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冬勇

昭通文学研究

杨昭的《诗人的魂路图
——雷平阳论》

◎郭冬勇

主持人语：杨昭的《诗人的魂路图——雷平阳论》，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雷平阳的诗歌专著，不仅有深刻的见解，而且思路独到。郭冬勇认为在“这部批评性著作中，非常明显地体现了杨昭本人的批评观念，那就是坚持‘在场式’的批评，只有‘在场’的批评，才能让作家作品更真实地站在读者面前。”作为一部研究诗人的专著，《诗人的魂路图——雷平阳论》无疑是一部有个性的著作，而郭冬勇对这部书的评论，也是一篇见解独到的文章。

夏文成是近年来在云南诗坛非常活跃的诗人，夏呤的文章从“夏文成诗歌以对小地方城乡结合地带的书写为特色”、 “夏文成在写乡村景物画的同时也书写了一幅乡村人物风俗画”、 “夏文成从‘小处”着眼的诗隐喻性地揭示了人生哲理”等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夏文成的诗歌，文章针对性强，用诗性的文笔分析诗歌文本，是一篇有特色的评论文章。（李骞）

在众多的雷平阳评论者中，杨昭无疑是杰出的一个，他在雷平阳和他的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诗人的魂路图——雷平阳论》，这本评论著作对于任何一个喜爱雷平阳，阅读雷平阳，企求理解雷平阳及其精神世界的读者来说，都是竖立在通往“值得信赖的栖居之所”的指路牌。

一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机械复制技术的不断革新，使得文学作品的传播变得更为便捷，尤其是在进入多媒体时代之后，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不断发展，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地取得自己的物质外壳，开始不断地同作者分离开来。于是，一些批评家只见其文，不识其人，他们往往忽略了，批评不应该是批评者在阅读作家作品之后，仅仅依据文本而给批评者自己开出的一张“单程车票”。站在促进文学发展角度上考察，真正的对创作和作品的传播推广起到推动性作用的批评，往往是建立在批评者和作家作品双向交流基础之上的绝少一部分。

杨昭是幸运的，在众多的雷平阳作品的评论者中，他就属于那“绝少部分”的一分子。他曾经说过，自己是雷平阳的崇拜者，热爱着雷平阳的作品，是雷平阳的忠实“粉丝”，而这仅仅是他作为《诗人的魂路图》的作者的一个原因，是“颂其诗，读其书”的方面，最为重要的是，杨昭还占有着“知其人”的独特优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新高潮，在“文学热”的影响下，狭小的昭通城里，涌现出了“野草”、“荒原”、“茂林”等十多个文学社团，兴办了多种民间文学刊物，杨昭和雷平阳两人通过文学走在了一起，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文友。参加工作之后，杨昭在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任教，在从事教师工作之外，杨昭也在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但是，关注雷平阳，不仅是杨昭文学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成为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听雷平阳讲述自己早前的生活，讲述他长大起来的村子，一同去雷平阳的家看望他的亲人，几乎所有与雷平阳的创作相关的生活琐事，除了雷平阳和他的亲人之外，最熟知的人中，肯定包括杨昭。三十多年的交往，雷平阳对生活的态度和他对生命的尊敬，都被杨昭收入眼底，这些都加深了杨昭对雷平阳这个“人”的理解，对于帮助杨昭进一步的加深对雷平阳作品的阐释，也有着极大的支撑作用。

对雷平阳来说，杨昭是一个真实的“知情者”，他对雷平阳的关注和把握是全面的，更是执着的，既包括他的文学创作生活，也包括他的常态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说，由杨昭来展开对雷平阳及其作品的批评是有着非常坚实的“合法性”基础的。

二

文学批评的主体是一个“知情者”，这仅仅是进行文学批评活动的前提性要求，如果批评者自身对文学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不能体味文学创作的艰辛与甘苦，那么他就不能充分深入作家的内心精神世界，发现作品中所隐藏的活的灵魂。这就对文学批评的主体提出了另外的一个要求，他最好也是一个懂创作的人，一个对文学创作抱有“痴情”的人。

而杨昭恰恰是“痴情者”， 因为对文学创作抱着痴情，他才看得多，读得多，也写得多，惟其如此，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文学见解，成为一个懂创作的人。杨昭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文学创作，先是写诗，获得过首届云南省青年诗歌比赛优秀奖，后来转写小说，获得过《滇池》文学奖和高黎贡文学奖，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形成了他对文学的独特体悟。杨昭的文学创作的痴情，对于他深刻解读雷平阳的作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在此，刘勰认为实现“圆照”的前提是“博观”，要“观千剑”而后“识器”，但是“观千剑”不过是说批评者见得多，看得多，眼界宽而已，相比较起来，“操千曲”其实更为重要，直接指向了创作实践的层面，《文心雕龙注》中引《新论》解释说“‘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纪评‘扼要之论，探出指引之本’”，而这个本，似乎更应该落在实践创作的方面。

