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庆

从觉醒到解放：西方近代体育发展进程中关于人的本体论问题

杨海庆1，2

运用文献资料法，以中世纪以后西方近代体育发展进程中的人这一本体作为切入点，从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等不同历史时期人对自我的意识、人的身体观和人获得解放与自由等层面进行梳理和总结，进而对西方近代体育发展的本体进行深入研究，并由此对西方近现代体育的思想内核进行探讨，实现对近代西方体育发展的基本历史逻辑建构，以期为现代体育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对现代体育思想诞生的近代基础进行有益的探索与思考。

觉醒；解放；西方；近代；体育

从体育的产生之源来看，无论东西方文明均有自己的古代体育文化。虽然东西方的古代体育文化各具特色，但大同小异，均与人类的生产劳动、军事战争和宗教巫术有密切的关系。这在前人的研究中均得以反映和印证。然而，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现代体育，为什么能够在西方世界孕育而生，为什么没能产生于具有五千年连续文明史的东亚地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虽然也有学者进行过探索和研究，但尚未能产生有深度、且有完全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体育活动的主体是人，体育发展中最核心的要素也是人。希腊德尔菲神庙中镌刻的“认识你自己”的格言也证明，西方从很早就开始重视对人的认识和理解。体育史研究中如果忽视了人的研究，而只注重体育实践活动的发展，就只能成为流于表面的研究，体育思想史研究也就无法真正抓住体育发展的核心，更难以取得深入的研究成果。在西方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中世纪末期至19世纪末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在西方近代社会发展史中，对于人之本体的认识观念经历了由觉醒至解放的重要变化过程。这里所谈论的人，既指社会个体，也包括体育群体运动中的个体。人是体育发展中最核心的要素，所以在西方近代历史上，人之本体认识观的发展变化与西方现代体育思想的诞生有逻辑上的必然关联。“人类体育乃至整个文化就其起源而言，它的本、它的根在于身体，在于我们这个有感性、有意识的身体，它起源于这个有感性、有意识的身体的自由本性，人的自由本性。”[1]为此，本文以西方近代体育发展进程中的人之本体作为切入点，从人对自我的意识、人的身体观和人获得解放与自由等方面对西方的近代体育发展进行本体论研究，从而展开对西方近现代体育思想的深入探讨，探究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轨迹，从而建构西方近代体育的基本历史逻辑。

1 中世纪：欧洲的前体育时代

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原罪说和禁欲主义思想在欧洲的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人处于基督教精神统治的高压之下，成为身负原罪的罪孽深重之人。在基督教教义中，人类始祖亚当的“原罪”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起点和前提：“把人类始祖所犯‘原罪’当作整个宗教神学的出发点，并使这‘原罪’意识深深地植根于人的主观世界中，成为信仰的一种痛苦的心理保证。”[2]而且，就当时人们的认识而言：作为亚当的后代，“原罪”是一种与人的自由意志无关的必然结果。因此，源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善功和德行无助于人从“原罪”中获救。人若想摆脱万劫不复的“原罪”，只有仰仗上帝的恩典。人欲灵魂得救，就必须禁欲、苦修、放弃现世的享乐和诸多正常的生理欲求，方能有机会荣获上帝的恩典，获享来世的重生。更关键的是，人在中世纪被区分为肉体和灵魂两部分，灵魂拥有至上的地位，肉体被视为灵魂的监狱，同时这也是中世纪经院哲学所宣扬的灵肉对立论的主要依据。处于此种生活形态的欧洲，实现“人的灵魂得救”成为一种纯粹的信仰，成为一种需要折磨肉体、禁欲苦修的生活追求。“在体育的世界里，身体是王，娱乐称霸……体育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就是身体和娱乐的自由，没有身体和娱乐的自由、尊严，便没有体育的自由、尊严。”[3]然而，基督教的禁欲苦修与灵肉对立哲学却成为当时体育活动和体育思想发展的沉重枷锁，进而导致当时的人们不敢甚至不愿从事任何能给人带来快乐的游戏活动和体育运动，导致古希腊、古罗马的体育文化被基督教的身心二元对立观和禁欲主义思想所湮没；使得中世纪的欧洲人匍匐于上帝的脚下，成为教会的奴仆，失去了人作为社会个体应有的地位与尊严。但从体育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也为在教育领域产生体育（Physical Education）的思想理念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如果没有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分离，身体教育的思想就很难在基督教理念长期影响的国家和社会群体中产生。正是由于肉体的地位极其低下，才为人体解剖学和构造学的学科发展减轻了社会压力，为世人更好地了解人、为后世体育的科学发展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

