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悦

灾难文学与生态文学的共生之路

王嘉悦

在针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书写时，有两条不同的途径，第一条是以描述人与自然抗争的灾难文学叙事，一条是以展现人与自然和解意愿的生态文学叙事。本应是站在不同叙事立场所进行书写的两条并行不悖的叙事道路，在中国当代文学书写中却出现了后者取代前者的趋势。

中国当代文学对自然灾难进行的书写是存在滞后性的。针对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中国大地自然灾难频发的情况，当代文学对其进行真正意义的灾难书写，却是在“文革”结束后才逐步开始的。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都对自然灾难的书写赋予了过多政治意义，而非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客观的剖析。这些情况使得“文革”后，中国当代文学对自然灾难的书写更多的是停留在对民族记忆的追溯之上，如智量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将“三年困难时期”中处于饥荒背景下的山村生活重新展现给了我们；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中，将经历过的人都已遗忘的1942年至1943年中国多地爆发的旱灾所引发的饥荒，重新树立在人们眼前；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则视线放的更为长远，回顾了一百多年前在东北三省将爆发的一场大规模鼠疫。这种追溯的过程可以将民族记忆形成文化记忆，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但这种对人与自然之间利害冲突的浅层记忆描述是不足够的，它缺乏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生存意义的深刻反思。

比较而言，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人类对自身的关注，已经从对战争的反思上升到对生命本身的思考上来。这一提升过程中所体现的人类生命意识，完好的和灾难文学结合到了一起，并以此成为灾难文学新的叙事中心，产生了一系列优质的灾难文学作品，如1947年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贝·加缪的代表作《鼠疫》和1954年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等。在这些作品中，已经不再着力于对现实发生过的具体灾难进行刻画，而是在面对自然灾难时所展现出的精神层面的缺失，以及社会意识异化的思考。

随着西方世界对战争与生命反思的深入，间接促成了生态批评的出现，如在西方生态文学中，被奉为标杆之作的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着力描写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破坏的“杀虫剂”，而且书中还不乏对核弹、武器以及杀戮等具有战争意象的展露。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所引领的西方生态批评热潮，促使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生态意识由此成为了世界的话语，这导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不得不开始对此做出自己的应答，将文学书写极力融入到淡化“人类中心主义”、凸显生态意识的国际大环境中去。并且，在对生态关注的过程中，有将灾难文学的书写终止在“寻根”主题之中的势头，继而急促的将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书写，作为了对人与自然关系在未来写作中的主要叙事立场来树立。

中国当代文学书写急于从灾难叙事转为生态叙事是有其缘由的。针对自然灾难进行的当代文学书写，更多的停留在了表现中华民族面对自然灾难时，坚韧民族精神的记忆上。这与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期至中期政治环境复杂、现代化发展缓慢、以及农耕业为主的国内情况不无关系。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文学依然不太会关注到这些现代化进程对自然生态造成的危害。“可持续性发展”近些年在国际性倡导生态保护的语境中被提出，但重心依然是落在“发展”之上，“可持续”成为了一个模糊的、较难量化的生态关注理念。由此可见，中国人在长期的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双重语境下，并不容易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意识。于是，中国当代文学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书写，长期被把持在灾难文学叙事体系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急于向国际语境靠拢的中国当代文学书写，在意识到生态批评的社会意义后，马上开始跃跃欲试的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书写之路拉入到生态叙事范畴，以期摆脱继续对自然灾难进行单纯的民族寻根之路。

这种急于求成的转型，却有一个时常被忽视的问题，即对灾难文学与生态文学的界定不够明晰。生态文学与灾难文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构建是不一样的。学者王诺将 “生态文学”定义为“以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为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①它要求人类去思索：如何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便可以在各种虚构出的自然灾难意象中继续生存下去。它不要求人类去开拓对自然灾难的突围之路，而是要人类寻找与自然进行和解的蜿蜒之道。

