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文鹏

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

文/刘文鹏

所谓“新清史”，是指美国的中国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以重构清朝历史叙事体系为目的的一种学术思潮。其目标在于解构汉化观下的历史叙事，反思清朝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定位。它以柯娇燕、欧立德、罗友枝、路康乐等人的著作为代表，被认为标志着美国学界前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一次重要转折，即“中国研究的族群转向”。实质上，这种新叙事体系的建立得益于欧美学界“内陆亚洲”（Inner Asia）历史研究理论的积累及在清史研究中的应用，即以“内陆亚洲视野”，探寻“内亚因素”如何作用于清朝历史发展。

“新清史”的理论渊源与成长轨迹

在“新清史”这个概念被提出之前，美国学界关于中国史研究这一“族群转向”思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以魏特夫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对契丹辽的研究，认为征服王朝的统治者总是在其全部历史中保持着特权地位，而不会被汉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满蒙等非汉文史料的获得和使用，并受傅礼初、法夸尔及后来的巴菲尔德等内亚史家的影响和启发，以柯娇燕、罗友枝等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更加关注女真—满人在清代历史上的主体地位，并修正以芮玛丽为代表的汉化史观。随着更多学者的加入及其著述的发表，这一思潮显然要比魏特夫时代对契丹辽的研究更具持久性，且声势浩大。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有学者开始思考这一思潮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如在司徒琳看来，这种思潮的主要特点是要在清史研究中注入鲜明的“内亚因素”。随着欧立德等人著作的出版，盖博坚比较敏锐地注意到这种满人族群认同研究对重新思考清代历史的重要意义。他首先提出“满族研究四书”的说法，这意味着美国学术界开始从这个以“内亚”为基础的思潮中提炼更加具体的“清朝的满洲特色”。直到2004年左右，米华健、欧立德、卫周安在把这种思潮总结为“新清史”时，在其范围界定方面存在着分歧，这也表明美国学术界对“新清史”思潮的认知态度和表述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张力。这个学术群体呈现出中心清晰、边缘模糊的特点，呈现出很强的不确定性和内部张力。但他们都关注到内亚因素在这一思潮中的重要地位。

对新清史概念形成过程的探究，可以让我们看到：“新清史”思潮是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研究中的结果，此亦笔者所谓“内陆亚洲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新清史”这一思潮也被称为重构清史研究基础概念中的“内亚转向”和“欧亚转向”。

何为“内陆亚洲”？

自19世纪中期以来，“内陆亚洲”逐渐从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变得拥有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甚至是政治概念，其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19世纪中晚期到20世纪初，欧洲地理学、汉学、阿尔泰学对它的界定和使用；二是20世纪上半期至80年代，美国和日本史学界对“内陆亚洲”理论的归纳；三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清史”对“内陆亚洲”理论的运用和发挥。

（一）“内陆亚洲”的地理学意义

“内陆亚洲”一词最早被广泛使用于19世纪俄国的文献中，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的定型，源于19世纪中期欧洲地理学家对“中亚”（Central Asia)地区的关注和研究，他们试图找到亚洲在地理上的中心区域。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被认为是最早提出“中亚”概念的学者，他在1843年提出以北纬44.5°以北5°和以南5°之间的区域作为亚洲大陆的中央部分。费迪南·冯·李希霍芬遵循以水文特征为主要标准，把亚洲地理划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亚洲的中心地带，即“中亚”，指南起西藏高原，北迄阿尔泰山，西起帕米尔分水岭，东达中国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和大兴安岭，是一个封闭的、没有河流注入外海的内陆地区；二是亚洲的边缘地区，是指所有河流流人大洋或里海或咸海的地区；三是过渡地带，位于前两者之间，指那些早先河流有出口而现已变成内陆河流地区或者是相反变化的地区。19世纪晚期，俄国学者伊凡·莫希凯托夫对李希霍芬关于亚洲区域的划分方法提修正，消除了所谓的“中间地带”，认为亚洲可以分为内陆和边缘两部分。

