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柱

风雨兼程为人民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感言

文/梁柱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本质和历史使命作了这样的界定：“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5年征程中，不但自觉地贯彻这一运动的本质，而且把它内化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工作路线和工作作风。为人民解放，为人民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共产党人崇高的价值追求。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在近代经历的炼狱般的苦难，如爱国志士谭嗣同在他的诗句中所描述的：“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但是，我们民族在她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孕育了深刻的爱国思想，锻造了从不屈服外来侵略者和本国反动压迫者的斗争精神。这种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铸造了多少风流人物的崇高抱负和追求。到了近代，当中华民族遭受外民族入侵，备受西方列强蹂躏欺凌的时候，爱国主义精神会表现得更加强烈和鲜明，成为团结对外，救亡图存的一面旗帜，成为检验每一个中国人良知和责任的重要尺度。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寻求国家出路而进行的苦苦探索和奋斗，特别是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都以不同的方式企求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这不但表明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已失去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而且也反映中国资产阶级的内在弱点，这主要是，对外不敢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对内不敢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把人民解放事业同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紧密联结在一起，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为近代中国民族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指明了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不断地集合起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富有理想，勇于担当，不怕牺牲，以人民解放和祖国强盛为己任。他们以人民利益为第一生命，确立自己奋斗的目标，锻造自觉的铁的纪律，不断升华自己的思想境界。不论是在风雨如晦的白色恐怖里，还是在挑战生命极限的万里长征中，都能够一往无前，前赴后继，甘洒热血为人民。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风雨兼程为人民的历史。

据统计，在28年的革命年代牺牲在战场上和刑场上的先烈多达2000余万人，而留在《烈士英名录》中仅有176万人，他们从不计个人的身后事，唯一追求的是祖国的新生和人民的幸福。共产党人具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情怀，因而能够自觉地用党的纪律约束自己、要求自己。有多少革命先烈在敌人的牢狱里，失去了同组织的联系，面对酷刑和死亡的威胁，都能够自觉地严守党的秘密，义无反顾，慷慨赴死。正如革命烈士夏明翰英勇就义前写下的不朽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这首诗篇写出了千千万万革命先烈英勇捐躯、视死如归的真谛所在：一是“只要主义真”，相信自己信仰的是真理，为真理而献身是人生的光荣，是人生价值的真正实现；二是“自有后来人”，相信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是正义的，必然后继有人，具有革命必胜的信念。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高尚品格。方志敏被俘后，敌人使尽威逼利诱的解数，他如果跨出自己底线一步，就能得到高官厚禄，而他对此报以轻蔑，义无反顾地英勇就义。他深信自己的死能够换来人民美好的明天，如他在《可爱的中国》中所憧憬的：“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②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和崇高追求！在理想逐步变成现实的今天，我们决不能忘记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所凝结、所体现的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

只有赢得人心才能赢得胜利

孟子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是富有哲理的，但这还是反映古代的民本思想，重视民心是为了封建统治者的长治久安。而我们所讲的人心，是建立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础上；只有使党的事业真正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才能获得胜利的源泉。这只有没有私利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做到。

党成立后就投身工农运动，并同国民党左派一道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在这次北伐战争中，共产党人叶挺指挥的独立团，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体现出来的严格的革命纪律，以其英勇善战而被誉为“铁军”，成为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一个源头。大革命失败后，面临被打散危险的党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又迅速集合起来，进行顽强的战斗。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有的来自旧式的军队，主要成员又是农民，如何把它改造成为能够执行党的政治任务、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新式的革命军队，是一个严重的任务。通过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又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中有一项“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后来逐步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薯在江西这样南方地区是农民用来代替粮食的高产作物，可说是遍地皆是；而行军面临的困难首先是饥渴问题，红薯则是既解饥又解渴且又随手可得的食物。现在，连最普通的一个红薯都不能拿，更何况其他贵重的东西，正是这样一个纪律要求，把革命军队和旧式军队区别开来，群众也正是通过这样的细节认识并接受了自己的子弟兵。红军长征通过的许多地区是缺乏群众基础的，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就是依靠严明的纪律和真心实意为人民的行动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不但能够顺利通行，而且播撒了红军的种子。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时，为了不扰民而露宿街头，广大群众正是通过这样体现严明纪律和爱民行动认识了共产党，理解了“解放”的含义。

中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首先在局部地区胜利最后取得全国性的胜利，而在局部地区胜利是以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依托，并进行政权建设。在这些红色地区，通过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通过民主建政，保证了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而根据地的党政军人员则是以人民公仆的身份出现，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事。毛泽东严格要求干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说：“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③正是这样的精神，使当年“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成为流传至今的佳话，形成了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使他们自觉地为革命也为自身的利益去奋斗。

