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礼与乐的关系

2016-11-26胡文强

小品文选刊 2016年18期

关键词：乐舞礼乐起源

胡文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四川成都 610000)

浅谈礼与乐的关系

胡文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四川成都 610000)

中华文明也称为礼乐文明，礼、乐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形成发展，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文明的道路。礼与乐的起源和发展，到了周朝时形成了完善的礼乐制度，礼与乐之间关系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相互之间融合的。

礼;乐;礼乐文明;礼乐起源

中华文明也被称作礼乐文明，从产生、发展到礼乐制度的正式形成，是中国的古代发展道路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模式。礼乐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礼乐关系往往被后人也让人时常讨论。

1 礼的起源和发展

礼的起源问题，学术界论述较多，而且观点也基本相似。学者们都从礼字在《说文》中的意思来研究“礼，履也，所以事神以致福”，礼在古代实际活动中是对神灵的祭祀，以此希望获得神灵赐福。对于原始崇拜自古有之，如对日月星辰、山川河流或者是图腾崇拜，最后对祖先的崇拜，因此“祭祀活动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古人把人与人之间的求索酬报关系推广到人与神之间而产生的活动。所以祭祀的具体表现就是用礼物向神灵祈祷或致敬”。礼最初起源于对神灵的祭祀,祈祷神灵的赐福，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权利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特别是神权被少数人给控制了的时候，礼的表现将会特别的明显。

礼是在祭祀的时候所显现出来的重要社会准则，祭祀在古代社会是头等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在祭祀的过程中必会形成一套完备的礼制形式，而且祭祀的场所选择也是尤为重要的。”史前祭祀形式划分，有坛祭、墠祭、坎祭和瞄祭。史前居民根据不同的祭祀需要选择不同的祭祀方法，祭祀场所的出现和祭祀种类的不同等现象的出现，表现礼在这时期至少已经从原始崇拜剥离而进入了正式的礼制阶段”①。在我国史前人类文化考古遗址中“早在距今5000年前后，黄河上游地区仰韶文化时期，已出现具有原始宗教意义的人体彩绘和陶塑，还发现用作宗教祭祀的场社。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遗址发现大型祭坛、神庙、集石冢等祭祀活动场所和神陶塑。距今5300——42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成型的玉器琮、璧、钺等用于事神的玉器和刻在玉器上的人面像”②，在这一时期不同地区都出现了用于祭祀的礼仪建筑或场所。

礼摆脱原始崇拜的束缚，由原始阶段而逐渐向社会功能化和政治化演进，所以在夏商周三代出现了“五礼”、“六礼”之类的制度化、体系化的礼。因此，礼是一种有从大众普遍所认同的原始崇拜中脱离出来的，在由少数者所掌控的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工具。表现出来的等级化和政治化。由低级的普遍大众的原始之礼到少数人能有权的礼制。“自伏栖以后至黄帝，吉、凶、宾、军、嘉，五礼始具”③，伏栖即伏羲、黄帝都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虽然伏栖的生活年代不可考，但是伏栖一定是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的一位传说人物。从伏羲氏到黄帝五礼已经实实在在的形成了，那么至少在黄帝时代就有比较发达的礼制，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发展，是社会发展分工的结果，权利已经开始集中。

2 乐的起源和发展

乐的起源是随着人类的发展，在社会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任。音乐的主体是人，通过各种表现形式来对乐进行演奏，音乐往往借助乐器、舞蹈、声唱等表现出来。在文字还没有成形的远古时代，乐的记载也先对模糊，后人通过各种传说、神话故事对音乐进行整理记录，说明乐早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于乐的起源问题，有这样的论述：“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声出于和，和出于适”④音乐的产生是在度量中产生的，他的本体则是太一。太一属于天道，在远古时代人们总是表现出对天的敬畏，乐的应用往往是希望达到和自然的和平相处，天人合一的状态。在尧时代就已经“同律度量衡”，统一了律、度、量、衡，那么音乐生于度量，在尧的时代乐应该是已经非常的繁荣了。

乐的起源，在现代的学者中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刘再生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中对乐的起源做了几种归纳：“劳动起源说、模仿自然说、巫术起源说、语言抑扬说、信号说、异性求爱说”⑤。然而，对于乐起源问题学术界争论还是比较大。李纯一先生的《先秦音乐史》中有这样的论述，“原始乐舞在很大程度上是劳动过程的艺术再现，或者可以说，不过是先民们的劳动、劳动实践的美化形式。从这一基本特征看到，可知原始乐舞起源于劳动、劳动实践，并为劳动、劳动实践服务，原始乐舞为集体所创造，并为集体利益服务”⑥。他认为关于音乐与巫术的关系“巫术是原始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原始乐器常被用作施行巫术的法器。原始宗教的产生是基于先民对自然斗争的软弱无力。先民就是幻想通过乐器施行巫术来弥补自己能力的不足”⑦。

通过文献古籍查阅，如《世本》⑧有载“王谟辑本：女娲作笙簧”；“张澍稡集补注本：女娲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圣氏为斑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乐。既成，天下无不得理”；“张澍稡集补注本：伏羲作瑟，伏羲作琴”；“神农作琴，神农作瑟”；“神农作琴，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神农作瑟”。《山海经》载⑨“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瑶山，始作乐风”；“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夔兽，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上述古文献都是在谈乐舞和乐器的起源过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乐舞的起源一定是伴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而产生的和发展的。

