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全兴

神合感探幽

◎姚全兴

神合感是古代文学家的幻想

中国古典文学中，常有这样的描写：“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精浮神沦，忽在世表”。这种物我同一、人与宇宙默契的心理状态，就是神合感。它只是一种主观感想，并没有客观实在与它相应，但确有这种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的描写，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一种别具一格的令人为之低回和遐想的艺术特色。

那么，神合感是什么样的主观感想呢？它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幻想。按照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观点，文学家产生幻想，主要是因为文学家的愿望未满足，或者说他在现实中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弗洛伊德又把幻想说成是文学家潜意识中受压抑的欲望的曲射，一种心理上的升华。他认为文学家的创作是白日梦，他们创造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事物，来满足自己潜意识中得不到满足的欲望。这种观点无视社会对人的影响，但包含了若干合理因素，比较正确地揭示了幻想的实质，幻想与现实的关系，以及文学家产生幻想的原因。

我们不要看许多神合感的描写潇洒而浪漫，似乎文学家热情奔放，精神愉快，有优哉游哉、飘飘欲仙之感。其实，他们中有些人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受着压抑，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只能利用文学创作做白日梦了。于是，白日梦中出现了奇特的神合感，一种不折不扣的幻想，这使得神合感具有变相满足的补偿功能。

那么，中国古代文学家有什么痛苦和内心欲望呢？从中国历史上看，凡是象魏晋时代那样政治黑暗、现实纷乱的社会，总有一些文学家如嵇康那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现实生活使他们意志消沉，成为退避山林的墨客骚人。那些寄情于自然的诗文看起来超脱，骨子里却潜伏着无穷痛苦。阮籍、陶潜之类的文学家内心都有摆脱人间桎梏，一心追求自由的强烈欲望，他们那些带有神合感的作品，正是这种欲望的导泄，并通过导泄，使自己的紧张心理松弛。正因为如此，神合感虽然在事实为幻，却是有现实根据的，或者说在假象中寓有客观的本质。

神合感是消极的心理现象，但其表现看起来又是积极的，可以说是心理上的征服冲动。文学家向往宇宙，想飞向没有烦恼没有痛苦的宇宙，因此每当他们产生恍然出世、超然物外的神合感，就觉得自己征服了现实，摆脱了人世，于是在作品中显得飘逸、静穆和空灵。

神合感的心理特征

神合感的一个心理特征是自我暗示。文学家为什么能够从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从一朵野花里看出一个天堂？这是因为文学家观照自然时向自己暗示了一种宇宙观念。自我暗示即自己向自己暗示某种观念，并通过想象表达出来。例如失眠者不是强迫性的命令自己入睡，而是平心静气地躺着，想象自己睡的时候如何轻松，头脑如何昏沉，不多时候会自然入睡。文学家的自我暗示也是这样。陶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为什么能够这样呢？他说是因为“心远地自偏”。确实，陶潜“采菊东篱下”时，万念俱灭，只让自己“悠然见南山”。通过观照时的自由想象，暗示自己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景象可以得到宇宙之感，即与宇宙冥合，与物同一。这种自我暗示是自然而然、平心静气的，虽然“此中有真意”，然而“欲辩已忘言”，说明他的精神修养和文学修养，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神合感的另一个心理特征是自居作用。自居作用是把自己和对象视为同一，把自己所钦佩或崇拜的对象的特点当作自己的特点，形成主客体的和谐统一。科学家往往把自己的全身心进入到他认识、研究、创造的对象中去，即全神贯往。文学家也往往在观照时形成自居作用。他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王羲之《兰亭集叙》）其时，他们的精神世界不仅和客观世界沟通起来，而且完全“进入角色”，觉得我即宇宙，宇宙即我。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就是自居作用的范例。诗人的心灵和自然打成了一片，或者说沉浸于自然的天机之中。这种静穆的观照形成的静穆的诗境，尽管是置身于尘世之外超现实的境界，但也确实是诗人自居作用的结果，在心理学上是有根据和可以说明的。