尽管基督教严格禁止人们从事体育游戏等娱乐活动，甚至将体育活动视为异端，并规定参加体育竞技活动的教徒不能领圣餐，角斗士若不放弃自己的职业不能受洗礼。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中世纪欧洲体育的发展，导致中世纪西方体育的全面衰颓。但是，人，终究是现世生活的人，人在现世生活中种种正常的生理与精神诉求更不会因为基督教的精神统治而彻底泯灭。

伴随中世纪后期基督教内部的分裂和教士阶层生活的腐化堕落，不仅在基督教内部出现了教义之争，而且神职人员随意编造假圣徒遗物骗取信徒钱财、制定各种罪行的赎买价格制度等行为，也导致当时的欧洲人对于基督教教义产生怀疑并对来世得救开始失望，进而影响到普通社会个体的宗教虔诚度，使得社会个体对于人应该拥有怎样的现世生活产生了质疑。

至中世纪后期，一些源于军事训练需要而保持发展的身体训练和比武活动开始出现表演化和娱乐化的发展趋势。由于骑士比武训练中时常出现死伤现象，导致1130年开始教会对骑士比武的多次明令禁止。但是由于十字军东征等战争的准备需要，骑士的比武训练又需要进行，于是，为了减少伤亡、降低危险，骑士比武中引入了固定的比武规则，比武所用武器也由锐利变圆钝，骑士的训练比武出现了体育化的发展趋势。1184年和1188年美因茨宫廷聚会上的骑士比武已经高度仪式化。其仪式化的具体表现为：发正式的邀请函、有固定的比赛规则、修建正规的比武场地、有监督比武的裁判、胜出者会被颁奖[4]。这样的骑士比武已经成为逐渐脱离军事训练的体育活动。与此同时，英国的射箭活动也逐渐出现了平民化发展。1252年，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条例》规定，年龄在15至60岁的男子都必须定期练习射箭。这虽然是出于军事备战的需要，但是伴随后来火药武器进入军事领域，射箭活动也逐渐脱离军事训练而渐渐发展成为贵族与百姓的体育娱乐活动。

伴随中世纪后期人们信仰坚定性的弱化，对于绝大多数人甚至于那些自以为在信仰方面坚定不移的基督徒来讲，摒弃一切人性欲念的崇高境界都是难以达到的，即便暂时达到也难以长久保持。体育活动作为人类现实生活中能够给人带来健康和快乐的游戏活动，很显然也是一种重要的现世诱惑，虽遭教会的反对与禁止，却并未从人们生活中彻底消失，而是渐渐成为人们在宗教节日和狂欢节中的表演和娱乐内容。有资料证明：12世纪末“年轻人在节日时都在进行体育锻炼，如田径、射箭、摔跤、铅球、掷标枪以及击剑”[5]。1303年曼宁在其诗作《处罚罪孽》中写到：“唱歌、摔跤和下流的游戏，人人乐于这些让人蒙羞的把戏。在教堂里，就在教堂的庭院里，对于神灵也敢亵渎。”[6]

总体而言，中世纪对于西方的体育发展史来讲，由于人被置于上帝之脚下，所以在教会身心对立观和禁欲主义说教的影响下，近现代体育思想的萌生尚未发生；对于体育思想的发展而言，当时的欧洲确属于近代体育思想肇始之前的黑暗时代，是欧洲的前体育时代。这一社会发展时期，既是文艺复兴中人之觉醒的客观历史基础，也是西方近代体育思想滥觞的真实土壤。

