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舞”至“拳种”：论历史进程中传统武术套路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动因分析

2016-11-28吕韶钧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6年1期

武　超，吕韶钧

武超1，吕韶钧2

摘要武术套路是中国武术区别于世界其他武技的重要特征，是了解中国武术乃至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窗口。然而，长期以来，在已有史料史据基础上，“形上学”的思维方式将我们的视野禁锢在起源学的领域加以推论，以至于我们今日仍无法合理解释武术套路这一现象发生的根本机制。运用文献史料、专家访谈以及逻辑演绎等研究方法，从发生学的理论视角阐析传统武术套路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所呈现出的特征变化及其相关成因。结果认为：（1）传统武术套路在历史进程中，依次呈现出武舞→（打）套子→拳种3个阶段性特征；在习练目的上，相应依次呈现为“练为战”→“练为看”→“练为修”的目的变化；在技术特点上，相应依次表现出身体技术→身体艺术→身体文化的发展特点；在进阶归旨上相应依次归类为武技阶段→武艺阶段→武学阶段的发展趋势。（2）在形成动因上，武舞的形成是由集体意志、个人动机以及意象思维等因素促成；（打）套子的形成是由社会、个人的双向需要因素促成；拳种的形成是由武术套路自身发展的需要、地理环境的使然以及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化自觉等因素而促成。

关键词传统武术；套路；武舞；打套子；拳种；武艺；身体文化

From“Martial Arts”to“Boxing”：The Analysis of Period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asons Shown by Traditional Wushu Routineinthe Courseof History

WU Chao1，LV Shaojun2
（1.School of Graduate，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2.School of WUSHU，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Wushu routine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to distinguish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others in the world，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its thoughts and culture.However，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the thinking way of Metaphysics imprisons our horizon in the area of Origin to deduct for a long time，so that we still can’t explain the fundamental mechanism of Wushu routine reasonably until now.By using historical documents，expert interviews，logical deduction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ain the changes of characteristic and related causes which is show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Wushu routine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genetics，we can find：1）Traditional Wushu routine shows three period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urn，they are“Fighting Dance”→（play）cap→boxing；On the purpose of exercise，the corresponding changes are presented as“practice for fight⁃ing”→“practice for showing”→“practice for performing”；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kill，th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istic of development are：body skill→body art→body culture；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gression are classified as martial skills→types of feats→martial arts.2）In the formation of motivation，Fighting Dance is facilitated by collective will，personal motivation，imagery of thinking and other factors.The formation of（play）cap is facilitated by the bidi⁃rectional needs of the society and individuals；Wushu techniques is formed by the needs of Wushu routine’s development，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the internalization and consciousness of traditional thoughts and culture.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regular occurrence of traditional Wushu rou⁃tine，reveal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Wushu routine and provide directional guidance and reflection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Wushu routine.

Key words Traditional Wushu；routine；Martial Arts Dance；（play）cap；boxing；martial arts；physical culture

武术套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丽珍宝，蕴含着我国先民的思想智慧，是中华武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中国武术区别于世界其他武技的最显著特征。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指出：“国术在形式上的特点就是注重套路。[1]”但是，一直以来，由于史料的匮乏，已有的对传统武术套路历史形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以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纂的《中国武术史》里的观点为依据展开论述，而富有标新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基于传统武术套路在整个中国武术中的重要地位，迫切需要我们对它的发展历程及其动因加以研究。

