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斯元

论悲凉意识在张爱玲小说中的体现

薛斯元

张爱玲小说的悲凉意识主要来源于她悲剧式的生活遭遇和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黑暗腐朽，以至于张爱玲小说中对于悲凉的诠释都来自于现实，都是自己冷眼看世界所得到的亲身体会。

悲凉前提 写作手法 第三人称 上帝视角

①“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别高，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可是我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从张爱玲所说写的小说的经典台词中，我们不难得到，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悲天悯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

一、张爱玲小说悲凉意识的前提

家庭背景极其悲惨遭遇使张爱玲具备了悲凉意识张爱玲的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任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曾经辉煌的家世留在张爱玲记忆深处的仅是“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阴凉。”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暴戾乖张。张爱玲的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女儿，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并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张爱玲母亲所受的西方文化的教育与其父亲的旧习气一度达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父母的争吵给张爱玲的童年留下了很深的阴影，最终父母的离婚更是给了张爱玲很大的打击。

让张爱玲彻底对这个家庭绝望的导火索是父亲的囚禁和母亲的无情。她中学的时候，父亲再婚，继母进家以后，张爱玲住在学校，很少回家。张爱玲过早地被家庭放逐了，虽然此时她还未彻底地失落于家庭，但她与家庭的联系已显得非常脆弱。这对她的情感、性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她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汪宏声说：“②爱玲因了家庭的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

一场关于留学的激烈冲突使张爱玲遭到父亲的一顿毒打，之后她又被关在家里半年多。在长达半年卧病床上又得不到医治的时间里，张爱玲对生命的暗淡与苍凉有了切实的体验，在那样的境况中我们不难体会她对亲情与人性的理解。这对形成她的人生悲剧意识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来就看不起父亲及父亲的家的张爱玲，遭到毒打彻底断绝了她与父亲的最后亲情。她逃出父亲古墓一般的家。张爱玲逃离父亲以后再也没有回过父亲的家。她从此失落于父亲的家了。

逃离父亲，她奔向母亲，那是她作为未成年少女最后的亲情，最后的依托。然而，她母亲给予她的又是什么呢？她母亲对逃难中女儿的情感比较淡漠，这实际上表明了她对女儿的拒绝。当张爱玲的弟弟过了一段时间也来投奔母亲时，她母亲拒绝了。③“他哭了，我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他的那双篮球鞋。”张爱玲在这个过程中是否体验到亲情的脆弱，人性的自私呢？

张爱玲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母女之间的感情淡漠是可以理解的。她万般无奈才投奔母亲，可一向清高的母亲却对女儿三天两头地向她要钱感到不耐烦，张爱玲成了母亲无可奈何的负担。琐屑的难堪轰毁了她对母亲的爱，也轰毁了她少女时代残存的最后一点亲情，最后一点希望。④“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张爱玲这一令人震惊的生命体验来自于她少女时代荒凉无奈的经验世界。自此，她人生悲剧意识更深入了一级。

二、张爱玲悲凉小说的写作手法

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省、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

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摩擦、摸索、闪避，如此种种，均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不像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凡俗的一面。在她看来，唯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她试图于男女之间的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的人性，于男女之情中倾听“通常的人生的回音”。因此，她的言情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言男女之情，而是将之升华到言“世态人情”和“风俗人情”。她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

张爱玲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对旧中国人性格的深透理解。

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张爱玲叙述故事尤其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

三、张爱玲小说中悲凉意识的具体体现

张爱玲的小说，无论结局是好是坏都给人以一种悲凉的感觉。张爱玲文笔冷静，小说常用第三人称即“他”来描写，以一种全知的视角来叙述，小说中虽然没有掺杂太多作者个人的情感，但是感情基调悲凉。如《倾城之恋》中的开头写道“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结尾虽然白流苏如愿以偿嫁给了范柳原，但是作者却冷眼说道“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了。”“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以及呼应开头的胡琴声又响起。战争的混乱使白流苏认识到人的生命在大动荡中微不足道，所有关于爱情的实验到头来都经不过乱世的冲击，白流苏范柳原不过的婚姻，不过是两个战乱中的人对未来的迷茫对生命难以把握的结局。这一切实际上都反映了一种个人情绪：大限来临的惶恐和个人的迷失。再如《金锁记》中一开头从月亮写起，“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比眼前的月亮大、白、圆；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来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着凄凉。”小说中的曹七巧用“三十年来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然而’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人还没完——完不了。”这种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不仅给人一种冷静沉稳的感觉，更是给人一种“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上帝视角，让读者可以冷眼看世界，让小说的悲凉更甚。

张爱玲小说的语言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大量的运用比喻，对照、反讽、色彩描写等手法。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她曾写到“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这是一段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之洁白美丽的绝妙描写。这样的描写既通过读者的视觉来让人感受到乔琪的色迷心窍、蠢蠢欲动的形象，又表现了薇龙的竭力自持却又虚荣不能自拔的心态。在《金锁记》里，她写道：“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样式窗帘，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肩上，清甜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缝里去了，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这是人物处于阴沉压抑的环境中，爱情终归破灭的情境。没有大段的铺张描写和渲染，文字精练动人，却将那种伤感表现得非常深入，自然灵动。对小说运用的比喻，对照、反讽、色彩描写等手法将小说中人物的悲剧体现得更加生动形象。

张爱玲自称：“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不管是张爱玲的小说还是散文都是描述那个时代的人们和生活，如《倾城之恋》描写了白流苏在离婚后，因为受不了家里人的不停给她闲气受想通过嫁给范柳原改变现状，最终如愿以偿的故事。《红玫瑰与白玫瑰》通过讲述振保的情史来展示两性之间对恋爱和婚姻的差别。《色戒》是关于王佳芝通过美人计意图杀害汉奸易先生，最后却发现自己爱上了易先生，而放走了他自己却惨遭杀害。那个时代本就是黑暗腐朽的，张爱玲只是将那个时代的悲哀搬到了小说里，悲凉的现实感不言而喻。

文字背后的张爱玲，20岁就透出了中年式的冷峻，到了中年，已有暮年的凉意，其人其文皆如此。乱世的凌光，繁华的虚空，时代的悲风……她带给了读者无尽的猜测、无声的思索和无可名状的感动。当我们沐浴阳光时，她已思索严冬的苦寒；当我们热衷于现实时，她站在彼岸，只在淡淡的月光中留下清冷的一瞥；当我们憧憬未来时，她毫不留情地撕碎梦想的花瓣。

她没有鲁迅的尖锐，却在无形中更巧妙地揭示了人性的压抑；她没有庄子的潇洒，却在潜移默化中带给了读者一种对自由的向往。她无意于政治，却在作品中直指混乱的政坛带给人民的痛苦；她无意于金钱，却直斥金钱给人套上的黄金枷锁……正如《烬余录》中所谈她从那些“不相干的事中”“刮去一点浮皮”，亲眼看到“炸弹将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她坚信“人去掉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同，她还原了人的世俗性，质疑一切神圣的价值，不论海誓山盟的爱情，青春勃发的热情，还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一切都是不可信的。从来都是一刹那刻骨铭心，没有地老天荒的相依相守。

注释：

①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②汪宏声.记张爱玲［M］.

③张爱玲.私语［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

④张爱玲.天才梦［M］.1941.

（作者单位：西安翻译学院）

薛斯元（1994-），男，中共党员，西安翻译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文学鉴赏、文学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