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杰 周倩

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如何联合影响中国的城市劳动生产率

文/陈杰 周倩

引言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在近年来有所放慢，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并引发不少忧虑。中国要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前提是要深刻理解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从而为持续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找到方向。“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6%，城市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达到90%以上。为此，提升城市劳动生产率成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新常态下城镇化模式转型的根本要求。

在经济学文献中，关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讨论往往与“城市最优规模”假说相紧密联系（Henderson，1974；Black和Henderson，1999；Gabaix和Ioannides，2004），验证城市是否存在“规模红利”是经济增长文献中的重要命题（Abdel-Rahman和Fujita，1990；Duranton和Puga，2005）。同时，大量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和城市劳动生产率也深受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Pavitt，1984；Drucker和Feser，2012）。中国的实证研究也证实，恰当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生产率具有“结构红利”效应（毛丰付和潘加顺，2012），而工业与服务业如果比重失衡将对城市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顾乃华等，2006；江静等，2007；袁志刚和高虹，2015）。结合这些理论背景，可见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都是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但也有理由相信城市集聚的“规模红利”会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同样有理由相信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结构红利”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也可能迥然不同。新近文献中也有提出“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具有协同效应的假说（柯善咨和赵曜，2014），但对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和城市劳动生产率三者之间的关联特征以及在不同情境下的关联特点，现有文献中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突破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瓶颈，需要同时考虑城市规模的“规模红利”和产业结构的“结构红利”。要实现最充分地利用城市规模的外部溢出效应，不仅要准确度量城市的最优规模，还需要考察在特定的产业结构下，城市规模对劳动生产率有什么样的不同效益。同样，辨别清楚产业结构的结构红利，不仅是简单找到一个普适的、但可能实际意义不大的最优产业结构，而是要鉴别在不同城市规模下最适宜的产业结构。为此，本文关注，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劳动生产率的联合作用，以及这种协同效应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在不同类型城市的异质性特点。

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讨论了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渠道，包括关注了中国国情的特殊作用，其次根据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GMM、门槛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贡献在于：本文系统地考察了城市规模的“规模红利”和产业结构的“结构红利”之间互动关系的非线性特征，包括城市规模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边际溢出效应是如何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又有怎样的不同表现。本文还应用了空间面板模型来控制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也通过GMM模型等方法尽量去控制了关键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在多种模型设定下，主要结果都十分接近，保障了结果的稳健性。

从学术价值上，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与早前Au和Henderson（2006a,b）等基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城市数据的经典文献的结果作为对照，从而看出2000年以来市场化和快速城镇化情境是如何影响一个转型经济体的城市规模及城市体系的演变。当然，关于城市规模及城市体系合理性的讨论并不局限于中国或转型经济。但中国巨大的城市规模、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给予城市规模问题研究一个特殊的实验性场景来深入挖掘，也提升了这个问题的实践价值。从政策应用价值来看，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用来评价当前中国整体上城市规模是否合理、城市体系是否健康，同时发现不同类型的城市产业结构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具体而言，本文依据计量模型分别对当前中国城市规模的最优容纳规模和产业结构的最优结构做了最新测度，以此判断目前具体哪些城市需要进一步调整城市规模和优化产业结构，可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

本文主要发现

本文基于中国地级市2000-2013年面板数据，使用门槛面板回归、差分GMM、系统GMM和空间面板回归等方法，分析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联合作用。主要发现如下：

（1）中国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可以认为，在城市规模达到最优规模前，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随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提高，在城市规模达到最优容纳量峰值后，城市劳动生产率随城市规模的扩张而降低，也即城市扩张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边际收益随着城市规模的上升而下降。但由于样本中的城市大多数未达到其自身的最优城市规模水平，中国大部分城市都仍有继续大量吸纳劳动力的潜在能力。因此，打破对人口集聚的制度约束，进一步加快劳动力流动，进一步释放“规模红利”，仍然是推动城市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须措施。

（2）产业结构与城市劳动生产率之间也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总体来看，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而言，第二产业比重越大，城市劳动生产率越高，也即目前中国产业中第二产业相对第三产业来说，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更积极的作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第二产业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仍未得到充分发掘，尚未出现下降的拐点，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意味着，对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而言，工业化进程尚未完全完成，仍要以工业和制造业强市，还尚不能过早提倡“去工业化”。

（3）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城市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边际促进作用是趋于下降；另一角度的解读是，随着城市规模上升，如果产业结构趋向下降（第三产业相对壮大发展），那会增强城市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边际外部效益。

（4）此外，我们还发现，样本城市在既定产业结构水平下，较之2013年数据，总体上城市还可容纳约25%的城市规模；而产业结构可调整比例则约为34%。中国目前只有极个别样本城市略超出最优规模，仅约占样本总数的4%不到，绝大多数城市仍然有扩大规模的必要性，规模红利的潜在收益远未枯竭。同时，从产业结构视角来看，大多数城市，尤其中等规模城市，发展制造业的空间仍然巨大，制造业对提升城市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还远没有发挥殆尽。但也有少数城市，尤其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当前迫切需要给服务业更多发展空间来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通过“结构红利”的更多释放来提升城市生产率。

结论及政策建议

城市经济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理解清楚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对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之间需要十分合理的匹配。基于制造业的乘数效应，城市的“规模红利”在城市经历工业化高潮时最为显著，在工业化启动阶段存在一个门槛效应，在工业化尾声则会出现下降。另一方面，城市在从小城市到中等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依赖工业来驱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和吸引人口，大多数城市不能跨越城市经济的自身发展规模，跨过工业化就发展第三产业。从国际上看，在国家层面工业化发展不足就进入服务业驱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往往也被认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主要成因（王小鲁，2000、2010）。但当城市规模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律需要产业结构增加第三产业比重，形成合理的二产、三产分工格局，这样城市规模才能更好发挥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溢出作用。否则，如果大城市、特大城市仍然产业结构过度工业化，则会一方面因为服务业配套不足的制约，另一方面因为妨碍城市“规模红利”的释放，对城市劳动生产率产生负面作用。

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为充分发挥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潜力，应该分层级、因地制宜和因势利导地采取促进人口流动的措施，继续充分发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集聚力和辐射力的同时，做大做强中等城市，充分释放城市规模红利。这首先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切实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指引方向，促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力推城市群发展，推动城市加强与周边各类城市广泛和多样化的合作协同，以最大化彼此的利益。另一方面，引导城市产业结构顺应市场需求及时加快调整。其关键点是，开放民营资本进入城市各类服务行业，充分竞争，有利于吸纳更多外来人口，为服务业比重上升创造机会，真正扩大内需，同时增加城市三产对二产的支持能力。城市体系的合理优化、劳动力的更自由流动和产业结构的市场化调整，不仅会带来更强的城市竞争力、更高的劳动产出效率和更持久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也有利于实现“十八大”所说的包容性增长的践行。

（陈杰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投资系教授，周倩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投资系博士生；摘自《财经研究》2016年第9期；原题为《中国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协同效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