现有的武术套路起源学说最常见的有“劳动说”“模仿说”“礼仪说”“巫术宗教说”“军事战争说”“礼乐文化说”等，这些论说在某种视角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似乎又未能完全说明问题，经不起推敲。如“劳动说”，难倒外国就没有劳动吗？为什么在国外没有形成武术套路？又如“模仿说”，其他民族就没有模仿行为吗？其他国家古代就没有军事战争吗？以此类推发现，这些学说似乎统统都站不住脚。从武术的本质属性“技击性”上看，武术的起源应与人类起源是一致的，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自人类出现之日起，求生的技击本能便已存在，武术套路业已孕育。可见，探讨武术套路的起源问题，同探讨人类起源无异，研究意义并不大。因此，对于武术套路研究的关键不在于此，而是应从武术套路在历史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显著的个性特征入手加以研究，深入剖析其个性特征成因，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查阅相关武术史料，从发生学的理论视角发现，传统武术套路在记载中有3个显著“节点”，即先秦时期的武舞、宋代的（打）套子和明清之际的拳种。根据因果关系的哲学理论，先秦武舞是传统武术套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果”，同时亦是宋代（打）套子的“因”；而宋代的（打）套子既是先秦武舞的“果”，同时亦是明清拳种的“因”；明清的拳种涌现既是宋代（打）套子的“果”，同时又是现代竞技武术套路的“因”。武舞、（打）套子和拳种三个因素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构成我国传统武术套路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本文从传统武术套路在历史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依次呈现出的“武舞”“（打）套子”和“拳种”三个“节点”入手加以研究，深入剖析其成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为传统武术套路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以及为当前竞技武术套路的发展提供具有方向性意义的思考与指导。

1　先秦时期“练为战”的武舞：一种简单而野蛮的“身体技术”

传统武术套路的第一个“节点”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武舞。武舞在成立之初主要以“练为战”为主旨，“以武为舞”的艺术表现形式决定了其艺术审美的观赏性和威慑杀敌的实用性，成为原始巫术活动中重要的身体表达方式、宗教祭祀中不可或缺的庆典内容以及军事操练的重要手段。另外，从个人视角出发，内心情感的抒发、防身自卫的需要、记忆传承的愿望以及意象的思维方式亦是武舞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

1.1集体意志：图腾崇拜与武力威慑

武舞，顾名思义是指武术与舞蹈的融合，“是一种以人的身体为载体，以武术动作为素材串编而成的表现一定思想内涵的生命运动形式。[2]”一直以来，主流武术学者将原始人类在采集狩猎活动中所出现的一些简单的与攻防技击有关的方法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搏斗视为武术的萌芽，而将原始巫术活动和宗教祭祀以及军事操练中出现的武舞视为武术套路的源头[3]。武舞从形成上由无到有、从规模上由小到大成为原始社会的“社会符号”和“集体仪式”，得到族群部落的一致认同与广泛参与，并非依靠一两个统治者所能企及的，它是得到集体共识和推动的结果，是原始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能够在原始人类社会中产生集体“共鸣”力量的便是原始人类的图腾崇拜，它不仅具有自我身份认同、团结族群部落的功能，更是巫术与宗教以及武舞产生的动力之源。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是被颠倒的社会意识形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说道：“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4]”武舞在“巫术”中用以“巫祝”，是女巫师“以舞降神”的把戏，是希冀借此获取“超自然”的力量以战胜鬼神的意淫。尽管如此，不可否认宗教和巫术对原始武舞的形成与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因此，原始武舞无论是从“外显的”物器技术层，还是至“内隐的”心理价值层无不处处彰显出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和“超人间的力量形式”。时至今日，无论是传统武术套路还是竞技武术套路仍可处处窥到此“遗风”。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秦时期的武舞记载多见于祭祀和军事战争中，其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有二：一是用以庆典，即作为原始宗教巫术的祭祀活动和宣扬统治者政治功绩的重要内容。如《说文》中载：“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也”。指出原始巫术武舞的作用是以舞降神，巫女幻想着通过“跳”一些带有技击性动作的“舞蹈”，产生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以控制神灵，使其听从自己的号令，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周代著名的“大武舞”则以表现武王克商的过程与功绩，是带有一定剧情和政治意图的庆典活动[5]。二是用以战争，即用以军事操练和威慑敌人。《韩非子·五蠹》里记有用以军事操练及武力炫耀的“干戚舞”。故事描写的是三苗族反叛，舜帝三次打败他们，仍不降服。后来禹带领军队表演手执巨斧与盾牌的“干戚舞”给三苗看，这个武舞所表现出威武雄壮的气魄与高超的武功，使三苗既感动又害怕而终于降服[5]。在《华阳国志·巴志》里载，周武王伐纣时，联合巴蜀军队。巴蜀军队跳着威猛的武舞，唱着雄劲的战歌“以凌殷人”，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象出原始武舞所具有的威武雄壮的气势[5]。

