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斌

西方经济学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阶级性与欺骗性

文/余斌

马克思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现代西方经济学早已不再像过去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分析阶级了，但其话语体系中隐含的阶级性和阶级立场一点也不少，而由国际金融机构引领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更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欺骗性，并为国际金融大资本家的利益服务。

一、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

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首要任务就是为资本家剥削工人提供辩护，这自然要在其话语体系中体现出来，按生产要素分配、生产函数、企业家才能、劳动力资源、为纳税人服务等话语都是这样的例子。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经马克思科学化之后，人们已经认识到价值是劳动创造出来的，资本家只不过是剥夺了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对此，西方经济学抛弃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部分，提出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说法，伪造生产函数，撇开生产过程，直接用资本的货币量和就业人数去“生产”国内生产总值，进而提出要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

然而，一方面，对于农业生产有着巨大贡献的生产要素——阳光、雨水和空气从来没有参与过农业产品的分配；另一方面，参与生产的资本不能是货币形态的资本，只能是实物形态的资本，如机器、原料等，其在生产中的存在也是根本不能按价值量或价格量来计算的。更重要的是，即便我们“认可”资本和土地对于财富创造有所贡献，这个贡献也与资本家和地主无关，因为他们本身并没有参与生产过程。如果因为资本家和地主是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就可以拿走这些分配物，那么，这实际上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进行分配，仍然是资本家按照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性占有权不劳而获。机器是不能创造价值的。虽然机器等生产手段在生产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创造价值的只是人的劳动，尽管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先进的机器能够在全社会的价值分配上帮助企业主瓜分出一些额外的利益。

西方经济学还用企业家才能为资产阶级辩护。企业家才能在西方经济学中成为资产阶级的一个本质属性，工人们因为没有经营才能而“理所应当”地要接受资本家的剥削。但是，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在现实社会中，许多企业的大股东并不亲自管理企业，而是由职业经理人代替他们进行管理，显然企业家才能并不是这些大股东及其富二代们获得巨额收入的原因。事实上，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能够指挥企业获得利润，不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也能够依靠所有权获得一定的利润，这是因为企业的利润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而所谓的资本家的经营才能，无外乎是能够更多地榨取本企业工人的剩余劳动，或者能够用各种手段包括欺诈等手段将其他企业工人的剩余劳动从他们的资本家手中瓜分过来而已。现代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的重点不是把学生培养起来去做企业家，而是招收企业家来做学生，也间接地说明了这一点。

与企业家相对立的是劳动力。劳动力成为资源，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的劳动力成为商品。把劳动力视为资源，也就是不把劳动者当人看，自然就会站在企业主的角度即经济数据的角度来对待劳动者，进而为了抽象的经济数据的增长而不顾现实中的劳动者的死活，甚至拿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来威胁并要求降低还根本没有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这也是崇拜西方经济学的人站在资本家一边，以敌视工人阶级的态度，不顾依法治国的要求而反对严格落实《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原因之一 。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但是，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则不提为人民服务，甚至也不提为生产要素的贡献者服务，而是仅强调为纳税人服务。这样做的结果是，虽然资本家缴纳的税收来源于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家阶级负担的国家的和地方的各种税收，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等等，都是由无酬劳动支付的。”但在形式上、在数量上，主要的纳税人还是资本家，即便工人也支付了税收。这是因为，在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中，包含了工人要缴纳的税款。因此，西方经济学的所谓为纳税人服务，摆明了就是要为资本家服务，而不是平等为人民群众服务。同时，这种适合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说法，也完全忽略了国有企业这样的公共经济部门也是纳税大户，并有把它们排除在服务对象之外的嫌疑。

由于西方经济学家的思想和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完全局限于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其学术观点和政策意见完全是按照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的引导提出的，因此，西方经济学是具有强烈资产阶级属性的意识形态。

二、西方经济学的欺骗性

“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西方经济学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性必然意味着它的欺骗性，否则它就很难靠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来维护这一小撮人的利益。例如，明明是“替资产阶级说话，为资产阶级办事”的主张，如鼓吹剥削穷人的高利贷，却要打着“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旗号；少数资本家的剥削红利也冒充为广大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西方经济学还提出什么涓滴效应或滴漏效应，鼓吹把财富向富人集中，然后通过富人的投资和消费，让穷人通过为富人卖命来获得毛毛雨般的收益，也就是极少数富人得一大桶水，而大多数穷人则只能通过大桶的缝隙得到漏出来的几滴水。

西方经济学也标谤自己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声称要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指在现有处境下凭借各自所拥有的财富所能达到的最大幸福，实际上只是局限条件下的最大幸福。按照这种说法，乞丐和亿万富翁都能达到自己的最大幸福，尽管前者最大幸福状态下的生活水平还远远达不到后者宠物狗的生活水平。西方经济学不仅回避了共同富裕的问题，更是完全漠视了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无产阶级的不幸之上的事实。

西方经济学还鼓吹让市场自由发挥作用，但是，市场本身只是一个客体，只能被动地起作用，或者是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背景或环境，而不能像主体如政府那样主动地起作用。所谓市场自由发挥作用，其实只是让市场中的一大主体即资本家自由发挥其主体作用，是资本（家）起作用，从而这种自由只不过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