2 体育：身体的觉醒与人的觉醒

2.1 身体的觉醒与人的觉醒：近代体育思想肇始的必要前提

正是由于人们不堪长期忍受教会的精神统治和经院哲学的思想禁锢，在14世纪的意大利孕育而生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从14世纪初期开始，一直持续到17世纪30年代，长达三百余年。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等人文学者大力抨击教会的封建统治和教会对人的精神摧残，开启了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对西方文化和历史的深度影响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和精神象征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恢复人的本体地位与价值，把人视为一切事物的前提和最终的本质，反对把人边缘化，强调人在宇宙中的主体性，肯定人是权利和责任的主体。原本在意大利的知识精英中就孕育、传播的人文主义思想，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导致保留希腊罗马古代文化较多的东罗马学者纷纷流亡至意大利，促进了意大利学者对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研究，也进一步促成了当时的社会精英借助于对古代文学、艺术的复兴，展开了一场以复兴古典为借口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精英学者们充分利用古典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成分、利用自然科学和古典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来反对封建神学体系和经院哲学，在继承和利用古典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文化。

人文主义者在哲学观上表现为人本主义，在伦理思想上表现为反对禁欲主义，肯定现实世界和现世生活，主张发展人的个性、才智与能力，通过文艺作品描述人性的美好、赞美健康的人体、树立人的自主意识，导致了近代西方社会人的觉醒。人文主义者的作品和思想在当时的意大利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成为西方历史的里程碑，就是由于它改变并重新创造了一个新欧洲、新西方”[7]。

人文主义盛行导致人的觉醒。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提出了“灵肉一致”的观点，认为人的肉体生活之价值并不亚于人之灵魂的获救，其所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拉斐尔、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人的宗教绘画和艺术雕塑充分借助于宗教故事的内容展示了人体健康之美，使得世人感受并喜爱人体的健康和健美形象。这一时期对于健康肉体的喜爱和对人体协调发展的思想追求，为近代体育思想的肇始创造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同时，人文主义者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时，也开始注意古代的体育文化和教育思想，开始接受并宣扬古罗马诗人尤纳利“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身心健康观。这些身心观与健康人体观的发展与当时社会个人的需求及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趣相结合，促成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教育思想的变革和健康思想的发展，为西方近代体育思想开拓了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发展领地。人文主义者对于古代雅典体育精神的喜爱，对古希腊丰富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教育的赞许和惊叹，更为西方近现代体育观念的形成和体育实践活动的发展找到了可资学习借鉴的蓝本。

2.2 体育：西方近代教育领域人之健康的守护者

在社会生活领域，当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曼图阿以及归属教皇的罗马等富庶城市里，教皇、枢机主教、银行家、富商等阶层居住于豪华皇宫、别墅之中，享受一切能用钱买来的奢侈品，这些社会上层的人生态度，渐渐倾向于重视世俗，教会的世俗化趋势加剧，一些接受了人文主义影响的教会高层，甚至于一些教皇已经在自己的思想中开始重视人的健康和现世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在教育领域，人文主义新教育以对人的崇拜为基础，开始重视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和成长发展，形成了当时影响社会各阶层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教育思想。这其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是教皇庇护二世（Pius II，1458—1464年在位）。庇护二世的教育思想中不仅对人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甚至已经包含有丰富的体育内容。