经反思后不难发现，关于原始武舞的记载，多以军事祭祀的“集体武舞”为主，而类似“巫术”所跳的个人武舞的记载较为鲜见。但是今日的武术套路多以个人演练为主。因此，本文认为个人演练的武舞才应是今日武术套路之始祖。经查阅，刑天与帝争神的干戚舞，可以说是关于武舞的最早史料记载，但从其描述论断，刑天的干戚舞是头被黄帝砍掉后无意识的“乱舞”，严格意义上讲不能视为“武舞”。至周代，出现个人武舞的记载。《礼记·内则》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厦”。其中的象舞指的便是个人武舞。它虽是个人演练的武舞，但却是“象用兵时刺伐之舞”，目的还是为军事战争服务的。由此推论，在原始社会，个人武舞与军事武舞之间似乎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象舞练习不仅是为了个人的防身自卫，更多地还是为军事战争的需要做准备。

另外，从原始武舞技术描述上分析，由于原始社会生存环境的恶劣和战争搏斗的频繁，无论是军事武舞还是个人武舞，训练的主要目的都是“练为战”，用以战争搏斗的，因此，原始武舞又被称为“战舞”。如同今日军队里面的擒敌术和搏击比赛中的技击术一样，其动作应该是简单、野蛮且实用的。《礼记·乐记》：“一击一刺为一伐”“文王时有击刺之法……”等记载表明原始武舞多是持械而舞，方法多以击、刺、伐等动作为主，是直接从军事战争的搏杀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未经太多的艺术化加工，可以直接用于军事战争搏斗。到了春秋战国，各种武术论著相继问世（如《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越女论剑》、《庄子·杂篇·说剑》、《剑道三十八篇》等），才表明军事武舞与个人武艺的分野，标志着个人武艺技理的基本成熟，并开始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为宋代程式化、艺术化“（打）套子”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1.2个人情怀：防身自卫与记忆传承

原始时代，人类生存环境异常恶劣，各群族部落内部和群族部落之间或为了争夺食物、或为了占领领地、或为了争夺异性经常会发生争斗，我们的祖先正是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大小争斗中积累了丰富的技击经验，武术套路开始孕育。这是人类共有之现象，似乎并无其他独特之处。

然而，人类是弱小的，同时又是最强大的。弱小在于人的身体条件并不是自然界生物中最强大的，强大在于人是这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思想的生物。帕斯卡尔曾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见解：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他知道自己的生，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而人由于思想却囊括了宇宙[6]。我们先民正是依靠着自己的思想，有意识地将在平时争斗中所使用的一些非常实用的技击方法提炼出来专门加以练习，借此提高自身的搏斗能力。诸如我们今天与某人发生了肢体冲突，当冲突过后平静下来时，我们一般都会去习惯性地思考这次冲突所带来的教训，思考在这次冲突中，我是赢了还是亏了？赢是怎么赢的？亏又亏在了哪里？下次遇到用样的问题该怎么办？等。另外，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处于不同的情绪状态下，人类的表现亦不同。无论赢亏，冲突过后人的情绪不免总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当这种情绪难以抑制时，除了诉诸于神情上的喜怒哀乐外，还经常会诉诸于行为上，以“手舞足蹈”的方式帮助宣泄和疏通，这是造物主赐予我们的生理本能，是正常人体生理机能的自我保护调节，以维护我们的身心健康，这也是武舞产生的重要方面。

