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康

国际关系研究路径探析——单元层次的回归

冯 康

层次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一直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青睐，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均利用其建立了各自学派的国际关系的理论，但是他们都将研究视角放在体系层面而忽略了单元层面。众所周知，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国际安全压力的缓解，各主权国家在选择对外政策和国际行为时开始注重国内因素，这要求国际关系研究学者重新回归到单元层次的研究，以探索新的国家行为的解释来源。在这种背景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崛起将国际关系研究从体系层次转向单元层次，它将在体系层次研究上纳入更多的国内影响因素，以弥补体系层次理论对国际行为解释和预测的不足。

层次分析 单元层次 新古典现实主义

一、层次分析法及其运用

过去几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力图使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研究，同其他学科一样，国际关系研究通过事实的观察、理论的提出以及验证假说来认知这些关系并获得可靠的知识。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则试图从某一层次的关键变量研究来探知客观世界并解释国际关系的一般规律和行为模式，这种通过研究某个关键变量来解释国际行为即称为层次分析法。所谓层次即不同的层次代表了不同的“解释来源”（自变量）所处的位置。但是，“研究某一层次上的变量并不意味着其他层次的变量对于事件和行为不产生影响，只是出于研究目的，把其他层次上的变量暂时假定为常数，以便集中研究一个层次上的变量对国际事件和行为的影响，从验证具体的变量之间的关系逐步发展到进行中级理论和宏大理论的建设”。从此也可以看出层次分析法本身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即当研究人员在进行筛选和选择某一因素作为关键变量来进行研究时可能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而只是出于研究目的夸大了这一层次的变量却忽视了其他相对关键的变量

首次将层次分析法运用在国际关系学研究上的是美国戴维·辛格。辛格在《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题》一文中表示层次分析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方法应该得到重视。辛格认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主要包含两个层次：国际体系和国家。在这两个层次上“国际系统是最全面和最具综合特征的层次，使研究人员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国际关系的规律；国家则是微观层次，可以使研究人员分析国家政策和行为细节。这两个层次的关系就像树林与树木，研究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选择分析层次。”层次分析法因为在方法论上的简易性和直观性一直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青睐，而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该理论方法的研究层面也朝着更深入和更系统的方向发展。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在其著作《国际政治理论》中就很明显的运用了层次分析法，他较为关注国际体系层面（体系层次）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而忽略了个体的差异性（单元层次）。华尔兹认为“尽管单元层次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单元或是某些单元的消失，但结构可以决定结果。”而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也从体系层次来分析和解释国际行为，但与沃尔兹的结构层面不同，罗伯特·基欧汉是从国际制度的视角来进行分析。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可以汇聚各政府的行为预期，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信息沟通的渠道，给予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减少不确定性，而这些可以改变行为者的利益偏好和行为选择。在国家与国际制度互动的过程中，国际制度趋于奖励遵守制度的国家，惩罚违反制度的国家，国家因此逐渐学会在制度的框架内定义或重新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罗伯特·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不仅仅对国际结构做出反应，同时也学会在国际制度框架下去重新定义国家利益和对外行为的选择。温和建构主义学派亚历山大·温特也是从国际体系层面出来构建自己的核心理论，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不同的是，温特强调国家与结构的互构性。温特认为，由于观念分配的原因，国际体系的结构可以产生三种文化结构即霍布斯式的丛林结构、洛克式的竞争性结构和康德式的朋友结构。这三种不同的国际体系则是由于国家观念认知的不同而产生的，而这三种观念的不同势必也会造成国家对外政策和国际行为的不同。

从上可以看出，作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三大理论支柱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其理论构建的出发点都是以国际体系作为出发点，只是各自理论的侧重点不同。但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和生存压力已不再像过去一样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和行为选择时往往会更多的考量国内的实际情况，如国内的经济发展、政治结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等。而这也迫切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在对国家行为解释、预期时不仅仅得考虑体系层面的因素，同时也应该考虑到作为单元层次的因素。因此，国际关系研究将呈现从国际层次到单元层次的回归。

