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一

大地为证：我们的祖先远比我们更亲近诗。

这并不是指李白、杜甫的时代，而是还要早得多。至少，诸子百家在黄河流域奔忙的时候，就已经一路被诗歌所笼罩。

他们不管是坐牛车、马车，还是步行，心中经常会回荡起“诗三百篇”，也就是《诗经》中的那些句子。这不是出于他们对于诗歌的特殊爱好，而是出于当时整个上层社会的普遍风尚。而且，这个风尚已经延续了很久很久。

由此可知，我们远祖的精神起点很高。在极低的生产力还没有来得及一一推进的时候，就已经“以诗为经”了。这真是了不起！试想，当我们在各个领域已经狠狠地发展了几千年之后，不是越来越渴望哪一天能够由物质追求而走向诗意居息，重新企盼“以诗为经”的境界吗？

那么，“以诗为经”，既是我们的起点，又是我们的目标。《诗经》这两个宇，实在可以提挈中华文明的首尾了。

当时流传的诗，应该比《诗经》所收的数量大得多。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是孔子把三千余篇古诗删成三百余篇的。这好像说得不大对，因为《论语》频频谈及诗三百篇，却从未提到删诗的事，孔子的学生和同时代人也没有提过，直到三百多年后才出现这样的记述，总觉得有点奇怪。而且，有资料表明，在孔子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诗经》的格局已成。成年后的孔子可能订正和编排过其中的音乐，使之更接近原貌。

但是，无论是谁选的，也无论是三千选三百，还是三万选三百，《诗经》的选择基数很大，则是毋庸置疑的。

喜欢《诗经》。喜欢它的雎鸠黄鸟、蒹葭白露，喜欢它的习习谷风、霏霏雨雪，喜欢它的静女其姝、伊人在水……而更喜欢的，则是它用最干净的汉语短句，表达出了最典雅的喜怒哀乐。

这些诗句中，蕴藏着民风、民情、民怨，包含着礼仪、道德、历史，几乎构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社会教育课本。这部课本竟然那么美丽而悦耳，很自然地呼唤出了一种普遍而悠久的吟诵。吟于天南，吟于海北；诵于百年，诵于千年。于是，也熔铸进了民族的集体人格。

每次吟诵《诗经》，总会联想到一个梦境：在朦胧的夜色中，一群人马返回山寨要唱几句约定的秘曲，才得开门。《诗经》便是中华民族在夜色中回家的秘曲，一呼一应，就知道是自己人。

《诗经》是什么人创作的？应该是散落在黄河流域各阶层的庞大群体。这些作品，不管是各地进献的乐歌，还是朝廷采集的民谣，都会被一次次加工整理，因此也就成了一种集体创作，很少有留下名字的个体诗人。这也就是说，《诗经》所标志的，是一个缺少个体诗人的诗歌时代。

这是一种悠久的合唱，群体的美声。这是一种广泛的协调，辽阔的共鸣。这里呈现出一个个被刻画的形象，却很难找到刻画者的面影。

结束这个局面的，是一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男人。

二

屈原，一出生就没有踩踏在《诗经》的土地上。

中华民族早期在地理环境上的进退和较量，即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两条大河，无疑是中华农耕文明的两条主动脉，但在很长的历史中，黄河文明的文章要多得多。我们在史籍上见到的尧如何制伏南蛮，舜如何更易南方风俗，禹如何完成最后的征战，等等，都说明了黄河文明以强势统治长江文明的过程。

但是，黄河文明的这种强势统治，不足以消解长江文明。因为任何文明的底层，都与地理环境、气候生态、千古风习有关，伟大如尧舜禹也未必更易得了。幸好是这样，中华文明才没有在征服和被征服的战火中，走向单调。

自古沉浸在神秘奇谲的漫漫巫风中，长江文明不习惯过于明晰的政论和哲思。它的第一个代表人物不是霸主，不是名将，不是圣贤，而是诗人，这是一种必然。

这位诗人不仅出生在长江边，而且出生在万里长江最险峻、最神奇、最玄秘、最具有概括力的三峡，更有一种象征意义。

如果说，《诗经》曾经把温煦的民间礼仪化作数百年和声，慰藉了黄河流域的人伦离乱和世情失落，那么，屈原的使命就完全不同了。他只是个人，没有和声。他一意孤行，拒绝慰藉。他心在九天，不在世情……

他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样，而每一个不一样又都与他身边的江流、脚下的土地有关。

