多变的战斗阵法及其独特的武艺训练手段等，均为土家族武术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5.土家山地民族崇尚武勇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其生活的自然人文环境紧密相关。严酷恶劣的山地自然生存环境、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和频繁征战的历史背景以及强健彪悍之民风遗俗等，锻造出了土家族人强健的体魄，砥砺出了土家族人豪放野蛮、刚猛坚毅的民族性格，成为其民族崇尚武勇的现实归因。

7.2 研究展望

我国疆域广阔、民族众多，每个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都或多或少地保存有自己民族独特的武术文化事象。与此同时，各民族所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背景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其武术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因此，以族群为视角，以田野工作为手段，置身于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空间场域，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解析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发展脉络，以文化三层次理论梳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内容，从民族性格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的层面提炼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遵循技术反映文化的原则进行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个案解析等，必将开辟出武术文化研究新的视野与领域，从而打开一扇研究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学术窗口。

[1](晋)常璩著,嚴茜子点校.华阳国志[M].济南:齐鲁书社,2010:2,2,4,3,8.

[2](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明)程开祜.筹辽硕画[M].上海:商务印书社,1937.

[4]董珞.与猛虎有不解之缘的土家族[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5.

[5](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838,837,838.

[6](清)顾彩著,吴伯森校注.容美纪游[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86,1,11,16,151.

[7]鹤峰县编纂委员会.鹤峰县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8]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M].长沙：岳麓书社，2013.

[9]蒋冀骋，点校.左转[M].长沙:岳麓书社,2006:141.

[10]刘尧峰,蔡仲林,倪东业.土家族民俗民风中武术文化探微[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4,48(5)：99.

[11]明熹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1962.

[12]南炳文.南明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13]秦可国,李小平.湘西民族传统体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133.

[14]石亚洲.古代土家族军事制度浅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32(2):108.

[15](西汉)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1.

[16]谭国清.中华典藏·传世文选[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234.[17]田荆贵.中国土家族历史人物[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1-2.[18]童恩正.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18.

[19]王承尧,罗午,彭荣德.土家族土司史录[M].长沙:岳麓书社,1991.

[20](东汉)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27.

[21](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史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2](清)魏源.圣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549.[23]夏志刚.南朝刘宋免官制度初探[J].贵州文史丛刊:2008(3)：28.[24]徐玉清,王国民，注译.六韬[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167.

[25](清)严如熤著，罗康隆等编.苗防备览·风俗考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26]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膑兵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60.

[27]曾超.巴人尚武精神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5.

[28](清)张廷玉，等.明史·湖广土司[M].北京:中华书局,1974:7794.

[29]张万东.酉阳、石砫土司与明朝关系考论[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30](明)郑若曾,李志忠，点校.筹海图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738.

[31]中国武术大辞典编撰委员会.中国武术大辞典[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204,14.

[32]周伟良.析中华武术中的传统武德[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9,22(3):15.

[33]周兴茂.土家族的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转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173.

Study on Tujia Wushu Culture

LIU Yao-feng1,2

Taking the Wushu culture existed in Tujia history and region as research subject,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field research and expert interview etc.this paper carried a comprehensive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Tujia Wushu culture.First of all,The author trace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ir Wushu culture,then demonstrated the various boxing system and the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ujia Wushu culture.On this basis,the Yu Men boxing,Tie Mu boxing is selected for the case study,their technical style,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aw of attack and defense are illustrated.After this,the article deeply analyzed the Tujia Militarism by its military war,weapons and military martial arts.Finally,this paper explored the attribution of TuJia Militarism.

Tujianationality;Wushuculture;characteristic;martialspirit

1002-9826(2016)04-0018-13

10.16470/j.csst.201604003

2015-10-05；

2016-05-24

湖北休闲体育发展研究中心开放基金课题资助(2015Z003)；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B2015114)；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科研课题(KJB201604)。

刘尧峰(1978-)，男，湖北恩施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武术历史与文化，Tel:(0718)8435558，E-mail:liuyaofeng7802@126.com。

1.湖北民族学院 科技学院 体育系，湖北 恩施，445000；2.湖北休闲体育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430062 1.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be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Enshi 445000,China;2.Leisure Sport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Hubei Province,Wuhan 430062,China.

G85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