（二）“内陆亚洲”文化内涵的形成

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随着越来越多欧美学者前往内陆亚洲地区旅行、探险，以及大量内亚文化资料的获得，“内陆亚洲”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得到更深入探究，“阿尔泰学”产生。伯希和曾使用“高地亚洲”（La Haute Asie)—词来指代他极其广阔的研究范围，这几乎包括整个阿尔泰社会（蒙古和突厥）、西藏，有时又一直扩大到印度和伊朗，是以帕米尔山区为中心，包括中国的新疆、西藏、蒙古在内的一个巨大的“弓形”地区。伯希和的弟子丹尼斯·塞诺提出“中央欧亚”的概念，视内陆亚洲为“中央欧亚”的东段部分，涵盖了北亚、蒙古高原和中亚，并包括中国西藏和东北地区。新一代的内亚史家狄宇宙认为“内陆亚洲”这一地带包括三个地理区域：中国东北平原，蒙古草原与森林和新疆的绿洲沙漠、草原，他基本延续了塞诺以非农业区的经济方式作为是否“内陆亚洲”的根据。综上来看，与地理学家相比，内亚史专家没有遵循以封闭性水文作为界定“内陆亚洲”地理范围的原则，他们所谓“内陆亚洲”的地理范围显然要宽广很多。但这两种界定都是跨国界和非政治化的。塞诺强调，唯有蒙古高原为中心的草原地带才是内陆亚洲的核心所在。由于中国东北地区曾经是女真—满洲人的活动区域，并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因此它也被内亚史专家列入研究范围。他们关注的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如此，文化意义上“内陆亚洲”的地理范围是由生活在这个区域的族群文化的辐射范围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某些地理界限。

对内亚史专家来说，提出“内陆亚洲”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反思过去文明史观下的历史叙事，关注这个区域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以及这一区域被视为“野蛮人”的族群的历史主体性。他们从未独立于世界之外，而是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世界各地文明史发展产生巨大的、关键性的影响，引起“定居文明社会”变革。这种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地区“野蛮人”自身的文化，另一方面，内陆亚洲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必经之地，东西方文明是通过内陆亚洲的“蛮族”传播的。实际上，这些“野蛮人”经常成为历史发展的主导者。在公元后的中国历史上，“蛮族”统治时期近二分之一，长达800多年。

由此我们看到，“内陆亚洲”是一种极为宏观的视野，犹如将世界文明的空间进行了置换，拓展了世界历史的研究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主义。对于中国史研究来说，当以中国为视角时，这个地域变成了中国的边疆，而以“内陆亚洲”作为出发点时，“中国”成为边缘。

“新清史”对“内陆亚洲”理论的使用与发挥

笔者以为运用内亚理论对中国清代历史做出“新”的阐释，才是“新清史”之“新”所在。但另一方面，从内陆亚洲研究的学术脉络来看，“新清史”对内陆亚洲理论的使用存在很多泛化、主观之处。

（一）满人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内陆亚洲特性”

“新清史”秉持“去汉化”的理念，强调清朝的满洲特性，即“满洲因素”和族群认同在新清史学者们的历史叙事中扮演着浓厚而重要的角色。罗友枝甚至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汉族王朝依靠太监而统治”，而清朝的各项核心政治制度、礼仪制度，以及太监奴仆等管理，都与汉人王朝不同。对于这种满洲特性的来源，“新清史”研究者们大多认为与清政权根植于“内陆亚洲”有关，满洲文化深受内陆亚洲特别是蒙古文化的影响，满人正是充分吸收了蒙古提供的精要因素，建立了满蒙军事联合，形成了以直接税收为标志的、形态最高级的“内亚政权”，保持了鲜明的“非汉”的“内陆亚洲”特点，这归根结底是一种游牧文化。

