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君英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 天津 300270)

浅论关汉卿杂剧中的民主意识

赵君英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 天津 300270)

对于关汉卿杂剧的关注，论者一般倾向于站在较为宏观的角度，即社会、政治等层面，来反映作品对黑暗社会的抨击以及对封建制度的反抗，较少关注到作品中的个人，本文从社会中个人的出发，拟从民族意识、婚姻自主意识、自我觉醒意识三个层面来探讨关汉卿杂剧中所体现出的民主意识。

关汉卿；杂剧；民主；爱情婚姻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杂剧——作为元代文学的典型代表，有着不同于诗、词、歌、赋的独特魅力。关汉卿，杂剧创作的巅峰人物，王国维认定其“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1]。元钟嗣成《录鬼簿》将他列为“前辈才人”五十六人之首，可见他在剧坛的位置。

关汉卿一生创作杂剧六十多种，确切数字，向无定论，《录鬼簿》著录，大概有六十二种之多，现仅存十八种，个别作品是否为关汉卿所作尚存不同意见，事实如何，有待智者，本文暂以公众认可的十八种为蓝本进行分析。作为“躬践排场，面傅粉墨，偶倡优而不辞”[2]的伟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创作是特别的，他的创作也与当时文学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息息相关。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殊朝代，领土横跨欧亚大陆，可以说是封建时期疆域最为辽阔的一个朝代，疆域的扩展靠的就是武力的征服，终元一代，战争频仍。另外，元代有鲜明的等级制度，史料记载，元代社会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汉族官僚、大地主等仍属统治阶层与皇帝、贵族构成元代的统治阶级，但重要的职位如中书省、枢密院，很少让汉人掌握，地方各级官府的监督官，也必须由蒙古族或色目人担任。

元代社会将文人推到一个尴尬的境地，科举考试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重要的任人选拔制度，而元代，除太宗九年举行过一次科举外，以后废而不举者77年，这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带来了致命的破坏。文人靠科举进阶的道路被封锁，地位也造成了巨大的落差，所谓“九儒、十丐”，文人的地位仅高于乞丐。为了安身立命，大量的文人涌入剧坛，如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文人参与杂剧的创作，对个人来讲，或许是一种不幸，但对戏剧文学来讲，确是一大幸事，杂剧的创作在宋元时代已初露端倪，正是有了这些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审美趣味的儒士的参与，杂剧才大放异彩，成为元朝“一代之文学”。

“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这句话一则说明在元代之前中国的文学样式已丰富多彩，二则可看出以上文体作为各个朝代的“一代文学”，已达到顶峰，后人不可超越。唯有开创新文体，或在已形成但未充分发展的文体——如杂剧上下功夫，才能超越前人。为何杂剧在宋元产生却未能充分发展呢？元代之前，我国一直奉行传统的礼乐文化，讲究雅正，孔子的“兴观群怨”与“中和之美”的文艺批评观也一直占据着文坛的主导地位，影响着文人的创作。戏剧为“游戏之作”，其本质为供人娱乐，自然与传统的文艺观相违背。而蒙古族入住中原，反而为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使长期禁锢在文人头脑中的儒家文化受到遏制。由此，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艺术表达方式，并且投入到新文体——杂剧的创作当中，也改变了所表现艺术的内容。

关于关汉卿的杂剧，很多论著倾向于从政治与社会的角度去解读，认为其作是对封建专制的反抗和对民主疾苦的关心，体现了反抗性和人民性。郭英德先生指出：“他深切同情被压迫者，强烈抨击黑暗社会，热情歌颂人民斗争的胜利，充满了激昂的战斗的乐观精神和忠于人民的民主主义精神，[3]”郭沫若也称关汉卿是：“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伟大战士”[4]。关汉卿是否站在了政治立场上来观照民众值得商榷，但他作品中呈现出的对人民的关注以及民主主义精神的萌芽是值得肯定的。本文所讲的“民主”，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通行的民主，而是指在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中的个人人性的觉醒以及对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包括对国家主体的认识，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对传统婚姻制度的突破这几个层面。

1 民族意识

元代特殊的社会现状与文人边缘化的社会地位，造就了元代文人鲜明的民族意识，温凌指出关汉卿剧作中具有“反对民族压迫的精神”[5]，这种意识是对动荡社会和异族统治带来的反抗情绪的合理宣泄，关剧基本上以两种方式来体现民众的民族意识。第一，以“三国戏”的形式。这类作品“拥刘反曹”的倾向明显，因为民众一向视“蜀汉”为正统，代表着汉民族一方。

《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讲述鲁肃为索取荆州，约请关羽单刀赴会，关羽仅带了几个随从，驾一叶扁舟过江赴会，剧本并未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敷演，而是根据创作意图，将关羽塑造成一个胆识过人、熟谙韬略的英雄形象，目的在于凸显汉民族为正统的思想并突出汉人独有的气节。剧本第四折，关羽唱道：

[沉醉东风]想着俺汉皇图王霸业，汉光武秉正除邪，汉献帝将董卓诛，汉皇叔把温侯灭。俺哥哥合承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

看似在讲三国之事，实则借关羽之口，历数汉统治者的赫赫战功，凸显汉民族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时也在影射当下社会现实，蒙古族虽夺取了汉人的统治政权，但依然改变不了汉人优越的地位，想要从思想意识上统治汉人是不可能实现的。通过“三国戏”，极力张扬民族精神。