我们的祖先正是通过这种人与人之间争斗后的不断思考以及借以“手舞足蹈”情感宣泄方式激发了创造武舞的意识冲动，不断地在亲身争斗的实践中提取自以为实用的技击“因子”加以专门练习或情感抒发。久而久之，随着我们祖先技击经验的大量积累，为了方便记忆，便于练习，也为了将它们更好地传承下去，我们的祖先便会有意识地将这些实用的技击经验以一种固定的形式组合起来，从而形成武舞。

1.3意象思维：由意至象的符号提炼

熊晓正于2004年在台湾的《从搏击技艺到武学文化》的演讲稿中指出：中华武术传统拳法暗含着一个重要的创编原则，即“象形而取意”和“遗形而取神”的原则。这正是我国传统审美取向“得意忘象”的滥觞。这一原则要求对技击格斗技艺的整合“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取其意而遗其形[7]。因此，本文认为，武术套路的产生与我们先民的“意象”思维方式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意象”一词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古人以为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其实是意的寄托物[8]。“意”和“象”在武舞的形成过程中互为依存，缺一不可。若是缺少内在的善于从战争搏斗的实践中创造“象”的“意”，抑或是缺少外在的能够充分表达“意”的“象”，武舞都不会形成。在武舞形成上，“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即便是具备了产生“象”的客观条件，也未必就会产生主观意义上的具有创造力的“意”。正如本文开头部分所述那样，采集狩猎、生产劳动、军事战争、宗教巫术等这些客观条件不只是我们国家存在，其他国家民族也同样存在，然而最终亦只有我们国家民族形成了风格各异、流派众多的武术套路。这就是“意”对武舞的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二者关系中，“意”在先，“象”在后，“象”是“意”对客观条件（战争搏斗里的技击动作）的提炼、加工和抽象，而现实的客观条件又决定了“意”对“象”的具体反映和反映程度。武舞便是沿着客观条件（战争搏斗）→意（“意化”加工）→象（武舞形式）这一发展模式而形成。

正因如此，原始武舞所具有的意象特征蕴含着丰富的“符号信息”。正如吴松[9]等人在《武术意象：一种典型的艺术化物象——对中国武术艺术理论的初探》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中国武术就如同“一种意象符号”，每一个技术动作就好似一个审美意象，足以令观赏者进入到武术的想象空间，并感受到武术的艺术韵味。”“意象”的思维方式培养了我们祖先由“意”至“象”、由“形象”至“抽象”的思维能力，成为后来武术套路产生的一个重要意识形态。因此，从符号学意义上讲，无论是原始宗教祭祀的武舞还是武术套路里的每一招一式都隐含着不同的“符号意义”，具有耐人寻味的文化价值。如同我们的汉字一样，如果说每一个象形文字的符号意义在于描绘一个生动活泼的画面故事，那么武舞或传统武术套路里的每一招一式又何尝不是呢？两者在传承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传递先人思想智慧上可谓有着遥相呼应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原始武舞同我国古代的象形文字一样，也拥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符号意义。

正如符号美学的代表苏珊·朗格认为：“现实生活中，姿势是表达我们各种愿望、意图、期待、要求和情感的信号和征兆……是我们生活行为中的一部分。”这种带有个人情怀和“符号意义”的武舞和今日各门各派的拳种套路不仅是一种利于传承的象形技击术，同时也蕴含着一个个“符号”背后的“生动故事”，将这些故事整合起来又何尝不是一部历史呢？我们通过这种带有个人情怀和“符号意蕴”的肢体练习，便可以与先人进行隔空对话，从中领悟并传承他们的思想智慧。

2　　两宋时期“练为看”的套子：一种象形而程式化的“身体艺术”

两宋时期出现了与现今武术套路极为相识的“（打）套子”，是中国传统武术套路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代，奠定了中国武术套路未来发展的基本格局。套子的出现是当时社会和个人之间在精神文娱追求上双向呼应的结果。

