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记者 徐 飞

朱良 心怀履职 腹有“良”策

文 本刊记者 徐 飞

身为一名化工行业的高级工程师、一位科学技术界别的政协委员，朱良一直关注如何运用科技手段推进交通管理、加强环境保护，从而使北京的“大城市病”得到治理。他的履职活动也多围绕交通和环保建“良”言、献“良”策。

说起北京市政协委员朱良，无论是市政协的工作人员还是各位委员都不会感到陌生。会场上、调研活动中，报端或是电视镜头前总是能看到他履职的身影。

身为一名化工行业的高级工程师、一位科学技术界别的政协委员，朱良一直关注如何运用科技手段推进交通管理、加强环境保护，从而使北京的“大城市病”得到治理。他的履职活动也多围绕交通和环保建“良”言、献“良”策。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各界的声音通过我的思考转化成提案和信息，提交给党政部门。希望政府能够在决策中做参考，也希望能够推动一些社会难点问题的解决。”朱良说。

善用党派平台

朱良认为，作为九三学社成员，在党派履职既是在政协履职的基础也是在政协履职的重要环节。上报信息是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一种方式。2015年，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举办了信息培训班并开展信息大赛。一位在机场检疫检验部门工作的社员提出国家对于进口电子烟没有相关检验标准的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朱良与几位社员详细讨论分析了这个议题。

当时正值北京市开始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控烟条例开始实施。控烟“利好”举措的出台，让监管空白的电子烟销量攀升。世界范围内已有多个国家对电子烟进行管制，有的禁止销售，有的全面禁止广告、促销和赞助，有的禁止在封闭的公共场所使用，还有的要求前置审查、销售许可等。然而，我国作为电子烟的生产、消费大国，其监管尚属空白，国内电子烟生产基本属于“三无”状态：无产品标准、无质量监管、无安全评价。进口电子烟厂家在宣传上强调“正规手续报关进口”，实际上海关只管纳税问题。对进口、出口转内销的电子烟质量和安全性，目前并无明确法规对其进行检验检疫。朱良指导参加培训班的3名九三学社社员撰写信息并上报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建议政府全面监管电子烟。

《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获知该信息后，在该报网站发稿对电子烟问题进行了报道。记者把党派的关注点转化到了社会媒体上，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朱良认为电子烟更大的威胁是对青少年造成的危害。为此，他特地向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校长王蕾委员询问，得知目前教育部门对学校禁烟的规定中，未对电子烟作出特别说明。一些无烟学校和禁烟企业出于管理考虑，已把电子烟与卷烟等同看待。国家卫计委在回复相关询问时认为，应当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电子烟，全面禁止电子烟广告、促销和赞助活动，特别是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同时建议加强对电子烟的质量监管。

今年，朱良将这篇党派信息进一步完善，在北京市政协会上提交了《关于加强电子烟监管的提案》。他提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在中小学生禁烟教育中增加针对电子烟的宣传教育，让青少年从小不仅远离传统烟草制品，还要远离电子烟这种新型烟草替代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电子烟广告宣传纳入烟草广告管理等建议。北京市卫计委答复：“将加强对电子烟等新生事物的调研和探索，关注国内外电子烟技术和政策的发展，适时向立法部门建议，不断完善和推进首都控烟工作。”

“这篇提案作为委员履职成果依托了党派的平台与资源，充分发挥了媒体的影响。”朱良认为一个人的能力与精力是有限的，要充分利用党派履职环节中得到的素材，并将之转化到政协履职的活动中。

五年连提电子车牌

履职要发扬锲而不舍精神，攻坚克难，努力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这在朱良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今年已经是朱良为电子车牌鼓与呼第五个年头，他希望改变摇号限购、尾号限行、重污染天单双号这“硬三刀”，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让更多人通过科学技术革命享受到人性化的出行便利。“虽然话题提了五年，但是每年的侧重点都不一样，年年细化、层层深入。从新的角度发现问题、阐释问题，提出解决的意见建议。”