请想一想长江三峡吧，那儿与黄河流域的差别实在太大了。那儿山险路窄，交通不便，很难构成庞大的集体行动和统一话语。那儿树茂藤密，物产丰裕，任何角落都能满足一个人的生存需要，因此也就有可能让他独晤山水，静对心灵。那儿云谲波诡，似仙似幻，很有可能引发神话般的奇思妙想。那里花开花落，物物有神，很难不让人顾影自怜、借景骋怀、感物伤情。那里江流湍急，惊涛拍岸，又容易启示人们在柔顺的外表下志在千里，百折不回。

相比之下，雄浑、苍茫的黄河流域就没有那么多奇丽，那么多掩荫，那么多自足，那么多个性。因此，从黄河到长江，《诗经》式的平原小合唱也就变成了屈原式的悬崖独吟曲。

如果说，《诗经》首次告诉我们，什么叫诗，那么，屈原则首次告诉我们，什么叫诗人。

于是，我们看到屈原走来了，戴着花冠，佩着长剑，穿着奇特的服装，挂着精致的玉佩，脸色高贵而憔悴，目光迷惘而悠远。这么一个模样出现在诸子百家风尘奔波的黄河流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请注意，这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个体形象出现的伟大诗人。《诗经》把诗写在万家炊烟间，屈原把诗写在自己的身心上。

其实屈原在从政游历的时候也到过黄河流域，甚至还去了百家汇聚的稷下学宫，那当然不是这副打扮。他当时的身份，是楚国的官吏和文化学者，从目光到姿态都是理性化、群体化、政治化的。稷下学宫里见到过他的各家学人，也许会觉得这位远道而来的参访者风度翩翩，举手投足十分讲究，却不知道这是长江文明的最重要代表，而且迟早还要以他们无法预料的方式，把更大的范围也代表了，包括他们在内。

代表的资格无可争议，因为即使楚国可以争议，长江可以争议，政见可以争议，学派可以争议，而诗，无可争议。

三

我一直觉得，很多中国文学史家都从根子上把屈原的事情想岔了。

大家都在惋叹他的仕途不得志，可惜他在政坛上被排挤，抱怨楚国统治者对他的冷落。这些文学史家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他在朝廷一直得志，深受君主重用，没有受到排挤，世界上还会有一个值得每一部中国文学史都辟出专章专节来恭敬叙述的屈原吗？

中国文化人总喜欢以政治来框范文化，让文化成为政治的衍生。他们不知道：一个吟者因冠冕而喑哑了歌声，才是真正值得惋叹的，一个诗人因功名而丢失了诗情，才是真正让人可惜的；一个天才因政务而陷入于平庸，才是真正需要抱怨的。而如果连文学史也失去了文学坐标，那就需要把惋叹、可惜、抱怨加在一起了。

寻常老百姓比他们好得多，每年端午节都为纪念屈原包粽子、划龙舟。不管是当时被楚国侵略过的地方，还是把楚国灭亡的地方，都在纪念，根本不存在政治爱恨了。那粽子，那龙舟，是献给诗人的。中国民众再慷慨，也不会把两千多年的虔诚，送给另一种人。因为老百姓比文化人更懂得文化无界，文化无价。

在诸多同类著作中，我独独推崇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那一部《中国文学史》对屈原的分析。书中指出，屈原有美好的政治主张，曾经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但由于贵族出身又少年得志，参加政治活动时表现出理想化、情感化和自信的特点，缺少周旋能力，难于与环境协调。这一切，在造成人生悲剧的同时也造就了优秀文学。

这就说对了。正是政治上的障碍，指引了文学的通道。落脚点应该是文学。

我的说法可能会更彻底一点：那些日子，中国终于走到了应该有个性文学的高点上了，因此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派出一个叫屈原的人去领受各种心理磨炼，让他切身体验一系列矛盾和分裂，例如：信任和被诬、高贵和失群、天国和大地、神游和无助、去国和思念、等待和无奈、自爱和自灭，等等，然后再以自己的生命把这些悖论冶炼为美，向世间呈示出一个最高坐标：什么是第一等级的诗，什么是第一等级的诗人。

简单说来，这是一种通向辉煌的必要程序。抽去任何一级台阶，都无法抵达目标，不管那些台阶对攀援者造成了多大的劳累和痛苦。即便是小人诽谤、同僚侧目、世人疑惑，也不可缺少。

甚至，对他自沉汨罗江，也不必投以过多的政治化理解和市井式悲哀。我认为，他作出自沉的选择有更深刻的因素。当然有对现实的悲愤，但也有对生命的感悟，对自然的皈服。在弥漫着巫风神话传统的山水间，投江是一种凄美的祭祀仪式。他投江后，民众把原来祭祀东君的日子转移到他的名下，前面说过的包粽子、划龙舟这样的活动，正是祭祀仪式的一部分。

