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续龙

制约民族关系的多变量分析——以青海互助金蝉口社区为个案

霍续龙

互助土族自治县金蝉口，是一个集回、藏、土、蒙古、汉于一体的多民族社区。经过田野调查发现，五个民族因种种原因，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民族关系。本文拟以民族关系的相关理论为基础，以实地调查资料为佐证，借助前人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成果，对制约金蝉口地区民族关系的微观因素加以剖析与解读。

民族关系 微观因素 解读

一、金蝉口社区概况

金蝉口社区，隶属加塘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地区北部，隔大通河与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相望。全社面积约3平方公里，户数126户，人口667人，有回、藏、土、蒙古、汉，共计五个民族。历史上，该地先后臣属于羌、秦、汉、魏、西晋、吐谷浑、北周、隋、唐、吐蕃、唃厮啰、宋、金、西夏、蒙古、明、清政权；在近代，亦先后隶属于甘肃、青海，特殊的历史经历，造就了该地回、藏、土、蒙古、汉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现实。

二、金蝉口社区民族关系的多变量分析

（一）历史记忆

民族历史记忆与民族关系息息相关。民族历史是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祖先记忆的符号，因此每个民族都应对自己的历史有所了解。

历史上的金蝉口曾先后隶属多个政权，很早便被定为羁縻之地，实行土司制度，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现实古已有之。土司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后，马氏家族实行绝对军事统治，而处于弱势地位的金蝉口众多民族在对马氏家族痛恨的基础之上达成了某些共识，有了记忆与遭遇的交集。作为与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的荣辱，记忆尤为深刻，而与之有关的历史事件通过精英阶层代际传递积淀在民族成员的心理，遇到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就会爆发。因为每个民族的精英阶层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是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对民族交往过程中的荣辱感最深，在对内管理过程中对民族历史文化最为熟悉和了解，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情感最深，因此一旦在民族交往过程中发生冲突，历史记忆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们的记忆中，并成为少数精英们号召普通民众参与冲突的精神力量。［1］金蝉口地区的黄阿訇以及马××，则分别作为该地回、藏两大民族代表，在双方民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而此地藏、土、蒙古、汉族民族关系相对密切，回族略显孤立的现实，正是历史记忆这一纽带作用的具体体现。

（二）居住格局

居住格局是指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在空间上的排列与组合情况，它反映一个民族所有成员在居住地与其他民族成员相互接触的机会。一般而言，不同民族居住地相互临近，有利于民族间的交往和了解；反之，则会对民族交往造成负面影响。

金蝉口依山傍河，居民住宅集中分布于公路西侧，呈杂居状态。作为本地世居民族的藏族，或被众多回族穆斯林家庭环绕，或零星散居于后山，或集中于与公路垂直的支道。问卷调查中，“是否愿意与其他民族为邻”一问，绝大多数社民选择了愿意与其他民族为邻。

（三）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对于民族关系至关重要。它是衡量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民族关系和睦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二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一般情况下，民族间的通婚情况是测度不同民族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2］，被视为研究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

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族际通婚，还是族内联姻，决定婚姻的主要因素有教育水平、职业状况、家庭收入等。即便当下，金蝉口居民仍倾向于就近选择与自身条件相差无多的伴侣，即所谓“门当户对”的选择。但不可否认，本地的通婚结构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回族实行单一形式的内部通婚，回族--穆斯林--其他民族（必须皈依伊斯兰教）先后选择顺序的自然流露，表明了回族通婚深受伊斯兰教影响；而奉行“严禁同宗同血统者婚配”的藏族（同姓却不同户，分为三户），则选择与他地藏族以及土族、蒙古族、汉族的结合，尤以男藏女土的通婚形式最为突出。伴随金蝉口社在外求学和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加，社民的社会交往圈必然会超越血缘、地缘的限制，甚至会出现更多异地异族的通婚现象，有助于促进民族关系的进一步融洽。

（四）宗教因素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宗教民族性、稳定性、复杂性的特点以及多层次、立体式的结构体系，对本民族具有认知功能、维系功能、制约功能和教育功能。而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人口结构，不仅奠定了宗教在西部地区的特殊地位，而且使其成为西部地区民族关系是否和谐的重要评价因素。

