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鹏志

中国问题意识与当代哲学自觉

文/冯鹏志

随着中国道路的崛起，从“中国问题意识”的视角来书写和建构中国道路，不仅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要求，也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对“中国问题意识”重要性乃至根基性的强调与提示。

“中国问题意识”的形成与把握，当然离不开世界历史语境尤其是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关系，但“中国问题意识”的内涵和本质，归根结底仍在于其是以中国为主体并体现中国道路的主体性的。因此，推动哲学面向中国问题意识，或者说建构面向中国问题意识的哲学自觉，就需要进一步突出哲学发展对于中国道路的理论建构，尤其是要把握好哲学呼应中国道路理论崛起的关键主题、思维方式和文化向度。

把握准哲学呼应中国道路崛起的关键主题

哲学对中国道路崛起的呼应，本质上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系统化的思想理论建构过程，而统领和引导这一系统过程的主导性问题意识即构成所谓关键主题。那么，何为哲学呼应中国道路崛起的关键主题？概括来说，这就是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又着力为这一最新成果的理论形成和理论超越提供坚实的思想供给、学理支撑和话语表达。

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在着力对治国理政的创新实践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的同时，又着眼于确立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展开理论建构和意义创造，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也推动了中国问题意识的进一步凸显。因此，所谓把握准哲学呼应中国道路崛起的关键主题的核心，就是要对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作为推动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新的历史起点、根本指导和问题意识，进而在此基础上以哲学的方式助推形成中国道路崛起的核心理念、宏大叙事和理论话语。

首先，要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的深入研究和阐释为核心，形成中国道路的基本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新理念，是对中国道路何以生成和如何推进的全新意义阐发与价值创造。深化对“五大发展理念”的总体性研究和阐释，不仅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和改革发展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形成重要思想支撑，也将对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贡献重要理论建构。

其次，要坚持以对中国梦的历史—意义诠释为引导，建构中国道路的宏大叙事。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愿望，也必然要成为建构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大叙事的主题和主线。而围绕着中国梦展开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意义诠释和大叙事建构，不仅有助于贯通和呈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争以求独立、求解放、求发展、求正义的历史主线，也有助于在包容和整合诸种“新文化史”范式下的小叙事的基础上，形成中华民族自主性的历史哲学及其解释框架。

最后，要坚持以文明思维为方法，塑造中国道路的自主话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明”范畴的反复强调以及对文明思维在建构新的世界秩序中的创造性运用，已经鲜明地体现了一种不仅以中国为主体、而且以中国为方法的哲学话语表达。坚持以文明思维为方法，既是阐明中国道路崛起特征与实质的本质要求，也有助于为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提供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中国话语。

把握好哲学呼应中国道路崛起的思维方式

坚持以哲学的特有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去呼应中国道路的崛起，既是当代中国哲学自觉的基本要求，某种意义上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基本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

首先，要坚持以总体性思维去呈现和维护中国道路。以总体性思维去阐释中国道路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特征，是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呈现中国道路的主体性的实践要求。必须看到，当代中国的大国崛起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崛起，更不是某种单一的硬实力积累和扩展，更根本的是一种发展道路的崛起，是一种以总体性为特征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正因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所追求的是一种全面发展和总体崛起，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其次，要坚持以历史辩证法去阐释并建构中国道路。以历史辩证法的精神去阐释并建构中国道路的普遍性本质和世界历史意义，是在全球化时代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是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的思想支撑，也是在哲学研究中把继承性、民族性和原创性、时代性相结合的理论实践方式。由于历史辩证法的精神从来都要求人们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去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对于中国道路崛起的呼应，就是要在阐释好中国问题的同时又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理念、意义和价值，要在解决好中国问题的同时又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方案、思路和方法。

最后，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去安放和拓展中国道路。以人民为中心去建构中国道路的价值理想和文化追求，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价值观的要求，也是中国道路得以成功的历史经验总结。不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都表明，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从哲学研究和哲学思维的角度看，这样一种人民主体思维的形成及其独特的价值建构，正是当代哲学呼应中国道路崛起的特有思维方式。

把握住哲学呼应中国道路崛起的文化向度

坚持面向中国问题意识去呼应中国道路的崛起，还必须自觉地把这样一种理论呼应放置于文化时空的范畴中来加以把握，从而使其能够具体关联“时代精神”和“民族意义”，能够深刻展现中国道路的历史本质与世界意义。

首先，要从文化时间维度深入把握并阐发中国道路的历史连续性。从实践特征和历史内涵来看，中国道路的崛起不仅得力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也关联于中华人民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和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传承。其间虽不乏起伏跌宕和艰难曲折，但其全部的历程则始终不悖于中国历史演进的连续性和长期的合理性。因此，从文化时间的维度来把握、阐发和呈现中国道路的历史连续性，正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使命所在，也是其能够保持自信与自觉的根基和底蕴。

其次，要从文化空间的维度敏锐把握并阐发当今大变革时代的时代精神精华。中国道路的崛起及其拓展，在实证意义上追求和呈现的是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把中国汇合于世界先进潮流的大变动、大发展；在文化意义上所追求和建构是以文明思维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新世界秩序。显然，这样的一种意义创造和秩序追求，对冲的是以不平等结构为核心的传统世界秩序，消解的是以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为支点的文明冲突思维。由此来看，中国道路的崛起以及经此生发出来的以文明思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文化秩序，正是中国特色的哲学发展所要把握和呈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中国道路的崛起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也必将推动中国问题意识的建构和书写成为全球思想文化创造的前沿。在这样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既任重路远又前景广阔。

（作者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摘自《理论视野》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