美国诗人惠特曼说：所谓诗人，就是那种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融为一体的那种人。当然，惠特曼所说的是少数真正的伟大诗人。因此，屈原身上本来就包含着今天和明天。

只要说到屈原，总不能不亲近一下他的作品。这里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屈原的作品非常艰深，很多人尤感费解。我很想做一个小小的试验，把屈原的作品用现代散文来作一番表述。那么，就从《离骚》着手吧。

四

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出生在一个吉利的日子，父亲给我起了个好名。我既有天生的美质，又重视后天的修能，还喜欢把香草秋兰佩饰在身。

日月匆匆留不住，春去秋来不停步。我只见草木凋零，我只怕美人迟暮。何不趁着盛年远离污秽，何不改一改眼下的规矩，那就骑上骏马向前驰骋吧，我愿意率先开路。

我知道古代圣君总与众芳同在，我知道堂堂尧舜因为走了正道而一路畅达，狂乱的桀纣因为想走捷径而步履窘困。因此，我指九天为证，我平日忙忙碌碌地奔走先后，并不怕自身遭殃，只担心家国误入歧途。但是，我的好心不被理解，反而遭来了谗言和忿怒。

你不是早就约我在黄昏见面吗，为什么有了改变？我不是早就种下鲜花香草了吗，为什么也散出了异味？众人在比赛贪婪，心底都贮满嫉恨。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只怕直到老年，还来不及修名立身。

朝饮木兰的露水，夕餐秋菊的落英，只要相信内心的美好，又何妨饥饿憔悴？我总是长叹擦泪，哀伤着民生多艰。虽然从早到晚又被辱骂又被驱赶，我虽九死而未悔。

鹰雀不能合群，方圆不能重叠。我只恨没有看清道路，伫立良久决定返回。我让我的马在兰皋漫步，在椒丘休息，自己却换上了出发前的服装。我像过去一样以荷叶为衣，以芙蓉为裳，戴上高冠，佩上长剑，然后抬起头来观看四荒。我又有了缤纷的佩饰，我又闻到了阵阵芳香。

大姐反复地劝导我：“大禹的父亲过于刚直而死于羽山之野，你如此博学又有修养，为何也要坚持得如此孤傲？人人身边都长满了野草，你为何偏偏洁身自好，民众不可能听你的解说，有谁能体察你的情操，世人都在勾勾搭搭，你为何独独不听劝告？”

大姐啊，我只知道古代圣贤的教导，不可自纵，不可违常。我只知道皇天无私，以德为上。也许真该叹息我生不逢时，采一束蕙草来擦拭眼泪，但眼泪早已把我的衣衫打湿，我把衣衫铺在地上屈膝跪告：我已经知道该走的正道，那就是驾龙乘凤飞上九霄。

清晨从苍梧出发，傍晚就到了昆仑。我想在这神山上稍作停留，抬头一看已经暮色苍茫。太阳啊你慢点走，不要那么急迫地落向西边的崦嵫山。前面的路又长又远，我将上下而求索。

我在天池饮马，又从神木上折下枝条拂动着阳光，暂且在天国自在逍遥。我要让月神作为先驱，让风神跟在后面，然后再去动员神鸟。我令凤凰日夜飞腾，我令云霓一路侍从，整个队伍分分合合，上上下下一片热闹。

终于到了天门，我请天帝的守卫把天门打开，但是，他却倚在门边冷眼相瞧。太阳已经落山，我一边编结着幽兰一边长时间地站立着十分苦恼。你看世事多么混浊，连最美好的事情也被嫉妒毁掉。

第二天黎明我渡过了神河，登上高丘拴好马，举头四顾又流泪了：高丘上，我心中的神女没找到。

我急忙从春宫折下一束琼枝，趁鲜花还未凋落，拿着它去世间寻找。我解下佩带托人去找古帝伏羲的女儿洛神，但她吞吞吐吐又自命不凡，说晚上要到别处去居住，早晨又要到远处去洗发。仗着相貌如此骄傲，整日游逛不懂礼节。我转过头去另作寻找，又看到了孕育过商族的美女简狄。我让鸩鸟去说媒，但情况似乎并不好。斑鸠倒是灵巧嘴，但它实在太轻佻。终于找到凤凰去送聘礼，但晚了，那位叫高辛的帝王已比我先到。我心中还有夏朝君王身边那两位姓姚的姑娘，但一想媒人都太笨，事情还是不可靠……

历代的佳人都虚无缥缈，贤明的君主又睡梦颠倒。我的情怀能向谁倾诉，我又怎么忍耐到生命的终了？

我占卜上天：“美美必合，谁不慕之？九州之大，难道只有这里才有佳人？”

卜辞回答：”赶紧远逝，别再狐疑。天下何处无芳草，何必总是怀故宇！”