2.1社会需求：轻技击重娱乐

“套子”形成于宋代一说得到了武术主流学界的认可，常引的例证是《武林旧事》里江湖艺人在表演摔跤前，“先以‘女飐’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臂力争交。”另据宋代周密的《武林旧事·瓦子勾栏》载，两宋时期还出现了以跑江湖卖艺为生的“路歧人”，他们不入勾栏，而是在“耍闹宽阔之处作场，谓之‘打野呵’”。从史料对“打野呵”的描述上分析，它和“（打）套子”应该是同类事物的不同说辞，只因表演场域的不同而别名区分，它们的表演目的是一致的，都以吸引观众，供人欣赏娱乐为主。另外，还有卖药的人，为吸引路人，也要扯圈子舞刀弄棒。如《太平广纪》卷八十五载：“见室内有一个弄刀、枪卖药，遂唤此人。云‘只卖药，元不弄刀、枪’”。由此可知，当时的套子表演十分盛行，不仅是瓦舍、勾栏里博人眼球的表演项目，而且也是从事其他街头行当的招揽顾客的必备技能。套子发展至宋太祖三十六势长拳的出现，被大多学者视为我国武术套路正式形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0]，表明此时已经形成较为稳定而程式化的武术套路。

“套子”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偶然，相反，它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象征和顺应时代的精神文化产物，是武舞发展与时俱进的体现，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大众对精神文娱的需求。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0]。瓦舍的涌现便是很好的例证。“瓦舍”又称“瓦子”，是宋代城市中出现的群众性游艺场所。瓦舍之中，有花纹图案装饰的栏木或绳网，拦成一个个的圈子叫“勾栏”或“游棚”，是专门表演各种技艺的场所。据《梦梁录》、《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京城内外的瓦舍有二十多处，如清冷桥的南瓦、三元楼的中瓦子、三桥巷的大瓦子、众安桥的下瓦子、盐桥下蒲桥东的东瓦子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瓦子。其中，北瓦子最大，有勾栏十三座之多。在瓦舍演出的各种技艺名目也非常的繁多[5]。

此外，在宋代朝廷的“默许”下，社会上出现众多的辐射面极广的结社组织，不仅城市里有，农村也有，很多结社组织的人员数量庞大。如南宋时期都城临安府（今杭州）就有争交的“角抵社”“相扑社”；射弩有“锦标社”、使棒的有“英略社”等，每社规模都“不下百人”。民间自发组成的结社组织有北方农村以习武御敌为目的而组成的“弓箭社”“忠义巡社”等。另外，在农村中还有以“社”“堡”“山寨”等形式出现的武艺结社组织，如“棍子社”等，但规模较小，多劳武结合，行侠仗义于民间。城市和民间的武艺结社组织尽管同是武艺结社组织，但二者性质不同，城市结社多以娱乐休闲为目的，而乡村结社则趋于保家御敌，求得安定之用，这对于当时抵御外强和安定团结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5]。

宋代，因军队武艺表演活动多在城镇举行，极大地促进了军事武艺与民间武艺的交流，为各自武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崇观以来，在京瓦肆呈伎艺中，亦有‘相扑’、‘掉刀、蛮牌’、‘牌棒’的表演者，有“善角觝，都人号为小关索”的李宝。这与军中表演的“掉刀、蛮牌”“禁军中角觝戏”都有着一定关系，反映了当时民间武艺与军队武艺之间的交流与影响。南宋时，城镇民间武艺活动进一步发展，内容增多，表演形式多样，如“角觝”“使拳”“舞斫刀”“舞蛮牌”“舞剑”“射弓（弩）”“使棒”等[12]。

“套子”正是在勾栏瓦舍涌现的社会背景下，在城市娱乐休闲结社组织的影响下，在军事武艺表演与民间武艺活动的交融中以满足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娱需求应运而生，加速了先前简单野蛮的“武舞”形态向着复杂程式化的“套子”模式发展。套子的出现彻底摆脱了“以武为舞”的“舞”性束缚和从属于军事武艺的范畴，决定了未来传统武术套路的价值功用，规定了未来中国武术套路的表现形式，指明了未来传统武术套路的发展模式，奠定了未来传统武术套路发展的基本格局，并在广大群众中间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迅速地发展。