容易引起神合感的事物

云霞、流水会引起而且特别会引起神合感，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云水的清轻空灵，和广袤寂寥的宇宙的清轻空灵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二者的质地基本相同。当精神淡泊的文学家凝神观照云水时，就通过这种相似性把云水和宇宙这两个不同事物联系起米，产生新的感觉——神合感的宇宙意识。这正如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善于运用类比法，把两个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产生新知。中国文学家在人格上崇尚精神淡泊，在艺术上崇尚空灵简淡，这种志趣修养在本质上是和宇宙意识相通的一致的，有助于他们产生神合感。

从审美心理学看，云水以及花草之类引起的神合感是一种优美感，其特点就是清轻空灵、委宛舒徐、萦回缭绕、秀丽优雅等。但是，神合感又不仅止于优美，而是通过优美达到崇高，从优美感进一步引起崇高感。只有崇高感才能和宇宙感或宇宙意识相称，只有宇宙才能体现世界上最伟大的崇高。这是因为自然界的崇高主要是以量即数量上与力量上的巨大为特征的。

中国文学家的生命力在黑暗的现实中受到阻滞，但他们又不甘心于现实的桎梏，一旦他们接触到宇宙，内心的生命力变得更加强烈，从而有崇高的情绪产生。崇高的宇宙又提高了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超越世俗平常的尺度，并赋予他们勇气与现实的压力进行较量。这也就是产生征服动机的心理原因。而崇高的宇宙，之所以能提高他们的精神力量，是因为它激发了人的本身所潜在的抵抗力，即人的理性、勇气和尊严。这使得他们保全自己的人格，即使他们知道自己是难以和现实匹敌的。所以中国文学家的神合感本质是崇高，它通过宇宙寄托崇高的精神。中国文学家心目中的宇宙既优美又崇高，可敬畏可亲爱。他们并不因为宇宙的广袤寂寥而感到恐怖，感到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恰恰相反，而是和宇宙合成一体，亲密无间。由此可见，神合感是崇高的又是积极的，潜在着主体能动性。

神合感又包含着宇宙空间感。中国古代文学家对空间一向充满感情，并且总是在空间中驰骋想象。他们探索、歌咏、描绘空间的诗文连篇累牍，不胜枚举。且不说屈原的《离骚》《天问》对空间的叩问何等热诚，歌咏何等瑰丽，描绘何等奇特，也不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文学对空间的向往和追求何等真挚，就说古典文学的鼎盛时期唐代吧，许多诗人对空间的仰慕是那么深切。王维诗云：“徒然万象多，澹尔太虚缅。”韦应物诗云：“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浪漫诗人李白的空间意识自然更为浓厚。他的《大鹏赋》和《悲清秋赋》和他的许多诗篇一样，意境辽阔，极富有空间感，“上摩苍苍，下覆漫漫”、“水流寒以归海，云横秋而蔽天”之类佳辞丽句俯拾即是。杜甫比起李白，更重视现实，然而他的作品也不乏空间感，“游目俯大江”、“乾坤万里眼”等名句表明他也有俯仰宇宙的气概。

酒仙与神合感

除了云水花草容易引起神合感的优美情绪，宇宙之大更能引起神合感的崇高情绪外，即除了自然现象会引起神合感外，某些刺激或麻醉神经的东西也会引起神合感。酒与神合感有点关系，酒固然未必都能引起神合感，而常常能引起“忘我”的心境，因此有“有酒学仙”之说。那么为什么酒有这种作用呢？因为酒精能改变心理状态，对心理变化有明显的效应。中国文学家常以酒解忧，以酒浇愁，直至“有酒学仙”，都是企图用酒使自己忘却黑暗的现实，短暂的人生，接近崇高而永恒的宇宙。现代科学已表明，这是由于酒引起强烈的有力量的幻想，使人感到能为挽救世界尽一臂之力。酒引起神合感的感觉经验正是这样的：比较轻松、精神安定、向各种感官刺激开放并敞开情感的大门。开始出现感觉提高——感到一个人在所有感觉通道中比平常更加细致、更加敏感地觉察事物。物理感受性的实际增强大约并未出现、但在感官信息察觉的方式上出现了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表现在酒醉者陷入自己的内在意象和心理作用中，暂时失去同周围环境的感觉接触，个人身分感可能暂时衰退，感到自己是远远胜于一个凡人。真正的神合感只能产生于陶潜、李白那样的“酒仙”的头脑中。也就是说，豪饮而又很有文学修养、精神情操的人才能产生严格意义的神合感。

