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玉能

中国美学百年反思的几个问题

文/张玉能

一般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时为《青年》杂志）创刊算起的，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到2015年就是整整100年了。这100年对于中国美学来说是一个转型、发展、定型的过程，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国现当代美学由传统美学转型，逐步形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美学（1915～194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1942～1976）、中国特色当代美学（1976～2015）等发展阶段和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基本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100年相同步。回顾这100年的中国美学发展，成绩是辉煌的，但是，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

我们进行中国美学百年反思，就是要把这些问题清理出来，明确它们的现象表征，找出它们的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以利于中国当代美学的进一步发展。这里仅谈3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不同形态及其创新发展问题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直到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直在不断行进之中。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引入、研究和宣传，才真正开始。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是直接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的，而是通过俄苏十月革命以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而引进的。这样，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的俄苏正统马克思主义。而这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又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和整个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在生长着一种不同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形态：经典马克思主义，俄苏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些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都有各自相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俄苏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中国现当代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瞿秋白、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美学思想，也包括李大钊、鲁迅、胡风等马克思主义文艺家和批评家的美学思想，还包括李泽厚、蒋孔阳、刘纲纪等实践美学家的美学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一般分为两大阶段，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在五四新文化美学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除了毛泽东等革命根据地中共领导人的美学思想之外，就是当时的左翼文艺家、批评家的美学思想。这一时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以俄苏列宁主义美学为指导，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了解有限，主要就是马恩关于文艺的几封信，所以，主要是苏联列宁主义美学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并且在国统区与其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进行着艰苦的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了中国大陆美学界的主导。经过新中国建国以后的各种文艺界的大批判运动以及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不仅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为中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而且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为指导的实践美学脱颖而出，日益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导流派。其中虽然遭遇了十年浩劫的停滞，但是经过80年代的“美学热”，特别是经过90年代的论争，实践美学发展到新阶段，实践美学和新实践美学成为了中国当代美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美学流派，与存在美学、生存美学、体验美学、生命美学、认知美学、生活美学等美学流派并行发展。

鉴于上述两个不同阶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具体状况，我们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应该注意“推陈出新”和“返本开新”这样两个方面。所谓“推陈出新”就是要祛除一些已经过时或者不合时宜的思想、观点、方法，形成一些与时俱进的创新的思想、观点、方法。比如，邓小平理论美学提出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以“文艺属于人民”取代“文艺从属于政治”，以“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艺目的，以“党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领导文艺”反对“衙门作风，行政命令，横加干涉”的领导，以“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丰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等。所谓“返本开新”就是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发掘其中以前被我们忽视或者未发现的思想、观点、方法，以更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中国当代美学的思想、观点、方法。比如，新时期以来，以钱中文、童庆炳为代表的美学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艺术审美性质的论述，把艺术重新界定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新实践美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论述，特别是关于语言的实践性和二重性的论述，参照西方语言哲学关于“以言行事”和“语言行为”以及后现代主义关于话语实践或者话语生产等理论观点，重新把“实践”界定为“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包括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化活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推陈出新”和“返本开新”，不仅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的丰富、发展、与时俱进所必须的，而且对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也是一种指导性的力量。

中国当代美学建构中的政治化问题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整个世界文明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成为了人类政治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因此，文艺和美学作为意识形态也就成为了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和工具，文艺和美学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二者无法完全分开。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在诞生之初就是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列宁和斯大林更是明确地从俄苏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谈论文艺和美学问题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同样也是把文艺和美学问题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引用列宁关于文艺的党性原则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这些都说明，在阶级社会中文艺和美学问题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不可割裂的关系，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和激烈的情况下，文艺和美学问题的政治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坚持文艺和美学问题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在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形势下，也是必须的和合理的。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特别是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中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基本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席鉴于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形势风云变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化改组，国内出现的一些比较尖锐激烈的人民内部矛盾，仍然绷紧着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弦，在提出了“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的情况下，在文艺和美学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方针的时候，却开始了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紧接着在党内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于1960年代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一直发展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和美学领域经历了一系列的思想战线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1951年发起了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1954年展开了批判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的运动，紧接着是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观点；1955年开展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胡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运动；1957年开展了大规模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运动；1958年开展了批判“写真实论”，毛泽东亲自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1959年全国高校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批判的群众运动，批判著名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学者；1960年开展批判巴人、钱谷融、蒋孔阳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运动；1965年发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1966年林彪和江青炮制了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些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运动把文艺问题和美学问题一步步政治化了。