2.2个人需求：入仕途求谋生

北宋时期，军中出现武术表演的专业队伍，“花法武艺”成为招兵纳贤的重要条件。“皇室集天下精兵于京师，组成数量庞大的禁军。东京左右两厢禁军从各地军队和民间征召了一些精于武艺、擅长杂技百戏的艺人。他们名列军籍，每月领取粮饷，专习技艺以供表演。”表明当时的军队招募非常重视武艺的表演功能。从《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中可得知，当时军中的武艺表演不仅有剑舞、相扑等，还有双人、多人的武艺对练和集体武术表演等[5]。军中武艺表演的盛行，使身有“花法武艺”的江湖艺人有了进入军旅的机会，借以走向戎马仕途的生涯。同时，军中“花法武艺”的聚集、交流与切磋又进一步促进花法技艺的精进。

在军旅之外，由于瓦舍勾栏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和全国城乡各种结社组织的盛行，“花法武艺”成为吸引大众眼球的一大看点和市民所喜爱的重要文娱活动之一，这种活动方式逐渐固定下来，并成为武艺人谋生的行道[13]。因此，社会上出现了众多专门从事“花法武艺”的乡井市民，其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

宋代出现的“套子”较前秦时期的武舞有着很大不同，概括起来主要有五：（1）二者名称不同。武舞“以武为舞”，将攻防技击动作组合起来，以舞蹈形式进行的编排。从先秦至宋代之前，凡是个人演练的“武”均会在其后加上“舞”字，如“干戚舞”“剑器舞”“剑舞”等。而“套子”一词的使用彻底摆脱了“舞”性，将武与舞之间划清界限，并在名称上指出套子的特点不是“舞”而是具有一定程式的“套”。（2）二者功用不同。武舞主要用以宗教祭祀与军事操练，即便是个人的武舞练习，也是“练为战”，为军事战争做准备。而“套子”则是“令人观睹”，供给大家欣赏娱乐；（3）二者演练形式不同。武舞分为集体演练和个人演练两类，但是以集体演练为主，而“套子”主要是个人演练的形式。（4）二者欣赏对象不同。武舞的表演多是为了祭祀，或宣扬统治者的政绩以满足他们的娱乐欣赏，或借以威慑敌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有少数人在特定场合才能欣赏到，而“套子”是瓦舍、勾栏里的一项专门的武艺表演，深受社会普通大众的喜爱；（5）二者习练群体不同。武舞的参与人员多是军队的人员或巫师，而“打套子”大多是以此为生的“乡井市民”。

从以上分析看出，宋代“套子”的习练目的不同于先秦时期武舞的“练为战”，注重的是“套化”的“练为看”。因而，较先秦时期的武舞，“套子”更加接近于今日的武术套路。

3　明清时期“练为修”的拳种：一种复杂而文明的“身体文化”

明清时期是传统武术发展的集大成时期。这一时期，武术套路与传统文化哲理相融，形成了风格迥异蔚为大观的武术拳种流派，武学体系建立。这不仅是由我国广袤复杂的自然地理风貌所决定的，也是由传统武术自身延续的需要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化自觉所决定的。

3.1生存所迫：由军事失宠至武学修为的升格

鸦片战争以来，火器在军事战争中显示出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普及化程度愈来愈高，冷兵器逐渐退出了军事战争的舞台，武艺开始在民间肆意蔓延。此时，人们已经深刻意识到传统武艺在防身自卫和保家卫国上如同敝屣，意识到其今后发展所面临的尴尬境地。然而，所幸的是明清之际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武术技艺历经数千年的发展都已趋于成熟，在农耕文明下孕育出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传统文化与传统武艺的相融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以此为契机，传统武术在讲求“练为战”的基础上继而上升为对传统文化哲理精髓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道的层次追求。在这一追求过程中，武术套路中所蕴含的技击属性始终是不可撼动的根本和核心。而武术拳谚中常讲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等艰苦体悟的习练过程成为砥砺人们意志修道得道的箴言。中华武术之所以被称为“功夫”，大抵既源于此。