在《论自由教育》的文章中，庇护二世认为：“人是由精神和肉体两部分构成的，人的精神和肉体都应得到发展。”[8]他相信，健全的精神必须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庇护二世曾专门讨论有益于人体健康的方法和条件。他认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身体健康的首要保障。贪吃贪睡、暴饮暴食、无所事事都是人体健康的敌人，而生活规律对于保持健康的身体非常重要。他还建议年轻人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剥离自己的意志力，培养自己朝气蓬勃、不畏艰难的精神。对人们来说，掌握一定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和技能非常重要。各种球类、游泳、体操、骑马、游戏等都应该是学生每日的必修课。他认为人们身体素质的提高，可以借助于参与军事技术的训练来实现，如学习使用弓箭、长矛、投石器、驾车等实用的军事技能，既能满足“圣战”时的需要，还可以切实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此外，在修身养性方面，他认为要奉行适度的原则，做到张弛有度、劳娱结合。适当的休息和放松是调节人体生理平衡的重要手段，也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方法。这种对于人之健康十分科学的思想和体育观念是教会领域对于体育宽容的突出体现，也是在当时教会世俗化发展中对人宽容的真实反映。教皇庇护二世对于人的宽容和对人健康的重视，客观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已开始觉醒，同时带来了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肇始。

不仅文艺复兴时期有庇护二世这样的宗教界领袖人物开始重视人，重视人的世俗生活与身体健康，而且也产生了一大批拥有虔诚基督教信仰并大力倡导人文主义教育的社会精英，如弗吉里奥、菲尔特雷、卡斯底格朗等，出于对人的赞美与重视，从人之教育培养的需要出发，首先恢复了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同时通过提倡个性发展和思想自由，来使基督教的“原罪说”和禁欲主义教育思想濒临瓦解，充分表达出对人的重视和对体育的重视。

弗吉里奥（Pietro Paolo Vergrio,1349—1420年）是第一个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运用于教育实践的教育家。他在《论绅士风度和自由研究》一文中提出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主张。弗吉里奥认为：博雅教育“是一种符合自由人的价值的教育，是一种能唤起、训练与发展那些使人趋于高贵的身心和最高才能的教育”[9]；教育应该培养充满世俗精神的、全面发展的、身心俱健的人。为此，弗吉里奥提出教育需要两根支柱：心智训练和身体训练。其博雅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对人的身体和心灵进行有效的训练，培养充满世俗精神的身心俱健的人。

意大利教育家维多里诺·德·菲尔特雷（Vittorino da Feltre，1378—1446年），继承了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并将之应用于他的学校“快乐之家”中。他的办学宗旨就是要培养身体、智力和道德和谐发展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认为，身体是灵魂的皈依，强健的体魄是塑造灵魂的保证；理想的人应具有强健的体魄、丰富的知识、良好的品德及虔诚的宗教信仰。菲尔特雷在教育过程中坚持德智并重、身心兼顾，重视发展儿童个性与培养儿童的社会责任感。菲尔特雷要求“快乐之家”的学生们不仅学习骑马、射箭、角斗、击剑等可以用于军事战争的体育技能，而且还参加跑步、跳跃、踢球、游泳等的学习和训练。学校还根据四季气候和环境条件的变化，为学生编排不同形式的体操、舞蹈活动内容。

15世纪末到16世纪，在共和制社会政治背景下，意大利社会要求在人文主义教育中培养“公民”的思想，巴尔达萨·卡斯底格朗（1478—1529年）认为，完美的朝臣不仅应具有勇敢、正直等美德，而且应该是擅长战争艺术和体育活动的实干家。所以在《廷臣论》中，卡斯底格朗要求朝臣的培养既要学习军事技能，还要练习游泳、跑步、摔跤、投掷石块、打网球等内容[10]。历史学家巴伦认为卡斯底格朗教育中的理想“廷臣”也就是文艺复兴的“一般人”[11]，他的朝臣培养思想所反映的正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一般人的教育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觉醒，带来了人对身体健康和人之教育的重视，为西方近代体育的发展开启了最早的宽容环境，也从身体观念、教育理念等方面为体育思想的肇始提供了内需动力，从社会精英阶层开始形成了支持追求身体健康和支持体育教育的社会思潮。在基督教依然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在文艺复兴思潮影响较大的地区，社会大众的体育活动渐渐成为了能被宽容、可被接受的生活娱乐和偶尔的快乐享受，这些地区的人开始有机会品尝到体育带来的益处。