这其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新清史”研究者们所说的“满洲特性”，与蒙古人的游牧文化特性是否等同？第二，是不是所有满汉的不同，都可以被列入满洲特性？很明显，满人虽然借鉴了很多蒙古人的因素，包括文字的创制、理藩院的建立等，但是满人既不是游牧民族，不可能进行大规模游牧，也无法仅借助游牧开展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对满人来说，获得稳定的经济支持才是第一位的，入主中原远比征服内亚更具吸引力。即使在战争方面，满人与蒙古人的态度也截然不同。18世纪50年代清军最终击败准噶尔部，平定内亚边疆，却没有像蒙古人那样继续无止境地深入“内陆亚洲”。乾隆皇帝以极具自我约束力的边境原则，拒绝了哈萨克、布鲁特内附的请求，表现出明确的“中国观”。在对待西藏文化方面，皇太极表现出对黄教的尊崇，鼓励蒙古人信仰喇嘛教。但他认为喇嘛教“甚属愚谬，嗣后俱宜禁止”，告诫满人对此保持警惕。因此，清朝在边疆地区的稳定统治与其说是靠不同族群对“满洲特性”“内陆亚洲特性”的认同，不如说是靠精心设计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强大的武力。

实际上，在塞诺、傅礼初等内亚史家那里与满人相比，蒙古人才是真正的“内陆亚洲”民族。无论满洲皇帝如何费尽心力地提倡和维护“满洲之道”，无论满人在心里面保留了多少认同，但一个不争的史实是各地满城的围墙无法成为满汉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所谓“满洲化”，实际上仅仅存在于康雍乾几代皇帝的主观意志和满人上层统治者之中。在晚清，象征满洲之道的满语、骑射等毕竟更加迅速地被遗忘、遗弃。而且，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反倒逆转了满汉在军事力量方面的对比，进一步加大了满人在经济方面与汉人的差距。即使在政治上，满人也不得不依赖汉人精英来平定国内叛乱、维护内亚边疆的安全，以及应付西方的侵略。没有汉人精英的支持，清朝很难抵挡伊斯兰力量和俄罗斯人的威胁，以及蒙古人的反叛，有失去整个内陆亚洲边疆的可能。

（二）关于清朝在中国史和内亚史上的位置

“新清史”学者“去汉化”的目的是为了构建清朝与内亚边疆地区在文化上的联系，特别是与蒙古政权之间在政治上的延续关系，否定与中国传统王朝的连续性。“新清史”学者们认为清朝是一个内亚政权，而非排在中国历代王朝序列之中的王朝。这种观点的依据至少有三点：一是清朝在1636年就已经建立，8年以后才入关统一中国。二是皇太极称帝的一个最主要契机是从成吉思汗后裔那里得到了传国玉玺，意味着清朝政权合法性的建立。三是入关之前，满人的文字、制度等大多借鉴蒙古人而来，满洲文化与内陆亚洲特别是蒙古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新清史”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颇为接近。探讨内陆亚洲的满蒙地区相对于中国的独立性，是日本“清朝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如冈田英弘认为1635年皇太极从林丹汗遗孀和儿子那里得到传国玉玺而称帝，标志着满洲政权接续了北元在内陆亚洲统治的合法性。杉山清彦也提出，汉人倾向于元—明—清的历史序列，而北元继续保持了元朝的政治余绪，并未因为明朝的建立而中断，清朝承袭于北元，而非明朝。同时，“新清史”学者们似乎有意忽视了清朝与明朝及其他中国王朝之间的延续性，也忽略了满人与同时代的汉人的关联性，这至少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本身。一些生活在明末清初的西方传教士经历和见证了明清易代的连续性，这些传教士包括卫匡国、安文思、白晋等人，他们一方面感受到满人作为异族人侵、朝代更替过程中的残酷性，但也关注到满人在吸收汉文化方面的主动性。“不可否认，他（指卫匡国）记述了满人的一些野蛮习俗，但他随即补充说，满人一入主中原，就放弃了这些习俗。他以充足的证据来说明，在征服之前，满族人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措施”。另外一方面，他们对当时现实的描述，“给人这样的感觉：满人的统治一在北京确立，清朝便以一个传统的中国王朝的面貌出现”。白晋认为，“在康熙朝，儒家文化与满人尚武精神相互融合，达到理想的和谐状态”。