还有饮酒能使人在精神放松时情绪意兴勃发。据最近媒体报道，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研究人员把40名志愿者分成两组，让他们做解题游戏时，一组吃零食看动画片，喝少许酒，另一组也看动画片，但不给吃喝。结果表明微醺者做题时直觉更强，没有喝酒者则靠审慎推理。研究人员认为，微醺让人放松，有助提高创造力，希望创新的艺术家有较大可能从微醺中寻找灵感。这也证实“酒仙”喝酒容易产生神合感。当然并不是说能产生神合感的文学家都是“酒仙”，“酒仙”也不一定都能产生神合感，这是不言自明的。

神合感与中国哲学的关系

中国哲学对天也即宇宙是很重视的，儒道佛三家哲学无一不对宇宙有所反应。魏晋时代这三家哲学合为一体，形成颇有思辨特色的玄学，仍然对宇宙极感兴趣。其时不管入世者也好，出世者也好，都要对宇宙寄托自己的感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宋，其间山水诗人和山水画家都受这种哲学影响。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从自然山水中寻求宇宙天理。应该说这个时期中国哲学对中国文学和艺术的影响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即中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像一些进步的哲学家一样，开始了人的觉醒，对世界的认识从被动变为主动，从微观变为宏观，从有限变为无限。

那么，儒道佛哲学为什么会使文学家产生神合感呢？这主要是这些哲学中的泛神论在起作用。一般说来，有神合感的文学家多少受老庄的道家哲学熏陶，而老庄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泛神论。老庄认为道无所不在，实际上也就是神无所不在。这种神具有超时空的绝对性独立性，即老子所谓“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正因为这样，这种神非普通人所能认识，要认识必须“涤除玄览”，“致虚极，守静笃”。庄子在老子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不仅应该认识道，而且应该与道合一，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卸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显然，这正是泛神论者追求的物我同一的境界，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常常导致文学家沉湎于神合感中飘飘然的羽化成仙似的心境，超然物外的情调和意蕴。

神合感的文学创造性

如果说创造性是指揭示事物新的内在联系的能力，改变现行规范的能力，那么神合感正是这种创造性。具有创造性的基本特征：独特性、变通性和流畅性。古代文学家由于有神合感，作品中的意象往往奇特新颖，甚至有些神秘，非一般文学意象可比。谢灵运、李白的诗，往往奇思放纵，浮想联翩，从山水景物的审美观照中表现宇宙里面活泼的天机、深刻的哲理，而置汉儒的名教、世俗的礼节于不顾。他们艺术思维灵活多变，不受定势或习惯性思维的约束和影响，显得洒脱和飘逸。陶潜、王维的诗表现“虚以待物”的入神状态，看来是一种不动声色的禅机入定，却不是僵硬蹇涩的，而是像刘勰所说的“神与物游”的神思。这类诗人大都“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在创作过程中，活跃而富于变化地产生大量意象，如行云流水从容不迫，天风海涛狂放不羁。柳宗元、苏轼的作品就达到这种融会贯通、无挂无碍的化境。与物冥合的神合感使他们的创作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必然通向自由。

而且，古代文学家能够“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无疑是神合感的创造性想象起了作用。创造性想象的特点是创造新的表象和形象，文学家发挥了这种想象，所能把握的领域就远比直接感知的领域广泛而深刻。因此神合感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能够使文学家超脱有限的现实和无限的宇宙冥合。古代文学家创作活动中还通过神合感释放大量情感，如陶潜“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从而把深刻而独特的生命体验，化成清高悠远的情感之水。这类作品和诉求人间真情的作品显著不同，其情感表达不是动天地、泣鬼神那样慷慨和激越，而是在浩瀚的宇宙意识里倾注作者博大的内心感受，像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那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发人深思和令人全身心的震撼，具有历千年而不衰的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