进入清晚期，以太极哲理学说立论的太极拳、以八卦哲理学说立论的八卦掌和以五行哲理学说立论的形意拳相继出现，开启了不是先前以传统文化哲理为技理指导而是纯粹以之为创拳立论的历史先河。另外，少林功夫亦“参融禅理，兼修气功”，使少林功夫向着“禅武合一、内外兼修”的方向演进。传统武艺最终得以在“地缘”上找到栖身于民间的富饶辽阔之地，在“亲缘”上找到了依附于传统文化的立身安命之本，从而使得在军中失宠一度被戏谑为“江湖末技”的传统武艺在民间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装待发”酝酿之后逐步步入“雅正文化”的“武学”殿堂，武术一跃上升为“武学”的范畴。这一华丽地转身正是迫于化解自身的生存危机以提升自身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需要。

3.2地理使然：在农耕文明氤氲下的小农产物

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其文化类型以及人们的文化意识形态，而这一切又将会具体反映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此，列宁曾这样论述：“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武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映射，由“技”到“艺”再至“道”的升格，归根结底，和我们祖先所生存的地理环境亦分不开。在长江黄河哺育下的华夏大地，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模式下，我们的祖先曾创造出世界上最先进最灿烂的农耕文化。武术历史发展的“源远流长”与武术内容体系的“博大精深”若是缺少了这一长期而稳定的以农耕文明作为支撑的社会结构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王岗在《武术与农耕文明》一文中所言：“农耕文明及其影响下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为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使武术能够成就今天的蔚为大观。与此同时，农耕文明也在武术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无论是武术的理论指导，抑或是武术的传承方式都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数千年来，我国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模式下形成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一“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为拳种的多样性和技理的精进化提供了保障，民间武术师傅们才得以在“衣食无忧”的条件下过着“忙来时种田，闲来时造拳”的田园生活。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14]。农耕文明突出的特点是家族的传承性和对土地的依赖性，由此也产生了人们在思想上的保守性、性格上的温和性以及交际上的封闭性，造就了中华民族狭隘的小农思想，人们相互之间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这在农耕文明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当时对传统武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传统武术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下，形成了拳种套路的多样性、流派门派的庞杂性以及传承方式的宗法性。从历时性上看，“武术套路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一如流水的历史绵延，大致经历了古代武术套路的氤氲、萌芽、形成、成熟以及近代武术套路的演进等阶段，从中展现出武术套路在不同时期的足迹屐痕。[15]”而在这些足迹屐痕中又无不深深地烙有农耕文明的印记。从共时性上看，传统武术从习武者的思想观念上、传统武术的技术理论上和它的传承方式上又无不映射出农耕文明所孕育出的小农思想色彩。

因此，尽管鸦片战争以降，冷兵器在军事领域中完全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但是在农耕文明下孕育出的小农思想，仍对曾数千年来捍卫自己家国安全的传统武术敝帚自珍，怀有难以割舍的情怀。正是这种难舍难分的情怀下促成人们对传统武术在习练目的上由“练为战”至“练为修”、在发展认识上由“武艺”至“武学”的思想升华，完成了传统武术“由术及道”的追求与改造。