3 人之解放：宗教改革中体育的一个思考维度

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跨越阿尔卑斯山逐渐将其影响发送到西欧的其他国家。然而，对于16世纪初期德国和北欧国家的人们来讲，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思潮仍然只是一种无聊而昂贵的精神奢侈品，他们对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思潮反应极其冷淡。此时的德国和北欧国家的人们，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与10世纪时期并无质的不同，较之于黑暗时代并无太多的改善。闭塞和落后的环境使处于欧洲内陆的德国人保留了无比的信仰虔诚。16世纪教会的腐败和教士的堕落不仅动摇了日耳曼民族对罗马天主教的虔诚之心，而且14、15世纪欧洲各地的宗教“异端”思想，如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John Wicliffe,1328-1384年）和约翰·胡斯（John Hus,1373-1416年）对正统天主教观点的批判，以及罗拉德派、圣杯派等“异端”教派的影响，都逐渐汇聚成为16世纪宗教改革的滥觞之源。

3.1 人的解放：体育思想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许多历史学家把西方近代的信仰自由、宽容精神、民主政治、经济发展、国家主义以及中产阶级的形成都归功于宗教改革。”[2]历史发展也的确显示，那些因宗教改革而改信了新教的国家（它们大多属贫瘠之地），如英国、荷兰、德国、美国后来都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那些极力抵制宗教改革的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等，尽管16世纪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强大而繁荣，但在近代西方的竞争发展中都日趋没落。宗教改革之前欧洲的基本格局是南方富庶开化而北方贫穷落后；宗教改革之后，逆转为北方发达繁盛而南方落后衰颓。对于社会发展，宗教改革意义重大，之于体育思想的发展，宗教改革也影响深远、意义非凡。

1517年，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大幕。这场运动声势日渐浩大、影响不断扩大，几乎波及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路德、加尔文、茨温利等人的改革思想不仅为西方世界的人们带来了信仰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而且带来了宗教对体育的宽容，甚至是需要，从而在思想领域为体育思想的发展开启了方便之门和发展空间，促进了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

路德将《圣经》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继承威克里夫和胡斯的神学思想，否认教会和宗教会议的权威，反对教阶制度，反对禁欲主义和教士独身，反对教会干预世俗政权的事务，还要求确立世俗政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权原则，使教会和国家在职能范围上分立开来。路德强调《圣经》的权威，宣扬“因信称义”宗教观，认为“只是信，不是行为，才使人称义，使人自由，使人得救”[12]。路德认为，灵魂获救完全是信徒个人的事情。只要心中有信仰，人的救赎不需要教士作为中介，也不用求助教会和教皇，不用借助圣礼仪式和善功，而是直接向自己的良知呼吁。只要信仰虔诚，坚信上帝和热爱上帝，就可以获得救赎。路德宣扬基督徒的自由与灵魂得救的自主，获得了世俗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世人的广泛拥护，形成了影响巨大的路德宗新教派别。

瑞士教士茨温利赞同路德的改革思想，也主张奉行《圣经》为唯一的信仰权威，否定罗马教皇的权威，否认教会赎罪券的功效，主张废除繁琐的教会仪式和教士独身制度，并于1523年在苏黎世发表《六十七条论纲》，宣扬信徒的福音来自于《圣经》而非教会，得救的依据是信仰，并对弥撒的献祭性质、善功的救赎作用、圣徒代祷的价值以及隐修誓愿的约束力等天主教教义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法国人约翰·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体现于他的著作《基督教原理》中。在书中，加尔文宣扬“预定论”，奉行《圣经》为信仰的唯一依据，主张废除天主教的主教制度，建立长老制教会管理体制，让信徒来管理教会；提倡节俭，鼓励经商致富和经营获利，认为正当的经济活动是增加上帝荣耀的重要途径。在加尔文的改造思想中，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应该通过自己现世的努力和信仰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就为喜爱体育竞技的人通过自己的勤奋训练和在运动场上努力获胜来证明自己也是上帝的选民提供了信仰的依据。

