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玲玲

(西藏民族大学 陕西 咸阳 712000)

浅析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

沈玲玲

(西藏民族大学 陕西 咸阳 712000)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加以论述：“天伦”思想；天道与人道及天人之间的天人感应思想；以及天人感应思想对汉代以来的政治和文化等的借鉴意义。进一步论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是产生于西汉具体社会形势下的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哲学理论。

董仲舒；天伦；天人感应；伦理道德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这部著作推崇公羊学，推崇“春秋大一统”的思想，阐述了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神学理论，宣扬“性三品”的人性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伦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汉武帝即位之初，董仲舒向武帝奉上“天人三策”，以“天人相与”的观点回答了汉武帝关于政权的正当性或合法性的问题，又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正在强化中央集权的汉武帝的赏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1 “天论”思想

先秦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有孔子的天命观、孟子的“天人合一”和荀子的“天人相分”, 董仲舒虽然是汉儒领袖,但其天论不是来源于孔子，他思想体系中的天实际脱胎于墨子思想,是对早期墨家学说的绍承与改造。在董仲舒那里，“天”是具有明显的神圣性，董仲舒关于“天”的神圣性认识主要表现在下面的两段：

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何以信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饥之。孔子曰：“获罪于天，天所祷也。”是其法也。故未见秦国致大福如周国也。诗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怀多福。多福者，非谓人事也，谓天之所福也。《传》曰：周国子多贤，蕃至于骈孕男者四，四产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兴周国也，非周国之所能为也。

当然，除了上面两段话之外，董仲舒还多次讲到天子受命于天，并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非有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董仲舒的自然神论可以说表现于他的全部著作，但最突出的是一下两段话：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

天地之行美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阴阳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也，考阴阳所以成岁也，降霜露所以成杀也。

董仲舒天论的核心是为专制皇权和现实政治制度的设计建立形上根据。天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天是人的主宰，天人关系建立起了人与天之间的内在联系，人法天而行是其逻辑必然：人的行为的合法性来自于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取法于天，人类理想社会制度也是取法于天。董仲舒首先确立起了维护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人伦根基，在此基础上开展各种制度设计和安排，并为社会良性运行的权利制衡寻求机制保障。

2 “天人感应”思想

在董仲舒看来，社会政治制度的建构格局来自于天的受命，“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顺明》)天子受命于天，固然普天之下天子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天子之下，诸侯、臣子之间是依次受命的关系，授予者与被授予者之间存在着授受的关系，他们的地位必然存在着等差，这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董仲舒在自然观方面竭力推崇阳气，目的在于论证君、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在君、父、夫处于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臣、子、妻应该服从、辅助，不要搞对立斗争。他正是要通过这种封建等差的方式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三种最基本的人伦关系治理好了，人人各安其分，各守其道，按照天道的尊卑行事，自觉服从在上者的统治，整个社会就天下太平了。

2.1 天道与王道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论述社会理想首先是要解决君权的问题。现世的帝王是当时的儒者实现自己理想唯一可以依托的对象,所以他们既要充分肯定所依托的对象的合法性,又要想办法使所依托的对象接受他们的理论。这个问题在董仲舒这里以天的名义获得了解决。他把天作为帝王合法性和自己理论合理性的共同基础,这样帝王在肯定自身合法性的同时也就必须承认儒家学说的合理性。他认为帝王的合法性是由天所确定的,他说:“人之得天得众者,莫如受命之天子”,“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与予也”。他认为帝王是人世间的最高权威,他说:“海内之心,悬于天子”,“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孰能当是?”。

董仲舒在赋予天子以极大权威和极高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了天子以极重的责任,就是推行儒家的王道。天子是上天所任命的,天是董仲舒所有理想王道的依据和体现,所以天子就负有根据天意推行王道的责任,这样他就把推行儒家的政治理想与君位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所以他说:“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而如果帝王拒绝履行他的职责,那么帝王的合法性也就随之丧失了,他说:“圣人不则天地不王”。这样董仲舒就把帝王的权位与推行王道的职责紧密地联系起来了。董仲舒的这一努力无疑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在西汉中后期之所以会有人不断地提出汉家天命已移,哀帝还上演了再受命的闹剧,就是因为人们认为在位的帝王居其位而不谋其政就失去了居其位的合法性,王莽篡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

2.2 天人之间

通过上面的论述给人的感觉好像董仲舒的思想和先秦儒家比起来,先秦儒家人本主义的优秀传统在董仲舒那里已经丧失了。先秦儒家多直接论述仁义礼乐,而不十分借助外在的依据,也没有赋予帝王以如此高的权威。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我认为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根本特征就是人本主义,儒家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人本主义,只不过采取了不同的表现形式。汉代儒家人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天人感应说。天人感应学说的提出本身就说明了对人类价值的高度肯定,这是将人放在一个极重要的位置之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就是他的人副天数论,他说:“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 ”这似乎是很荒谬可笑的,实际上是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他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葛兆光先生认为在董仲舒那里“人仿佛是天的投影”,其实是天成了人的投影。人在董仲舒的心目中实际上处于最高的地位,他甚至把天人直接比拟成血缘关系,他说:“人之人本于天。故天亦人之曾祖父也”。而且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人,天地宇宙也才更完善,是人使天地间的一切都有了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天地一样也是万物的根本。他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所以韦政通先生说:“我们可以说,先秦儒家是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侧重由形上之‘道’来了解人,董仲舒则侧重由形下之器来了解人；人本来就有这两面,只重道而不重器,无法对人有完整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董仲舒何尝不是对人生命的理解开拓一条新路?”徐复观先生也指出,“董氏从形体生理上,把人说成与天是完全一致,这就把人与天的距离去掉了”,“董氏的天,是与人相互影响的,天人居于平等的地位”。

3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对政治和文化的借鉴意义

仲舒舒认为天命、天道决定人间的道德价值，天具有无穷极之仁德，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认为王政的庆赏刑罚，以天道为依据，天道任阳不任阴，王道亦应任德不任刑。这样董仲舒就改途易辙地纠正了暴秦以来崇尚严刑酷法的统治之道，认为王道尚德不尚刑，礼乐教化是长久的治国之策，从伦理上肯定了德治为本的政治大方向，为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定下了政治基础。

虽然天人感应学说起初尚有限制君权的内容，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这一成分却不断地被淡化。当时许多讲灾异的经学家，虽然动机大多是为了约束君主的行为，限制君权，但结局都很不妙，而且灾异的责任也逐渐由天子转移给了臣民。所以不管遇到任何现象，君主是不会交出君权的，他所犯的罪，所应承担的责任都会相应地转嫁给下面的官吏。

董仲舒的思想在当时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是先进时代精神的精华，为汉代大一统的现实需要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所以能够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行久及远，畅行无阻；另一方面，他的宗教神学理论炮制了许多荒诞不经的内容，有愚民成分。以至发展到东汉导致了谶纬迷信的流行，这又是其学说反动的、负面的结果。应该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但缺陷是囿于宗教神学体系内，其作用是有限的，是落后的，反科学的，阻碍了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因此，对于董仲舒的思想，我们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给予客观的、正反两方面的评价。

[1] 王永祥(著)：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04.

[2] 曾振宇、傅永聚(注)：春秋繁露新注，商务印书馆，2010.

[3] 曾振宇：“法天而行”董仲舒天伦新识，孔子研究；2000.09.25.

[4] 陈晓龙、崔迎军：董仲舒天伦的政治意义，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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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2-013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