金蝉口社以藏族、土族、蒙古族为信仰主体的藏传佛教与以回族穆斯林为信仰主体的伊斯兰教构成了本地的两大宗教，“一教多族”与“一教一族”是该地宗教信仰的显著特点。对于具有“几乎全民信仰宗教”，“民族性与宗教性重合度高”，“信仰程度比较深”特点的藏族、土族、蒙古族以及回族，宗教已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符号，其教义更是经过演化，渗入其生活、节庆、婚丧等风俗习惯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时时刻刻影响着他们。

历史上，“前后加定部落和朵卜藏部落实际属扎隆寺管辖，由扎寺活佛嘉仪管理部落的全部事宜”，现如今，天堂寺、扎隆寺亦为金蝉口藏传佛教信徒朝拜场所；而元时传入青海地区的伊斯兰教，清时逐渐传入互助县境内，金蝉口回族信奉老教，直至现在，金蝉口依然没有清真寺，为了表达信仰，回族穆斯林往往在当地阿訇带领下，保持洁净状态，到周边小山礼拜。

金蝉口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信徒关系相对融洽，但这种状态被回族建立宗教活动点以及清真寺的实际行动而打破，进而导致双方1985年正月初四的大规模冲突。回族在宗教号召下形成的强大凝聚力，使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藏传佛教信徒的地位进一步弱化。而在宗教意识的潜作用下，藏传佛教信徒身份认同必然强化。

在金蝉口这个信奉藏传佛教历史比较悠久，宗教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共同的宗教信仰是一种强大的文化聚合力，这种共同的信仰可能会成为促使民族相互认同的潜在动力。建构在同一宗教基础之上，拥有共同宗教信仰的藏族、土族、蒙古族，相互关系良好，在实地走访中，藏族群众表现出来的态度以及行为举止，则是两大宗教信仰主体之间隔阂的真实反映。

（五）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经济上相互依赖，相互竞争成为民族关系的基本态势。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使得金蝉口单一的农业经营模式发生了改变，绝大多数年轻人（尤以回族为代表）选择外出务工，即便是固守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社民愈发倾向回报率较高的树苗种植，进而造就了一批以“收购--贩卖树苗”手段为生的经营者，他们日益成为该地不同民族内部新兴力量的代表。这种方式，一方面使得不同民族内情绪比较激动的青年人长时间处于割裂状态，而以质量为重，就近为原则的收树苗行动，客观上有利于金蝉口不同民族间进一步地交流与合作，进而使得双方以经济为纽带的社会交往增加，较紧张的民族关系得到一定程度地缓解。当然，民族交往的扩展在促进民族关系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民族间的差异在接触对比中凸显：首先，资源纠纷增多。

（六）移民因素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是影响民族间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人口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大趋势下，人口之间经常性的流动，即移民，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衡量民族关系的评价机制。在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区域化的背景下，一方面，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加深了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联系，促进了广泛的民族融合，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更深的层面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给民族关系带来一些问题，使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互助土族自治县，长期以来就是土族的聚居地；而金蝉口所隶属的加定镇，与巴扎、松多属于华热藏区，这里居住的藏族继承了吐蕃人豪迈、粗犷的性格，地方性较强，即便是在当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他们身上，仍可以明显感受到其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识。

关于回族到达金蝉口的具体时间，现采用该地回族阿訇，即最早到达该地的黄氏后人的“民国十三年说”：互助东沟的黄家和马家，为了躲避马氏家族的征丁政策，逃难而来；回族群体的不断涌入，致使该地的人口结构发生彻底变化，回族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体。

总之，民族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社会化的冲击对其造成了新影响，对民族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金蝉口的五个民族，不论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还是在当下，就宏观视角而言，民族关系呈现相对和睦状态；但从微观层面来讲，作为制约民族关系的变量因素，所占地位与具体作用不尽相同，这对民族关系具有重大挑战，只有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并深入解读，才便于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与调试。

［1］徐黎丽.中国西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几个特点［J］.学术探索，2009（6）.

［2］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66～167.

（作者单位：阿坝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