新教各教派的改革主张，其初衷是为了革除天主教的积弊和陋习，清洁教会内部，清新精神救赎之风，但却打破了西方天主教在精神信仰领域一统全局的状态，带来了教会的分裂、天主教自身的改革以及教会的深度世俗化，并将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马丁·路德的改革思想，以人的境况为出发点和目的，人的获救是他关注的首要问题，他认为上帝创世是为了人，基督蒙难更是为了拯救人；在他的神秘主义宗教体验氛围的中心是一个大写的“人”字[2]；他的“因信称义”理论是为了人的获救和精神的自由。

西方近现代体育的大发展，必须以大多数人能够享有平等的体育权利为前提，而“这一点又以现代民主国家形成、所有人都成为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公民为条件”[13]。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最直接的成果是1555年《奥格斯堡合约》规定的“教随国定”的原则。该原则极大地增强了欧洲各地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之心，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民主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如德国的宗教改革推动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借助于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德国的封建割据状态，使绝大多数的人成为国家公民，逐渐获得了法律上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从事体育活动、平等接受体育教育的权利。欧洲的其他地域也受到了类似的影响，使得昔日王公贵族所玩的某些娱乐游戏活动，以及一度难登大雅之堂的民俗体育活动，也渐渐有机会发展成为全民族共同的体育生活方式。

3.2 体育：人之解放的重要社会维度

新教领袖的改革主张，不仅带来了新教世界人们精神的解放和信仰的自由，为人的进一步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他们的教育思想和体育的观念，也促进了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路德认为世俗统治者应当重视兴办教育并推行普及的义务教育。他认为“保持健壮的身体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身体健康结实，才能从事生产劳动，才能救济和帮助贫困者”[14]。路德的初等教育主张中，不仅包括《圣经》和历史、艺术的学习，还包括体育的内容。在拉丁语学校和大学的教育中，路德还主张应该有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体操练习。他认为体操锻炼可以保持人的身体健康，还可以有效地防止人们参加卑鄙的活动；他还说过“人们应该拥有高尚、有用的运动训练……因此，我赞成……音乐以及击剑、摔跤等骑士类的体育运动训练，它们不仅能够消除人们的烦恼，还能让人的四肢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发展”[15]。他的教育主张，不仅极大地改革了中世纪以来学校教育的体系和内容，而且为学校的体育教育提供了合理的发展场所和发展理由。

加尔文认为人们应该参加诚实的游戏活动，不能禁止人们参加所有一切娱乐活动。他并不绝对禁止新教信徒参加体育活动。在日内瓦执掌新教教权时期，加尔文也非常重视举办学校教育，学校的课程安排上，“带有明显的文艺复兴思想的特色，包括拉丁文法、词汇，还专为孩子们的体育锻炼做出计划”[16]。加尔文本人晚年也参加一些保持心情愉快和身体健康的必要的体育活动，如投铁圈、打地滚球、散步等。

在《论青年的基督教教育》一书中，茨温利认为，体育活动的目的是要增进人的身体健康，所以他赞成任何能起到锻炼身体效果的体育活动或游戏活动。对于学校的课程设置，茨温利提出了多种不同的体育活动内容，包括跑步、跳跃、投掷类的运动练习，以及摔跤等课程内容[17]。

马克思认为，是路德所掀起的宗教改革把人从外在的宗教中解放了出来，并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18]。宗教改革时期产生的追求个人精神生活自由、个人努力奋斗、个人成就需要的价值取向，带来了人的信仰自由和人的解放，不仅为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也为近代体育价值观和现代体育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于此同时，各教派为了争夺青年信徒，都重视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也开启了世俗教育的大发展时期。在路德等人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体育在教育领域获得了重视和必要的发展空间。在宗教改革时期，不断加深的教会世俗化趋势，也形成了更为宽容的社会氛围；各教派在加大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度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青年人娱乐活动的宽容和支持，这为推动社会体育的发展提供了较之前代更为宽松、相对广阔的发展氛围和发展空间。