第二，通过公案剧、婚姻爱情剧中的某些情节来展示。夏衍说：“拿《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来看吧，这出戏表面上写的是宋朝的故事，而实际上作者所猛烈攻击的，不明明是蒙元统治下的特权制度吗？[6]”《蝴蝶梦》第一折，恶霸葛彪自恃皇亲国戚，打死了孛老，并扬言：“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随你那里告来”，这句话就是对当时社会不平等民族政策的写实。《拜月亭》中借瑞兰之口，道出了战争带来的妻离子散的痛苦，并从侧面表达了对元蒙统治者所制造的黑暗现实的有力谴责。

2 婚姻自主意识

关汉卿现存杂剧十八种，以爱情婚姻为题材有八种，其他十种也或多或少涉及到婚恋内容，可见关汉卿对爱情婚姻题材的重视。关汉卿杂剧中的婚恋观，也显示出于以往不同的特质，妇女相对自由，寡妇可以再婚，妓女可以从良，婚姻的基础不是门当户对，而是“心厮爱”。从女性的角度来讲，正反映了女性开始挣脱传统的婚姻枷锁，婚姻自主意识开始初步觉醒。

《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原本是一个寡妇，夫主早亡，孤身一人。按照封建社会伦理制度，她应该甘心守寡，所谓“一马不跨双鞍”。可是，谭记儿没有这样做，“若有似俺男儿知重我的，便嫁他去也罢”，既是她的内心独白，也是她的择偶标准。“知重”二字内蕴丰厚，古之婚姻要求门当户对，互相知重则意味着夫妻双方内心契合、价值观相似，在当时看来，这种婚姻意识已经很超前了。嫁给白士中后，杨衙内伺机报复，家母捎来家书告知此事，不想引起谭记儿的误会，认为多管是前妻将书至，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遇到这种事情一般会选择忍气吞声，但是生性要强的谭记儿又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把似你则守着一家一计，谁着你收拾下两妇三妻？你常好是七八下里不伶俐。堪相守留着相守，可别离与个别离，这公事合行的不在你！”直到事情水落石出，她才罢休。得知杨衙内的诡计后，她从容不迫，靠自己的智慧赢得了这场胜利，并捍卫了自己的婚姻。在夫权为重的封建社会，谭记儿能为捍卫自己的婚姻做到如此地步，实属难得!

《拜月亭》中的瑞兰也是主张婚姻自主的典型，与谭记儿相比，她更加勇敢，古之女子“在家从父”，但为了自己的爱情，瑞兰毫不顾忌父亲的权威。即使父亲强烈反对，她也未曾改变自己心意，“我宁可独自孤孀，怕他大抑勒我别寻个家长，那话儿便休想”是她的爱情誓言。面对皇帝的赐婚，她严词抗争，不仅违抗父命，甚至忤逆圣上，为了自己的婚姻，她拿出了超于常人的勇气。瑞兰身上这种反抗封建婚姻制度，自主追求婚姻自由的精神是同时代的女性所不具备的。

3 自我觉醒意识

元代社会地位最低的是“驱口”即奴婢，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七载：“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奴婢男女止可互相通婚，例不许聘良家，若良家愿娶其女者听……所以是奴婢与马牛无异”。奴婢的社会地位卑于尘土，种种限制使奴婢处于非人的状态，她们更渴望享受作为“人”的权利。

在关剧众多的女子当中，自我觉醒意识最为强烈的非婢女燕燕莫属。她勇于追求美好婚姻的行为令人称颂，但她身上最可贵的在于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和追求平等的个性意识。燕燕身为婢女，却不自我设限，与小千户走到了一起。面对小千户的朝三暮四，她没有隐忍、退让，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她选择积极抗争。先是打算“着几句话破了这门亲”，奈何没有成功，以至于发展到大闹婚礼，最终“弃贱从良”当上了世袭小千户的小夫人。燕燕深知自己身份卑微，但她却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不妄自菲薄，不屈服于命运，积极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为自己赢得了作为“人”的权利。在维护人格尊严，争取人权的抗争上，她是一个彻底的胜利者。

《金线池》中的杜蕊娘，为风尘女子，与燕燕一样身份低微。世人对她的评价为“高傲而深情”，正是对她勇于追求自我的一种肯定。她可贵的地方在于，一旦认定了韩辅臣，敢于与“恶、劣、乖、毒、狠”的鸨母作斗争，而更为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她在爱情中高傲而深情的姿态，这是一个社会中具有自我人格的女性的姿态。但是当她听到鸨母说韩秀才“缠上一个粉头”，她万念俱灰，强大的自尊心被激发出来。她渴望爱情，但是做人的尊严高于爱情，即使身份低微，也要保持可贵的自尊。她宁可与韩辅臣一刀两断也绝不妥协。杜蕊娘追求纯洁爱情的行为，实质上是对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的一种反抗，同时也是对自我意识的一种肯定，同样是社会中的个人，她追求平等的人生。

[1]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A].王国维戏曲论文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1984.

[2] 臧晋叔.元曲选·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 郭英德.元杂剧与元代社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 郭沫若.学习关汉卿并超过关汉卿[N].人民日报，1958-06-28.

[5] 温凌.关汉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 夏衍.关汉卿不朽[A].关汉卿研究第二辑[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6.

赵君英(1989.01—)，女，汉族，河南省长葛市，硕士研究生，天津外国语大学，元明清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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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9-019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