有了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杨昭可以比一般的批评者更加地接近雷平阳的创作，他可以更为顺畅地走进雷平阳创作的内心世界，抓住作品的核心部分。在理解其创作的具体心理过程的同时，也可见更好地领悟其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雷平阳创作的主要成就是诗歌，在《诗人的魂路图》这本对雷平阳进行解读的专著中，杨昭详细地阐述了雷平阳作品的四个核心方面：一是雷平阳作品的空间结构；二是雷平阳作品的时间塑形；三是雷平阳作品中的生命关怀；四是雷平阳作品的经验呈现。从其中总结了在雷平阳诗歌创作中，个体生活经验的重要性，作品中的“乡愁”主题，一个诗人对于“村庄”和“家园”的怀想和追寻以及诗人对于生命的尊重和思考。在一定意义上说，杨昭在对雷平阳诗歌进行研究时，是在认真地结合了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的实际经验和思考的基础上，谨慎而细微地逐步向雷平阳靠近，努力地在自己和雷平阳之间，实现一种创作心理上的换位。

因此，杨昭对雷平阳创作的这种认识，是他以个人创作的丰富实践为基础的，是站在同雷平阳想接近的一个文学创作的“痴情者”立场上得到的，当然这种认识也就显得更加中肯，更加贴切。

三

当下，与作品的大量创作和快速传播相应的是各式各样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层出不穷，相当一部分批评者，认为自己占有了一定的理论，就在“作者已死”的指导思想下，随心所欲地贩卖着自己对作家和作品的观点看法，而把文学批评理论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与文学作品一样，同样产生于人们的生活实践之中，这样的一个基本问题抛诸脑后。这就要求，真正要进行文学批评的人，必须是一个生活中的“懂理者”，他要切实地懂得生活中的事理和情理，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又占有着一定系统的有科学性的批评之理，再利用不同的批评方法，将创作者隐藏在文字语言的迷宫中的自我灵魂和对生活的感悟、思考发掘出来。

做个生活中的“懂理者”，并不容易。他要对如流水一样平凡的生活保持着持续的热情，认真地观察，发现普通人所不注意、看不到东西，并在其中形成自己的思考。杨昭就是这样一个真切地实践生活的人。他生于昭通、长于昭通，但他的视野又不局限于这片偏僻之地，他积极地通过各种途径对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扩容，小到乡民百姓的奇闻轶事，大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没有他所不关心的，他不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文化人”的立场上去看生活，而是把自己降到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上来，惟其如此，他对生活的理解才更贴近“普世价值”。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这首诗中，作者近似客观地讲述了发生在菜市场的一桩谋杀案件，只不过被谋杀的对象是一只狗，而谋杀者则是狗的主人以及一群等待买狗肉的人。杨昭认为诗人在引领读者“逼视”这一谋杀过程：“在这次被引领的‘逼视’中，敏感的读者也许能够听见引领者缓慢、沉重的心跳。这位严肃的引领者在诗中一言不发，他只是一直在‘逼视’着，坚持着不扭过头去。他在对这次被拉长了的杀狗的过正的‘逼视’中处处渗出了他的真情，从额头上渗出了汗水，如同从心尖上渗出了血滴”。诗歌的解读者——杨昭，他在此又何尝不是一个“引领者”，“血滴”、“汗水”和“真情”又何尝不是杨昭的呢？“杀狗”和“吃狗肉”在云贵等地本就常见，可是，如果没有对生活中“忠诚”、“背叛”和“残忍”与“悲悯”的理解，杨昭恐怕也不会对这首诗形成如此深刻的见解，他也不会在后来重新以《杀狗的过程》为名进行一部中篇小说的创作，将其作为对雷平阳这首诗歌更具深度的注脚。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格物致知”的态度和“以有涯随无涯”精神去实践生活，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会“殆已”，而对杨昭来说，投入生活的无涯大海，从中“懂理”又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正是对生活之理的掌握，让杨昭成为我们阅读雷平阳的合适“引领者”。

四

在某种意义上说，作家作品如果是第一文本的话，那么对其展开的批评就是第二文本，作为批评存在的第二文本，也同样是批评者自身的文学创作。这就要求批评者在“懂理”的前提下，还要会通过自己的方法把第一文本所包含的生活情理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批评者要会表达，要善于表达，做一个好的“表情者”。