为了混淆视听，西方经济学鼓吹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无限上纲上线人们的私心，声称雷锋等先进人物和革命先烈也是主观为自己的自私者，进而提出，如果人的出发点是自私的，那么私产制就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但是，一方面，即使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把革命先烈的献身行为称为是自私的，但只要他们做不出同样的举动，那么这些西方经济学者的自私就远远大于革命先烈的自私，从而完全可以认为革命先烈相对于这些西方经济学者及西方经济学的信奉者是大公无私的，就像太阳的大小虽然是有限的，但是相对于地球上一幢高楼而言，在物理学上它可以被当成是无穷大一样。另一方面，如果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话，私有产权制度，恰恰就是最糟糕的制度。这是因为，私有制度正好使自私者们损人利己的行为得以释放，使其后果得以放大。私有产权制度强调的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所以，就算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是自私的，也不意味着一个社会要实行私有产权制度，反而意味着这个社会需要实行一种能够限制有产者自私自利本性膨胀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只能是某种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制度。

前些年，西方经济学者宣介私有财产的永恒和神圣性，频频引用18世纪英国一位首相的演讲：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中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间房子，雨也可以打进这间房子，房子甚至在风雨中飘摇战栗，但是国王不能随意踏进这间房子。这不是历史的真实。事实上，在《资本论》中就早已揭露了这样一个事例：在那位首相演讲之后的19世纪初，英国国王的士兵为帮助英国一个氏族大人将该氏族的公有土地攫为己有，强行驱离该氏族的普通民众，将一个拒绝离开小屋的老太婆烧死在小屋里。

西方经济学还用物价指数的涨幅来代表通货膨胀，以便自欺欺人地掩盖通货膨胀的真实程度。事实上，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单个商品的价值必然下降。如果单个商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已经下降了，而它的（纸币）价格却保持不变，特别是当这种情况发生在物价指数所包含的许多商品上时，尽管物价指数不变，但通货膨胀却已然发生了。这种物价指数不变的通货膨胀，意味着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被纸币的滥发所抵消，意味着这些成果被国内的金融资本家或国外的金融资本家（如果本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的话）所掠夺。如果在技术进步的同时，物价指数还上涨了，那么通货膨胀的程度就更大了。而西方经济学恰恰用所谓物价指数的小幅上涨如4%左右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称作控制通货膨胀，掩盖并加深金融资本家对人民大众甚至产业资本家的掠夺。

为了增强其欺骗性，西方经济学还抢夺话语权，自称主流经济学，并声称相对于政治经济学，它实现了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但是，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表明它根本不是一个去政治化的经济学，它标榜主流经济学，更是离科学性相距甚远。要知道，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谁也没有听说过主流数学、主流物理学、主流化学等等，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也没有主流历史学、主流政治学这样的说法。西方经济学家一方面大量运用数学模型，制造其“科学性”假象，另一方面又说什么，“数学是没有研究对象的，从这个意义上，数学不是科学”。如果数学不是科学，那么用数学模型来包装的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也不具有科学性。西方经济学家对数学的不理解，恰恰暴露出他们对数学的运用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他们不是在运用数学，而是在糟蹋数学。

三、诺贝尔经济学奖背后的意识形态

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言，“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西方经济学背后的意识形态典型地表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及其得主上。

例如1997年年底，在东南亚和东亚国家饱受由国际金融大鳄的攻击引发的金融危机折磨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金融衍生产品之一的期权的定价公式的发明者，并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掀起了国际金融大鳄的得力工具——金融衍生产品发展的一个高潮。而正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大发展最后引爆了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还让中国许多国有大企业在金融衍生产品上蒙受了巨额损失。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之后，三名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对“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理论的进一步分析而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贡献”在于：（1）解释了“为何在存在很多职位空缺的时候，仍有众多人失业”。其解释是在劳工市场中，雇主和劳动力经常需要时间和资源找到对方，满足各自需求。这就引发失业和职位空缺同时存在的状况。 （2）认为更高的失业救济金会拉升失业率、拖长市场查寻时间。 （3）反对传统西方经济学中认为提高社会福利可以确保高就业率以及提高对失业者的救济可以有效降低失业率的观点，认为高失业率和高经济增长率、高失业率和就业岗位高缺员率都可以共生，认为可以、甚至应该通过减少政府社会福利投入，减少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制造就业市场的“饥饿感”，从而降低就业者的就业心理预期，令其对低薪岗位不再观望、挑剔，从而一方面让这些失业者尽快上岗，从而有效降低失业率，另一方面也让低薪岗位得以被这些人尽快填满，从而有效减少无人问津的“垃圾职位”的空缺。

这也就是说，在人们看到失业问题的地方，这三位西方经济学家看到的只是妨碍资本家赚钱的岗位空缺。因此，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中，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失业率“其实”只是高岗位空缺率。这真是巨大的讽刺啊！这些失业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来了，如果它们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当前欧美国家就不应当有这么高的失业率。当前的高失业率现状不是恰恰说明这些理论对于解决失业问题毫无帮助吗？

那么，为什么解决不了失业问题的失业理论要获奖呢？这是因为，这些理论虽然解决不了问题，但足以推卸责任。它们可以把制造失业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金融资本家的贪婪的责任推卸给社会大众。同时，这套理论对于那些不顾高失业率和罢工浪潮，还要强行减少社会福利的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来说，也无疑是雪中送炭的打压社会舆论的最好工具。

四、小结

西方经济学说什么“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但这只不过是掩饰西方经济学打着科学的名义，欺骗民众，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事实上，如果不问“好不好”，如果平等和公平不是好词，西方经济学也就不会强调什么机会公平和公平竞争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一些。因此，让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即在物质手段上存在巨大差距的资本家和工人享有同样的“机会公平”，让延长工作时间和给工人微薄待遇的私有企业去与维护工人福利从而成本较高的国有企业去“公平竞争”，再好不过地表明了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和欺骗性。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显然，认清西方经济学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阶级性与欺骗性，有利于我们坚定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的决心和信心。我们要坚决抛弃不科学的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尤其是在高校课堂和各类新闻媒体上），才能真正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发展下去，不犯颠覆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