路德提出的由国家推行强制义务教育的建议，也逐渐获得了各国的认可与接受。加尔文主政瑞士政教合一的新教政权时，也非常重视举办国民的教育。耶稣会领导人罗耀拉的教育主张也极大推动了天主教统治区的学校体育活动的发展。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体育在教育领域的实践发展和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进一步丰富。

4 启蒙运动：人的彻底解放与近代体育思想的流变

宗教改革运动最终带给西方世界的是一个可以被称为宗教宽容和信仰较为自由的时代。此时的所谓的信仰自由时代充其量也只是个信仰多元化的时代，还不是一个拥有无神论的时代。当时即便是最激进的思想家也仍然披着一件宗教信仰的外衣，他根本不敢否定上帝的存在。所以，此时人的解放所获得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然而，17、18世纪影响西方世界的启蒙运动对宗教和神性的冲击则更加巨大，给人带来的解放则是更加彻底、更加理性也更加无畏的。

4.1 人性的解放：西方近代体育价值观的基础

启蒙运动中，教皇变成了骗子，科学埋葬了神学。狄德罗认为世间根本不存在上帝，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霍尔巴赫则认为，欧洲宗教的基础是上帝的存在，而这个基础却是最不足以相信的，而基督教就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言”[19]的基础之上的产物。孟德斯鸠认为，教皇颠倒黑白，指恶为善，是个骗子；老百姓信仰宗教是没有用处的。启蒙运动的开路先锋梅叶在其死后才敢发表的著作《遗书》中表达了自己对宗教真实的看法：一切宗教，尤其是基督教都是荒谬和虚伪的产物，它们的基本原理和主要论点都是违反自然和理性的；“灵魂和任何肉体一样是物质的和有死的……它（灵魂）同肉体一样会死亡”[20]。正是这些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将教会批驳得体无完肤，在思想领域把天上的国王——上帝送上了断头台。伴随17、18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人们自然观的进步，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的创立，从哲学上借助于严密的数学方法精确描述了整个宇宙体系按照严格的自然法则在和谐运行，虽然还为上帝保留了宇宙的“第一次推动”，但同时也将上帝置于自然界之外；法国唯物主义者已经认识到，物质运动的源泉是物质自身，运动是物质本身的固有属性，无需上帝的“第一次推动”。狄德罗还运用当时自然科学的知识论证了运动的原因在于物质内部的吸引和排斥，而不是由于外力的推动[21]。唯物主义者的物质运动观成功地批判了神的“第一次推动”论，沉重打击了欧洲的神学思想，彻底解放了人，并给人认识世界提供了科学、理性的工具。

启蒙运动中，理性击败了神性，人性获得了进一步的解放。启蒙运动继承文艺复兴产生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硕果，涌现出一大批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高举理性与科学的大旗，宣扬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法制，强调法制科学、张扬人的个性、享受现世生活、建立“理性王国”。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应运而生，并经历了由自然神论到无神论的发展历程。发展到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已经把无神论和唯物论相结合，成为了战斗的唯物主义，充满人道主义色彩：它以人为中心，维护人性，赞扬人的伟大，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争取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爱尔维修认为，人是能够感觉肉体的快乐和痛苦的；霍尔巴赫则说，人“都是爱慕自己的幸福、忙于自己的保存，营社会生活以便更可靠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的”[19]。狄德罗认为，人不单纯是动物，而且是有理性的动物；自爱或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的本能产物。这些唯物主义者关于人的学说，以反对宗教神学出发，“把带着‘原罪’枷锁的罪人从上帝那里夺回来，复归为像生物一样具有感受性的、活生生的自然人”[22]。洛克则通过自己的哲学和政治学著作批判“君权神授”，抨击君主专制，宣传社会契约思想，为“自然人”争取各种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启蒙思潮中，自然的身体和活动、自由的人逐渐挺立于世界中，身体和体育再次获得了发展所必须的思想基础与哲学支持，走上了近现代的发展轨道。

4.2 多元哲学思潮：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认识论基石

启蒙运动中，教育思想获得了极大发展，并带来了体育教育的累累硕果。启蒙运动时期，爱尔维修的“教育万能论”、洛克的绅士教育思想和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体育教育思想的丰富，为西方近代体育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认识论基础。