3.3内化自觉：由身体体练至精神道悟的自觉

武术套路发展至清代，习练目的在保持“技击性”本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不再一味地追求“技击”，而是在“技以载道”的认识下自觉内化为毕生的“悟道修为”。这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如同中国的茶文化一样，茶叶最初的产生并不是作为饮品，而是作为一种治病疗伤的药物出现的，春秋时期人们开始用其做饭菜，直至大唐时期才将其作为解渴饮品饮之，发展至今形成“茶道”，出现了“茶文化”。茶的功能价值随着人们认知的深化和时代的不同需求而得到了广阔的延伸和升华。尽管如此，茶最初的药用、食用以及解渴等价值功能至今仍然存在，仍在不同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功用，只是人们不再强调它，而是摇身一变升级为一种高雅时尚的休闲消遣饮品。传统武术由最初的武舞（练为战）至宋代的武艺（练为看），再至清代的武学（练为修）的发展历程与茶文化的发展又是何等相似！尽管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出现了武术所蕴含的众多价值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需求下“此消彼长”的现象，但武术的“技击本质”始终是一贯的、毋容置疑的。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这既是一切事物发展的一种内化自觉，也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归宿。

当传统武术上升为“武学”，追求“道”的旨趣后，“技击性”虽然仍是其鲜明特征，但更多地只是象征性的，甚至很多招数在实际搏杀中未必见得多么实用。也就是说，明清之际的武术习练旨趣本身便脱离了原始野蛮的杀人搏斗术的训练，不再是单纯地追求“技击”，而是将原本野蛮粗暴的“技击术”赋予以“文明性”，通过对这种带有“文明性”的且具有“技以载道”内涵的艰苦卓绝的形意“修行”达到对“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的顿悟。武术套路亦正是在这一发展旨趣下，技术体系日益向着复杂多样化发展，构成了武术套路审美的“形似、不似、不似之似”的3个技术境界[16-18]。并且，武术套路里的“大开大合”“走立圆、平圆、八字圆”等动作技术特点和“以柔克刚”“以小博大”等技击理念在真实实战中也很难派上用场。这已在原来中央五套播放的《武林大会》节目和笔者20余年的习武经验中得到充分证实。

另外，中国传统的君子文化素来提倡“以德服人”，讲求“动口不动手”。动口主要是指的说理，讲道理，即以理服人。当“逼不得已而为之”时，往往也是“点到为止”“手下留情”，而这时候的“点到为止”“手下留情”，并不是众人所想象的在搏斗时对力道的把控，而是按照双方约定俗成的彼此同流同派的“套路”框架内“出牌”。如太极拳的推手，双方手一搭，在彼此推让之间去感知对方的功力深浅，几个回合下来便能感受到对方功夫的高低，负者主动示弱，对胜者行礼致歉，以示诚服，而尽力避免人身的直接攻击。而在不同拳种流派之间，双方更多地是在“功夫”上的较量比试。这时候的双方甚至可不必搭手，不必有肢体的接触，仅仅通过功力的展示便可以达到威慑对方的目的，这恰好也符合“和为贵”“中庸之道”等的传统文化思想，也是兵家所讲“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深刻体现。这或许亦是传统武术被称为“功夫”的缘故罢！故退出军事战争舞台的传统武术被火药巨大的杀人威力折服后，继而走向对“功夫”和“悟道”境界的追求，在这一追求过程中通过体验常人难以忍受的对身体和意志上磨砺而达到对精神文明的修为，即达到毛泽东所说的“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的终极关怀。

4　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武术套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次呈现出武舞→（打）套子→拳种3个阶段特征；在习练目的上，相应依次呈现为“练为战”→“练为看”→“练为修”的目的变化；在技术特点上，相应依次表现出身体技术→身体艺术→身体文化的发展特点；在进阶旨趣上相应依次归类为武技阶段→武艺阶段→武学阶段的发展趋势。在形成动因方面，武舞的形成是由集体意志、个人动机以及意象思维等因素促成；（打）套子的形成是由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双向呼应因素促成；拳种的形成是由武术套路自身发展的需要、地理环境的使然以及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化自觉等因素而促成。我国的传统武术套路数千年来正是沿着由“武舞”至“拳种”的发展轨迹而形成今日蔚为壮观的景象，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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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道Short Comunications

作者简介：武超（1985-），男，山东邹城人，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传统体育学；通信作者：吕韶钧（1963-），男，山东烟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