因此，经过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人们应该要求改正那种把文艺和美学问题完全政治化的错误倾向。正如胡经之先生所说：“当人们今天以美学的力量在艺术领域中冲击‘政治’与庸俗社会学阴魂，确立艺术的审美特性和情感特性时，其实只是在继续现代美学未竟之事业。早在二三十年代，现代美学就已经普遍地把审美与情感作为艺术内蕴来探讨，把艺术看作审美的艺术、情感的艺术，看作发抒、宣泄自我情绪、苦闷、悲哀、志向的方式。可惜由于中国现代历史的特殊演变，这种积极探讨不得不在一个时期内停顿。”由此可见，中国当代美学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仍然坚持的文艺和美学的政治化倾向对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是产生了负面影响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断强化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强调“政治挂帅”的思想，对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学术化停顿和政治化偏向是产生了指导性的催化作用的。这样沉痛的教训应该牢牢记住。在今后的文艺和美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避免文艺和美学的政治化偏向，要严格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能混淆二者的界限，更不能把文艺和美学问题生拉硬扯为政治问题，还是应该坚持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来解决文艺和美学问题。

中国美学发展中的马列主义唯一化倾向

中国现当代美学发展过程中，由于许多先进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美学之间的论战，同时因为当时革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处于开始接受和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阶段，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也不断与时俱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文献不断被发现和重新翻译成中文文本，因而又形成了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内部的某些不同观点的争论。在这些论战和争论之中却形成了两种不大良好的倾向。

第一种似乎可以说是宗派主义或者唯我独尊的倾向。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比较大的论战。第一次是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之间关于“普罗文学”或者“革命文学”之争。从1928年初到1929年底，创造社、太阳社同仁们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将鲁迅作为革命的对象，对鲁迅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鲁迅奋起反击，于是双方展开激烈的论争。第二次是1930年代鲁迅与“四条汉子”之间关于“国防文学”之争。1936年在上海革命文学界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周扬一派提倡“国防文学”口号，鲁迅一派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论争。这两次论争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现出中国马列主义美学和文艺阵营内部确实存在着唯我独尊和宗派主义倾向，并且影响到新中国建国以后的一些文艺界斗争之中，后果相当严重。在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当代美学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两次比较重大的论争。一次是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的论战。论争中形成了三大派别：以钱中文先生、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恪守“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简称为“恪守派”；以董学文先生为代表的质疑“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一派，简称为“质疑派”；还有一派立论公允，与论争若即若离，简称中间派。另一次是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分别以朱立元和董学文为核心。在这两次论战中，有一种不好的倾向，那就是一些学者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而“审美意识形态”论和“实践存在论美学”都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观点和理论，把“审美意识形态”论说成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而说“实践存在论美学”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和唯我独尊的倾向。这样的宗派主义和唯我独尊或者政治化、唯一化倾向是不利于中国当代美学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必须坚决反对。

第二种似乎可以称为唯我独左和自闭主义的倾向。比如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就显示出比较严重的唯我独左和自闭主义的倾向。在论争中，主观派（吕荧、高尔泰）、客观派（蔡仪）、主客观统一派（朱光潜）、社会实践派（李泽厚），都自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把论战对方斥责为非马列主义者：蔡仪称朱光潜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称李泽厚是客观唯心主义者；李泽厚称蔡仪是机械唯物主义者，称朱光潜是表面上的唯物主义者、实质上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朱光潜称蔡仪是机械唯物主义者，称李泽厚是直观唯物主义者；吕荧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批评蔡仪、朱光潜、李泽厚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却被蔡仪、朱光潜、李泽厚同时称为主观唯心主义者。这样的相互指责，实际上对于美学问题的探讨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形成了一种不好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态度。当然，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诸如“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类的定性分析，但是，这种定性分析必须是充分说理的、完全学术的，否则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时至今日，这种唯我独左和自闭主义的倾向，似乎并不是已经绝迹了。在一个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导地位，应该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唯一一种正确的、应该发展的美学流派，那么实际上就是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引上了一条自我封闭的绝路。那样就只可能导致美学园地的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其最终结果就只能是美学的停滞和萎缩。尽管我们深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真理性，但是，真理是动态发展、与时俱进的，而不是静止不变、固定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只能开放通向真理的道路，而不应该封闭和结束真理本身。所以，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当代美学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我们还必须坚决反对唯我独左和自闭主义，敞开宽广的胸怀，展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和丰富中国当代美学园地。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摘自《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