在朱良看来，实行电子车牌的直接效果是可以用精细化的限行管理措施取代现行粗放的限号、摇号措施。实行电子车牌后，停车管理、公车管理、高速公路收费、防止超速、防范盗抢车辆等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我是从2012年开始关注电子车牌的，当时为了缓解交通拥堵，北京市政府采取了大量措施，但交通现状还未达到让社会各界满意的程度。为保障交通运行，需要不断采取新的措施、合理调整旧的措施。当初社会上对于电子车牌的认识并不多，许多人都觉得是天方夜谭。我写提案的侧重点是介绍电子车牌的好处，把电子车牌往社会上推荐一下。”2013年朱良又提出《关于推行机动车电子车牌的提案》，更多强调电子车牌的可行性。“提案提出后，引起了不少人关注，针对听到的反映，我有针对性地再去解释、澄清、细化。”

朱良并没有把提出提案当做一项任务来完成，而是自己切实关心，时时追踪、年年推进。深入企业调研、委员间的提案交流、相关部门的答复和咨询、提案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是朱良寻找新提案的落脚点、提出新问题的重要渠道。本市两会期间的政务咨询为委员们提供了与各委办局领导直接交流的机会，朱良自然不会放过。在2014年的政务咨询会上，朱良经过北京市公安局的摊位前，看到了身穿警服、胸前配有“000001”警号标牌的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便向前询问：“有没有意向在北京推广电子车牌？” “傅政华回答我说，随着机动车保有量越来越大，启用电子车牌是必然趋势。公安部非常重视此事。启用电子车牌不是做不做的问题，而是已经进入试点阶段，北京纳入了试点范围，您的期待将在不久的将来变成现实。但是，肯定要经过一个试点阶段。”从“要启动研究相关课题”变成“是必然趋势”，回复意见明确，这其中包含了朱良委员三年的心血，令他备受鼓舞。

既然将来电子车牌会实行，朱良便把关注点转向了如何更好地利用电子车牌实行精细化限行。在2014年北京APEC会议期间，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减少机动车出行总量，对缓解交通拥堵和减少大气污染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于是，他在2015年提出了《关于利用电子车牌改进交通限行方式的提案》。他举例说，从缓解拥堵角度出发，可每月给每辆车一定的拥堵状况行驶里程额度，只要“添堵”就扣额度。对于超出“添堵”额度的应当额外付费，用经济手段调节需求，即公平又有效。“现在的摇号限购、尾号限行、重污染天单双号这‘硬三刀’措施都是某种配给方式，只不过是低效率的粗放式配给制，如果能够用每月行驶里程、重污染天行驶里程、拥堵状况行驶里程‘三额度’代替‘硬三刀’，能够更好地配置道路这一稀缺资源。”朱良表示，电子车牌的问题他还会一如既往地关注下去。

愿与媒体打交道

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是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政协的工作也需要让人民群众了解，并且接受群众的监督。新闻媒体可以说是政协和人民群众之间互相沟通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之一，可以让民众更好地了解到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在朱良看来，政协委员要尽量积极主动地与媒体打交道，这是委员履职的特殊形式。“委员如果仅仅与政府打交道，很多提案办理效果、委员履职成果不能让社会广泛知晓。”在朱良看来，与媒体打交道，一方面是“汇报”，政协委员作为各界人士的代表是如何履职的，履职的效果如何，需要通过媒体广泛报道让社会知晓，同时也接受社会监督。另一方面，通过媒体报道使政协委员的建议在社会上求得更大共识、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这也是委员履职的一个环节。

他从自己的经历出发，笑着说：“与媒体打交道首先要有承受力。刚开始跟媒体打交道时，我发现由于表达与理解的偏差，自己的观点见诸报端的时候与自己要表达的本意并不相符。后来才逐渐适应了媒体报道规律。”

现在朱良不仅是各报纸的读者，还是媒体的“采访对象”和“爆料人”。在与媒体渐渐熟悉的过程中，朱良总结出了自己的套路。他认为一是要事前跟记者积极沟通，每年上会前朱良都把要提出的提案传给一些记者。“让记者更便于准备，提前做好栏目策划。”二是在表达时剪裁好适合媒体报道的语言、句子。“由于媒体报道篇幅有限，一般只报道最重要的点。这与我们从事科研工作不一样，做科研的人往往容易从头到尾整个过程娓娓道来。”

“作为采访对象，我结识了许多记者朋友，增加了我的信息源，记者们的新闻线索可能会成为我的调研线索。同时，我的提案也可能成为记者们关注的新闻点。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通过提案和新闻报道，不断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民生问题的改善，一起为首都发展出一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