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2016-11-26房惠敏

小品文选刊 2016年14期

关键词：译介价值观因素

房惠敏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西安 710000)

社会政治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房惠敏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西安 710000)

翻译活动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的开放程度，社会的价值观及政治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社会政治因素;翻译;影响

1 社会的发展需要翻译

翻译恰如一座桥梁，把两个相异文化连接起来，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中扮演者这关重要、必不可少的角色。

以佛经的翻译为例，西汉末东汉初，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国家赋税徭役日益加重，地主豪强兼并勾斗，再加上自然灾害年年不断，人名生活苦不堪言。这样就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土壤。因为，一方面，挣扎在极苦世界的农民大众渴望从佛教中寻求精神慰藉，冀求神明能就芸芸众生于苦海深渊。另一方面，地主豪强，皇室官吏等统治阶层也希望通过宗教的力量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这样一种文化和社会环境下，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然受到欢迎，佛经的翻译也自然因此受到广泛重视。在长达七八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佛经翻译高潮迭起，经久不衰，于唐宋时期达到顶峰。

2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翻译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翻译有着不同的选择和需要。从国内对日本文学的译介中可以看出。“五四”前后既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又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一个转折点。从翻译选题上来看，之前在中国对日本文学的译介中，“五四” 之前的日本文学译介具有浓厚的急功近利的色彩，大多数翻译家把文学翻译看成是救国救民的一种手段，他们看重的不是文学本身的价值，而是文学所具有的功用价值。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翻译选题的选择都是实用性优先。当时的启发国民政治意识的日本政治小说被大量译介过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梁启超亲手翻译的柴四郎的《佳人奇遇记》。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一些翻译家开始对日本文学作认真的研究，重视作品的文学价值，并克服选题上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翻译方法也有了很大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是夏目漱石等文学大家的很多优秀作品被译介过来。随着时代环境的推移，日本文学的翻译也呈现了多元化、复杂化。

社会的风尚对译者选择原文本及处理原文本也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比如7世纪初期至中叶的法国，当时流行一种贵族沙龙的“典雅”风尚，他们附庸风雅，形成了一种轻浮、艳丽的风气，这种风气对当时的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像德·阿布朗吉尔，为了适合这种社会风尚，在翻译中追求华美、俏丽的文字，他的翻译被梅纳日成为“不忠的美人”。

3 社会的开放程度影响翻译

社会的开放与否直接影响着翻译事业的开展。明末清初，前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为了敲开中国大门，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宗教，而且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并因此引发了中国翻译的另一个高潮。然而明末清初的这一西方科技翻译潮为期不长。由于朝廷的恐洋排外，中国逐步从泱泱的开发之邦，转变为孤立封闭之国，对外交流被终止，一切翻译工作就是失去了市场。百余年的不思进取和闭关守国，最终导致了国力的衰弱和在鸦片战争的惨败。战败的耻辱震撼了朝廷，更唤醒了民众。中华民族要雪国耻，图生存，就必须打开国门，向外学习，向西方学习。于是，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需要，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翻译高潮。

4 社会价值观影响翻译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价值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有可能带来积极或消极的作用。社会价值观也会给翻译带来影响。为此，不妨看看当今中国译坛，近几年形成了一股名著复译热，一部《红与黑》竟有二十多个版本，翻译的责任心下降，不少译者对翻译事业的严肃性认识不足，对原文一知半解或不求甚解，率尔操刀，急功近利，译文品质恶劣，在量的繁荣背后，隐藏着质的危机。另外，在翻译市场上，剽窃、抄袭、假冒之作纷纷出笼，毫无顾忌的亮相。

这些问题的存在，固然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在当今社会，有些人的价值观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单纯追求利益之风不断滋长，渐渐造成了译风不正。鉴于此，中国译坛要纯洁译风，提高翻译质量，就必须提高对翻译事业的认识，端正价值观。

5 政治因素影响翻译

翻译的发展历程证明,翻译是不可能在“真空”里进行的,它多少会受诸如政治、权力之类因素的影响。我国每一次翻译高潮的兴起和沉寂都充斥着与政治、权力的顺应或冲突关系,这便是最好的例证。二十世纪初,在国人觉醒启蒙的重大文化转型时期,文艺界、翻译界的知识精英们在翻译选材方面就大力提倡译介反映西方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作品,作为打倒“孔家店”的工具。在翻译语言的裁决上也曾展开过与封建八股文这一充分凸现政治权力的文体的辩论和斗争。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翻译活动被摆到了帮助巩固和加强政治统治的位置,从事翻译的工作者只能遵从隶属国家权力机关的翻译机构的指示和监管,以致翻译明显地带有配合意识形态准则的痕迹。直至八十年代以后,各个学术领域都得到了空前发展,当然翻译理论与实践也同样获得了新的活力与生机。由于政策的宽松和实际的需要,各类书籍如雨后春笋般被翻译传播到了中国,使学术研究得到极大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