洛克在继承弥尔顿等前辈教育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绅士教育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其著作《教育漫话》中，专门有“论体育”的章节，将体育确定为绅士教育的基础，将体育的目标设定为“培养强健的身体”，并从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体育生活制度的建立、身体锻炼要适应自然等方面，为西方近代体育文化提供了绅士体育思想体系。

卢梭在继承夸美纽斯等人的自然教育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完善的西方近代自然教育思想体系，并在对学校教育的具体指导中，提出培养身心发达、体脑两健、天性发展的“自然人”的教育目标，从而形成了西方近代体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自然体育思想体系。

爱尔维修的“教育万能论”虽然过分夸大了教育的作用，使自己的理论陷入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窠臼，但是他重视体育对人身体健康的作用，认为健康强壮的身体是人们获得幸福和民族获得幸福的重要保障，并提出，学校应该像古希腊时期那样建立体育馆，为儿童提供体育活动的场所等思想，也极大地推动了西方近代体育思想和体育教育实践的发展，为西方近代体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此而始，平等、自由、博爱不仅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价值追求，也成为西方体育价值观的发展基础。顾拜旦复兴奥运会，创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时的公平竞争、体育平等、教育青年等竞技体育价值观的源头，均可追溯至该时期。故此，启蒙运动时期所形成的体育思想的轮廓成为近代西方体育思想的基本理念，也成为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后来发展成熟的核心精神内核。

5 结论

西方近代历史上人由觉醒到获得较为彻底解放的过程，是西方近代体育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人的觉醒，人就不会获得追求世俗生活的认识和追求身体健康的欲念；如果没有人的解放，人们就会依然处于中世纪基督教的精神控制和经院哲学的思想统治之下，更谈不上对体育活动的热爱和对体育教育的需求，也不会有西方近代体育发展史上体育教育和竞技体育的初步发展与渐趋成熟。正是有了中世纪被神踩在脚下的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觉醒，才有了人们对世俗生活的重视和对现世享乐的追求，从而开启了西方近代人对健康身体的追求，成为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肇始；同样，正是有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两次人的解放，才有了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繁荣和多流派发展，并形成了西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的思想基础和实践支持，才有了影响当今全球的西方竞技体育运动和科学理性的体育思想系统。人是体育活动的主体，是体育活动中的核心要素。回顾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史，西方近代体育思想肇始的前提是中世纪被踩在神之脚下的人，其肇始与发展的历程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觉醒、宗教改革时期人的精神解放和启蒙运动时期人的彻底解放等重要的历史过程。西方近代体育发展史上人由觉醒到解放的发展历程，切实地告诉当今的人们，在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今天，我们对于体育的作用和体育发展的重视依然有诸多不足，甚至于我们对待体育的认识有逊于数百年前西方近代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是我们对西方近代体育发展史中由人的开始觉醒和解放带给体育的价值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的结果，并直接导致了我们所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始终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果。鉴于此，对于西方近代体育发展中人的本体论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就成为今人必须予以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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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圣韬）

From Awakening to Liberation:An Ontology Study of the Western Modern Sports Development from the View of Man

YANG Haiqing1,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Jiangsu 215021,China;2.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yuan Shanxi 030024,China)

The study,wit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takes"Man"in the course of the Western modern sports development after the Middle Age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o analyze man's self-consciousness,man's body concept and man's liberation and freedom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the Renaissance,the Religious Reform Move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A thorough study is also made on the ontology and the ideological core of the Western modern sports development.The aim is to realize the basic historical logic con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modern sports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vide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modern sports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odern basi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sports thought.

awakening;liberation;Western;modern;sports

G80-05

A

1006-1207（2016）03-0065-07

2015-04-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4ATY001）；江苏省研究生创新计划立项课题（CXLX11-0056）。

杨海庆，男，在读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史与体育文化。E-mail：392946246@qq.com。

1.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江苏苏州215021；2.太原科技大学，山西太原03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