是啊，这里的人们把艾草塞满了腰间，却硬说不能把幽兰佩戴在身上；这里的人们把粪土填满了香囊，却硬说申椒没有芳香。连草木的优劣也分不清，他们又怎么能把美玉欣赏？

年纪未老，依然春光，但我多么害怕杜鹃的鸣叫突然响起，宣告落花时节已到，百草失去芬芳。其实，一切原本无常，我刚刚赞美过的幽兰，也渐渐变成了艾草；我刚刚首肯过的申椒，也越来越变得荒唐。时俗已经变成潮流，谁能保持原有风尚？幽兰、申椒尚且如此，其他花草更是可以想象。惟有我的玉佩还依然高贵，我发现众人都在故意遮盖它的光辉，我担心小人终究要把它损伤。

我决定还是要面朝昆仑方向。选好良辰吉日，以琼枝玉屑作为干粮。仍然是凤凰展翅，云霓飞翔，千马奔驰，蛟龙架梁。渡过流沙、赤水，绕过不周山，直指西海……忽然间我松下缰辔放慢了速度，神思邈邈地想起了奏九歌、跳韶舞的快乐时光。

我已经升腾在辉煌的九天，却还在从高处回首寻望故乡。连我的仆人也露出悲容，连我的马匹也弯曲着身子不肯走向前方。

唉，罢了！既然国中无人知我，我又何必怀念故乡？既然无法推行美政，我且把先人彭咸作为榜样！

五

从《离骚》中可以知道，自屈原开始，中国文人的内心基调改变了，有了更多的个人话语。虽然其中也关及民生和君主，但全部话语的起点和结局却都是自己。凭自己的心，说自己的话，说给自己听。被别人听到，并非本愿，因此也不可能与别人有丝毫争辩。

这种自我，非常强大又非常脆弱。强大到天地皆是自己，任凭纵横驰骋；脆弱到风露也成敌人，害怕时序更替，甚至无法承受鸟鸣花落，香草老去。

帝王权谋可以伤害他，却不能控制他；儒家道家可以滋养他，却不能拯救他。一个多愁善感的孤独生命发出的声音似乎无力改易国计民生，却让每一个听到的人都会低头思考自己的生命。

因此，他仍然孤独却又不再孤独，他因唤醒了人们长久被共同话语掩埋的心灵秘窟而产生了强大的震撼效应。他让很多中国人把人生的疆场搬移到内心，渐渐领悟那里才有真正的诗和文学，因此，他也就从文化的边缘走到了中心。

从屈原开始，中国文人的被嫉受诬，将成为一个横贯两千多年的主题。而且，所有的高贵和美好，也都将从这个主题中产生。

屈原为什么希望太阳不要过于急迫地西沉于崦嵫山？为什么担忧杜鹃啼鸣？为什么宣告要上下而求索？为什么发誓虽九死而未悔？因为一旦被嫉受诬，生命的时间和通道都被剥夺，他要竭尽最后一点力量争取。他的别离和不忍，也都与此有关。屈厚的这个精神程序，已被此后的中国文化史千万次地重复，尽管往往重复得很不精彩。

从屈原开始，中国文学摆开了两重意象的近距离对垒。一边是嫉妒、谣诼、党人、群小、犬豕、贪婪、溷浊、流俗、粪壤、萧艾，另一边是美人、幽兰、秋菊、清白、中正、求索、飞腾、修能、昆仑、凤凰。这种对垒，有写实，更是象征，诗人就生存在两边中间，因此总是在磨难中追求，又在追求中磨难。诗人本来当然想置身在美人、幽兰一边，但另一边总是奋力地拉扯他，使他不得不终生处于挣扎之中。

屈原的挣扎启示后代读者，常人都有物质上的挣扎和生理上的挣扎，但诗人的挣扎不在那里。屈原的挣扎更告诉中国文学，何谓挣扎中的高贵，何谓高贵中的挣扎。

屈原的高贵由内至外无所不在，但它的起点却是承担了使命之后的痛苦。由痛苦直接酿造高贵似乎不可思议，屈原提供了最早的范本。

屈原不像诸子百家那样总是表现出大道在心，平静从容，不惊不诧。相反，他有那么多的惊诧，那么多的无奈，那么多的不忍，因此又伴随着那么多的眼泪和叹息。他对幽兰变成萧艾非常奇怪，他更不理解为什么美人总是难见，明君总是不醒。他更惊叹众人为何那么喜欢谣言，又那么冷落贤良……总之，他有太多的疑问，太多的困惑。他曾写过著名的《天问》，其实心中埋藏着更多的“世问”和“人问”。他是一个询问者，而不是解答者。

（选自《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