在《吕氏春秋.古乐篇》中保存了许多古代音乐传说以及音乐思想。所述上古时期的音乐史料可谓详细而独特。全篇描述了从朱襄氏到周王朝共十三位上古帝王的音乐史料，可称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上古音乐史。查考这些音乐史料的内容，可发现这些音乐史料的内容是以古乐舞为中心而论的。乐舞在长历史发展中，成为一种包含音乐、诗歌、舞蹈在内的综合的艺术形式。《古乐篇》正是这样一部从包含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的上古乐舞史料的汇编，所以“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⑩。《古乐篇》所反应出的音乐思想音乐形式等表明它绝不仅仅是一篇上古音乐史料的汇编，更是一部真正的中国乐舞的发展史。同时，此篇章留下了大量的音乐片名和乐器名称，说明古代的音乐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而且对音乐的应用也是相当的成熟。虽说富有神话意味，但是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能够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一定了解，音乐的功能作用还是能有一定的掌握。

总之，乐在社会教化，政治稳定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俗而知其政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说明乐在移风易俗的社会统治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同时，音乐的好坏也反映着统治者的政治修为，展示着统治者的德行，所以统治者会不遗余力的推行音乐教化。在中华礼乐文明中，乐的作用在社会、政治中显示出了强大发展潜力，最终成为礼乐文明的另一极。

3 礼与乐的关系即乐由中出，礼自外作

礼与乐的关系，是研究礼乐文明的重要内容。在古代先秦社会礼与乐之间始终是相伴相随的，其表现出”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的关系。礼乐在社会生活生产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的分工与发展，礼乐逐渐被少数人掌握，并成为了其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礼乐始终为祭祀服务，再是确定社会的等级秩序，而且起着对人民的教化作用。

首先，礼与乐始终服务于祭祀。礼与乐从原始社会的萌芽发展到西周建立成熟的礼乐制度，在人们劳动实践过程中，经过了从原始艺术向文明时期的制度的发展过程，最终从巫术艺术到礼乐文明的过渡，在祭祀的过程中由不同的祭祀内容用不同的礼与乐，由此，在这样的过程中是礼乐的关系在祭祀中表现的明显。如《山海经》中祭祀首山时“其祠用稌、黑牺太牢具之、糵酿，干儛，置鼓；婴用一璧”，在祭祀騩山时“羞酒，太牢具，合巫祝二人儛，婴一璧”，这些都表明古人在祭祀的时候是礼与乐是同时进行的，在从传说时代到夏商周三代的祭祀也是礼与乐在其中是主要的祭祀过程，如蜡祭、雩祭、傩祭、祀高禖等。因此有“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礼乐不仅在祭祀过程中清晰规定在祭祀的对象不同而选择的祭祀方式和乐舞不同，礼乐的功能就是为祭祀所服务。

礼与乐有原始崇拜发展到三代社会，礼、乐并列，相辅相成，有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等表达了儒家对礼乐文明的一贯主张。礼乐文明表达了天、地、人三者之间和谐，通过祭祀展示人们的愿望，在祭祀过程中用食物和乐舞等手段与神沟通，达到祈福的效果。

其次，礼与乐确定了等级关系。在原始部族社会时期，如颛顼帝时“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人与人的等级关系尚不是非常明确，统治者带领人们集体征战，集体劳动，共同祭祀，在天命观的思想下共同生活。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等级开始分化，王朝出现，禅让制被世袭制所取代，社会权利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成为了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他独自掌管着宗庙祭祀，礼乐征伐和大量的社会财富，真正做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时礼乐作为统治者划定等级秩序的标准，在用乐方面也是如此，天子舞八佾，所用乐器“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这些实实在在的规定，不可僭越。因此“礼制中对不同等级地位的贵族可以在礼典仪式中所使用的乐器，包括类型、数量、型制等都有严格规定，不同等级的贵族在礼典仪式中所允许使用的舞也有规定，这些规定都不能僭越。在祭祀礼、相见礼中所歌的诗，也有规定，规定除了与诗的内容有关外，也与礼典主持者和参加者的等级地位有关”。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之间相互征伐，出现了楚庄王问鼎中原、八佾舞于庭等社会现象，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但是终究摆脱不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礼与乐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产生发展，经过王朝的统治者的整理综合最终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并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再次，礼与乐对人民有教化作用。礼与乐共同维护者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在《礼记·乐记》中“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及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此外，在《论语》中对于礼、乐亦有论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同时表明礼、乐皆以仁德为本，是表现仁德的形式。可见，对于维护政治稳定、表现仁义道德，这些都是礼与乐相同相通的地方。然而礼和乐亦有相异的一面，也正是二者的不同之处，构成其对政治的维护与仁德的体现具有了相辅相成的特点。

礼与乐中讲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之境，顺天命而行，“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礼与乐的创制，顺天应时，规范和调节着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它指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类生生不息、则天、希天、求天、同天的完美主义和进取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思维模式的全面性和创新性。

因此，礼乐在维护社会稳定上不仅要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而且要教导人民，顺应天时，与天地同德。总而言之，“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乐在社会中发挥着各自的功用，但它们却有着一致的根本目的，礼与乐相辅相成，它们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共同维护了的政治统治。

注解：

① 井中伟《我国史前祭祀遗迹初探》，北方文物，[J]2002.2

② 幸晓峰《三星堆—金沙商周礼乐文明研究——祭祀礼仪》，中华文化论坛，[J]2004.4

③ 李学勤《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M]1999年版，第6页

④ 《吕氏春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2也

⑤ 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M]1980年版

⑥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M]2005年版

⑦ 同上

⑧ 《世本八中》，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⑨ 《山海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⑩ 《吕氏春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