历史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1932年夏秋之间，陈赓将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秘密前往上海治伤，他曾向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讲述苏区斗争的故事，有人把它整理后送给鲁迅看。鲁迅看后非常兴奋，特邀请陈赓到家里见面。陈赓后来回忆这次见面的情景，他说，鲁迅那天兴致很好，我们在那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直到夜深了才离开。鲁迅当时最关心的就是苏区的群众生活，他提了许多问题，例如苏区的土地改革。陈赓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当他和鲁迅谈到苏区某些房子，在四面都开了窗子时，鲁迅立刻就注意了这件事，他说：这是因为人民生活好了，已经知道注意居住的卫生条件，四面都开窗子，空气一定很流通了，这是一个进步。鲁迅是很熟悉农民的，他笔下的阿Q、闰土、祥林嫂这些受屈辱、受压迫的人物，在这片神奇的红色土地上站立起来了，真正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也获得自身的进步。所以他对陈赓介绍人民怎样亲自送子弟参加红军的情景时，感到十分兴奋而又特别新鲜。从这个历史细节中，会体味到共产党为什么会获得人心。

国共两党的长期斗争，关乎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斗争的结局仍然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比了人民群众对国共两党的不同观感和态度，生动地讲述了全国人民为什么特别喜欢共产党。他说，第一，因为它不但有了政治方向，而且始终坚持了这个方向；第二，因为它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它对于每一个党员，除了教育他们坚持政治方向以外，还要他们有一种作风。这种作风所体现的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实现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反映党同人民群众鱼水关系的生动表现。人民群众正是通过比较、通过自身的经验进行选择的。应当看到，国共合作抗战，是给了蒋介石一个改弦更张的历史机遇，这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希望。但由于蒋介石出于一党的私利，在抗战中仍然坚持“限共、反共、溶共”的方针，特别是在抗战中后期，蒋介石的妥协、分裂、倒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做了许多危害团结抗战、亲痛仇快的事情，国民党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和围歼抗日将士的皖南事变便是突出的实例。对于这种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他们是毫不隐晦的。1944 年8月，国民党要员陈立夫在国民党员茶话会上放肆地说：“现在敌人是共产党，对共党只有杀，我已杀了他们高级干部二千几百几十几，普通党员二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了，怎么还有人说国共合作？” 1945年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就是要动员其全党的力量，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这样做，完全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同时也使他的政权迅速走向腐败。但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他面对的已经不是1927年的中国共产党，而是毛泽东领导的成熟了的中国共产党，是有了日益发展的人民革命力量并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中国共产党。所以，在蒋介石举起屠刀的时候，就注定了它必定失败的命运。人民群众最后是用手推车进行表决，碾碎了蒋家王朝，推出了一个新的中国。

“水能载舟，水能覆舟”，我们应当永远记取这一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

为了人民勇于洗涤自己身上的污垢

毛泽东曾动情地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④在他看来，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他坚信：“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⑤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对人民高度负责，这不但要自觉地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自己身上的缺点和错误，勇于抵制各种错误的思想和作风的侵蚀；同时在制定不同阶段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时，还要善于运用批评的武器，听取党内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善于集中集体的智慧，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一旦出现方针性的错误，也要通过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及时地加以调整和改正。这是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和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强调，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首先是为工人和农民，他们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我们执政的基础。他们的状况如何，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关系极大。他认为，要依靠人民群众，首先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切实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他提出，“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⑥他要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要树立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这不但要以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体现群众的意愿，为群众谋利益，而且要把这种群众观点内化为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每一个干部都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以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所以，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不但使我们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且也能使我们在全国执政条件下能够避免“兴浡亡忽”的历史周期律。 毛泽东依据党在局部地区特别是延安时期执政的经验，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⑦当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出现局部贪污腐化现象的时候，毛泽东就领导全党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他明确指出：“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己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他在修改《人民日报》一篇相关社论稿时，将其中关于大贪污犯“这样变质的分子，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一句中的“变质的分子”，也改为“叛徒和毒虫”。他从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的性质及其纯洁性的高度，勇于割掉依附在我们身上的毒瘤。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使广大群众看到了希望，这是对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一定要牢记他提出的“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 最终也会走向失败。”⑧牢固确立一切为了人民的宗旨，增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我们党永远保持战斗的、朝气蓬勃的风格，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②《信仰的力量》（精神卷），红旗出版社2011年版，第466～46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109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⑦《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1页。

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