二、单元层次的回归及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崛起

随着冷战的和平结束及国际压力的缓解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国际关系的研究从体系层面逐步回到单元层面，即在承认国际结构的背景下重新探讨国家自身对国际行为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诞生则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新古典现实主义从体系层面出发将国家属性纳入理论分析范畴，他与结构理论的宏观性解释不同，他将国内政治作为国际政治（自变量）与国家行为（因变量）的干预变量。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行为的产生不仅仅是国际政治对国家的影响，国内政治也同国际政治一样共同对国际行为产生影响。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当中最具代表性有法理德·扎卡利亚政权

心型现实主义、柯庆生的国内动员模型、兰德尔·施韦勒的制衡不足理念。

在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时，扎卡利亚认为，只有当国家政权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取社会资源，当政府的决策权力更加集中和统一，国家的外交政策才更加直接地对国际体系的变化做出反应。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内政权足够强大时，国家力量才能够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如果当国内政权不够集中或动员社会资源能力较弱时，那么国家行为也就符合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说的权力物质分配下的国际行为。

柯庆生认为，国家为了应对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迁而采取的长远战略，如果与其国内政治环境相冲突，领导人为了张远战略的实施而进行的国内政治动员，可能导致国家不得不在某些局部的领域采取违背国际结构特征的对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孤立的分析国际因素或国内政治，都不能充分理解国家的这种对外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冲动。柯庆生的国内动员模型可以概括为：国际诱因——国家政权强大——国内动员能力强——国家行为产生，反之亦然。如果国家国内动员能力强，则国家可以做出结构现实主义的预期采取行动，如果国家动员能力较弱的话，则国家不能做出结构现实主义的行动期望。

施韦勒则在国际体系中考察国家的对外制衡能力不足现象，只是与扎卡利亚观察的机遇进取不足不同，施韦勒观察的则是在国际体系中国家为何面对威胁时会出现制衡不足的现象。施勒认为四个国内层次的变量能够有效解释制衡行为的产生与否，它们分别是精英共识/分歧、精英凝聚力/分裂、社会凝聚力/分裂、政府/政权强弱。也就是说，当精英认识出现分歧（如对国际威胁认识不同，采取行动意见不统一）、精英凝聚力较差（如精英所处阶层、部门的不同都各自从自身角度出发）、社会凝聚力较弱（如国家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不足以及得不到国内社会的支持）和政权脆弱（如政权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或受到其他政党或集团威胁）时，国家可能不会采取制衡措施来面对国际威胁，因为从理性主义角度出发，采取制衡措施的成本代价也将会非常高昂。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扎卡利亚、柯庆生还是施韦勒，他们都将国内层面的因素作为国家对外行为的解释，只是各自在国内层面选择的影响因素（自变量）不同。虽然他们以单元层次分析为视角够将国际关系研究引入更加细微和缜密的逻辑推理当中，使国际关系研究能够更具普适性和一般性，但它也融入了很多的单位层次的变量，这无疑使得国际关系研究更为复杂和困难。相比一种正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它依然还显得不够成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现行研究中，他们过于关注单位层次即国家的国内政治因素，而对国际结构与国内因素如何共同对国际行为的发生却很少提及或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建构。另外在新古典现实主义阵营中，研究者虽立足于国内层面的研究，但是其选择的国内因素（自变量）涉及较多，如国内政治结构、决策者认识、社会凝聚力等，他们缺乏一种统一的解释变量和理论框架，而这也是其难以形成一种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因素。

三、结语

不可否认，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际关系研究从体系层次拉回到单元层次，引导学者将目光转向单元层次研究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虽然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为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国际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这种将多种单位层次因素关系整合到一个有机整体中来解释国际行为也将会成为将来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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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冯康（1987-），男，贵州毕节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