因此，把清朝仅视为内亚政权的延续，而与汉人和中原无关的事情，有失偏颇。清朝对蒙古地区真正的征服是在入主中原后100多年才得以实现。濮德培也指出，“新清史”学者们的研究过多地关注清朝的统治精英和边疆，却忽略社会经济结构与中心地区，也割裂了满洲精英与人口占主体的汉人的联系。与13世纪蒙古人不同，满人对内亚边疆的征服，需要建立在两个条件基础上。第一个条件是满人如何获得经济上的支持。战争的长期性、巨大耗费，决定了清朝在有了一个坚实的满汉联盟以及由此而来的充裕的财政支持后，才有能力进一步展开与准噶尔争夺内陆亚洲霸权的战争。第二个条件是满人能否在政治上纠正蒙古因素中的致命缺陷。相对蒙古人而言，满人更成功地借助汉文化强化了皇帝的中央集权，成功克服了“血腥的竞争继承制”的缺陷。因此清朝在其近300年的统治中未出现过严重的流血冲突。可见，满人在中国建立统治的过程、路径、方式及效果，都是与草原游牧政权非常不同的。接受和利用汉人的文化、政治制度，与汉人的联盟，有内地的支持，满人才能获得在内陆亚洲地区的成功。

（三）“新清史”将“内陆亚洲”演绎为一个政治概念

如上述，“内陆亚洲”经历了—个从地理概念向文化概念的转变，从伯希和、塞诺到傅礼初等人—直在论证“内陆亚洲”似乎是一个“超越国界范围的地理和文化的统一体”。这些内亚史学者虽然致力于研究内亚地区族群的差异性，并他们不否认将内陆亚洲边疆地区的新疆、西藏、蒙古地区视为中国的一部分。然而，“新清史”的研究者们演绎了“内陆亚洲”理论，把长城以南的地区称为“中国本土”，是“新清史”学者们普遍采用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大清王朝是由内陆亚洲和内地两部分组成的。所谓“中国”是汉人的中国，长城即是边界，长城以外属于“内陆亚洲”，生活在这里的满、蒙等民族都有着强烈的“内陆亚洲特性”，他们也一直坚持自己的这些特点，即使他们人主中原，也没有被汉化，没有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由此认为，内亚地区非中国，清朝非“中国”，扩而言之，非汉民族建立的各个政权，是不是“中国”都成了问题。中国的内亚边疆地区被从中国“割裂”出去，“中国”成为内亚以外的他者。所以，“新清史”把“内陆亚洲”作为他们演绎族群理论的地理空间、文化空间，并上升到政治空间。“内陆亚洲”由一个地理概念和文化上近似的统一体，在不知不觉间被解释为一个“政治统一体”，并可以与“中国”这个国家概念、政治概念相抗衡，不免有偷换概念之嫌，也否认了历史上“中国”作为跨内亚、多民族政治实体的存在，否定了古代中国对边疆地区和非汉民族统治的合法性。与塞诺、傅礼初等内亚史家对内陆亚洲的概念界定也相去甚远。

“新清史”在美国之滥觞由来已久，是内亚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史上的结果，是以欧美内陆亚洲的理论为基础的。但“新清史”将“内陆亚洲”地区非汉民族的文化特性混同于政治归属，将“内陆亚洲”从一个地理、文化概念异化为政治实体概念。这种“泛政治化”的做法不仅脱离了其原有的意义，也直接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合法性形成否定，这就显得非常主观了。对中国历史的解释需要立足于中国历史本身的实际情境，需要西方学者真正走出西方中心论的固有窠臼。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摘自《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