对于一个好的“表情者”来说，要能通过恰当的方法，实现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将生活的事理真情，展现出来。雷平阳虽然以诗歌创作著称，但是他的散文、他的小说创作也同样优秀。而在杨昭看来，雷平阳的小说创作方面的成就由于他在诗歌和散文方面巨大的影响力而被严重地遮蔽了，在对雷平阳的持续关注中，他发现了雷平阳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互相解读的内在逻辑关系。

因此，杨昭在解读雷平阳作品的过程中，采用了一种互文式的方法，他会在对其诗歌或散文进行评析时，又以他的小说作为补充说明，在三种作品之间搭建起精神联系的通道。杨昭的这种解读方式，一方面在横向上开拓了读者对雷平阳作品认识的宽度，另一方面则在纵向上加强了读者对雷平阳某一类型作品理解的深度。另外，作为一个好的“表情者”，杨昭在讲究批评方法在学理层面恰当性的同时，又不故作高深，和 “批评市场”流行的其他一般批评相比，杨昭常常使用通俗性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将其他批评中常见的学术用语，进行再加工，使其变得日常化，从而也就更容易让读者理解。在《诗人的魂路图》中，为说明雷平阳创作的深度，杨昭是这样描述的：“如果把写作比作游泳，把对‘村庄’的灵魂痛苦体验比作大海，那么你穿着小短裤、套着救生圈、蹦蹦跳跳地扑向大海，跟你扔掉救生圈一口气向下潜入三米、三十米……真的不骗你，你所能领教的大海的滋味有很大区别的”；为了说明雷平阳创作中的批判性立场，杨昭说：“尽管他也曾经因为在文学、公益等方面的骄人成就获得过城市奖赏给他的诸多荣誉，这些荣誉及配套的待遇将他的肉身伺候得舒舒坦坦的，但他与城市之间却注定了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你恩我爱的蜜月期”；为了说明雷平阳创作的时代背景，杨昭是这样说的：“到处是喧嚣，到处是躁动和忙乱，我们再也听不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再也不敢相信自己：周围的人穿的都是耐克运动鞋，而自己却老土地蹬着一双半新的‘李宁’；别人都早已把头发染成了红色、金色或者蓝色，自己活了二三十年，头发却还一直是黑色的！世界上到处都挤满了‘假人’，我们这些‘假人’越来越无法活在真实的世界里，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跟别人相处”。诸如此类的幽默诙谐、反讽和对比性的语言表达，多不胜数，让人感到杨昭好似为我们举行了一场语言狂欢的盛宴。

在此，杨昭在实现对自己对雷平阳进行批论意图的同时，他也实现了具有自我特征的“第二文本”的创作，实现了批评文本承载“表情者”思想的价值。

五

杨昭曾说过：“我渴望自己的生命能够像一部性能优异的收音机那样，准确、灵敏地接受到世界的信号，同时又将这些信号变成自己清晰、悦耳的声音播放出去”。对杨昭来说，文学创作是一场人生的自我修炼，批评观念的表达，好似在修炼的不同阶段，所达到的境界的一种外在表征。

在《诗人的魂路图》中，杨昭以“知情者”、“痴情者”、“懂理者”、“表情者”之间的四位一体的关系，建立起对雷平阳及其作品的评价，如果说这里还存在什么东西的缺失的话，在《诗人的魂路图》的结语中，杨昭也已经进行了说明，他说：“对我个人而言，他的作品还是对我被囚禁已久的感受力和心灵的营救。他的以生命际遇为基本内核的作品，有着一种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书写更为丰厚也更为敞开的精神的源流，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提供了大量被‘逼视’的、令人不安的东西，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生命从肉身之浊重上升到灵魂之轻盈的意愿与可能。这种意愿与可能，就是爱”。在此，杨昭在实践文学批评的四重身份之上，又完成了自我的“点醒者”角色的转变。

总体来说，从《诗人的魂路图》这部批评性著作中，非常明显地体现了杨昭本人的批评观念，那就是坚持“在场式”的批评，只有“在场”的批评，才能让作家作品更真实地站在读者面前。回到雷平阳那首叫做《亲人》的短诗，“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但也正因如此，才能让人感受到那种强烈的穿透力。从“爱”出发，顺着杨昭竖起的这块指路牌，在通往值得信赖的诗意栖居之所的路上，必然会越走越近，达到理想精神的彼岸，也正是文学之光的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昭通学院）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