对灾难文学与生态文学定位的混淆，更多来自灾难文学自身界定的不明晰。它不像生态文学在生态批评的支撑下，被国际文学界所普遍认可。有些人会持有这样的观点：灾难文学是针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来进行写作的， “灾害作为自然现象是自然界的正常能量释放，因对人和社会带来损害才凸显其暴力化和负面性。”②在重视生态保护的国际大环境下，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写作应该更多的融入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的融入，让人感觉灾难文学叙事迈向生态文学叙事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生态文学仿佛成为了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进步，而导致灾难文学所产生相应书写变化的进化体。这使得中国当代文学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灾难叙事，急刹车式的终止在对民族记忆的追寻这一层面上，而不再向着站在人类立场，对自然灾难进行具备人类意识的反思这一阶段进发，转而直接进入到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如何长期共存的未来之路的探讨上。这也许是针对人与自然的书写由“展现自然灾难”向“表现生态关注”迁移的最终原因。

对生态批评的重视是无可厚非的，生态文学的写作也对同为人类社会组成部分的中华民族具有积极意义。但将生态意识生硬的植入到中国当代文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书写中去，并用以替代对人与自然之间冲突所进行的灾难叙事，这对灾难文学和生态文学都未必是一个好的选择。

二战之后，中国文学叙事上迟迟没有出现生态批评色彩，而针对人与自然的书写长期被灾难文学把持的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灾难文学还停留在寻根之旅时，针对人与自然的思索还没有达到如此深入的状态，生态的过度介入就会显得突兀。并且政治因素不允许针对现实灾难的书写过度向生态靠拢，因为这样会间接体现出对国家政策的评判，如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是否会加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满足现代化工业进程用电需要的水坝的修建，会不会导致对周边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地震的产生；为了缓解国家范围内水资源的不平衡，而实施的人为调水工程，会不会对水系的平衡造成影响。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源自工业化发展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国家施政行为，它所对生态环境是否会造成影响，在政治语境中是不会被普遍联系甚至是不问的。于是，中国在针对自然与人类冲突的书写上，虽然极力追赶西方生态批评的步伐，表现出对自然灾难的叙述中凸显生态意识的愿望，但其在生态文学上的书写却仍是落后的，它缺乏对现实出现的自然灾难进行生态意义上的普遍联系和反思，而只对表面的、浅层的人类对自然的直接破坏进行描述。它没有构建出人类行为对自然破坏而导致的生态危机对人类自身的包围，而是将生态事件作为偶发的、孤立的地域化事件去处理，“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大系统中以不同地理区域为界限的地方文化类型。”③它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却不能以偏概全代表对中华大地上生态危机的普遍性关注。如陈桂棣对淮河由于工业污染变成了“害河”进行详实记载的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针对中国西北地区由于当地居民打井造成地下水源干涸，挖发菜造成水土流失加重，砍伐山林造成森林水源枯竭等，一系列人为导致的生态恶化进行书写的汪泉的小说《西徙鸟》，以及反映乱砍乱伐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徐刚的《伐木者，醒来！》，还有哲夫将中国水系污染问题逐一梳理的三部曲《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等，都属于这一类作品。这种缺乏浪漫主义色彩的地域化写作风格，更多所体现的是急于对生态保护这一国际话语做出的应答，而非出自民族、国家、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它提出了人类应该注意保护自然的标语式口号，但却提供不了前瞻性的警告和人类自身的反思，而只能单单唤起人类对自身行为过失的自责。它与灾难文学相比，只是将叙事立场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了对调，但本质上仍然停留在对自然灾难的“寻根”之旅中。

同时，在很多本应具备生态反思的灾难事件中，由于对造成灾难产生的人类行为，在经济建设前提下被隐去，使得在针对其进行的文学书写中，刨除了人类行为对自然的影响这一先决问题，直接开始了表现自然反作用于人类这一过程的灾难叙事，这既是对生态文学剖析人类自身行为的遏制，同时也是对灾难叙事的一种异化。它强行将灾难文学叙事滞留在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这种叙事逻辑之中，使得在灾难文学书写中抑制了生态意识的萌发，并将对浅表生态意识的展现放在了生态文学叙事中，使其成为了对灾难文学叙事未来书写之路的替代。

由此可见，在针中国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的当代文学书写上，灾难文学与生态文学暧昧不清，各自都没有发挥出自身的写作优势。于是，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1. 生态文学不是对灾难文学的接替

生态批评的兴起并不代表着灾难文学的没落。生态文学的书写方式不是灾难文学书写方式的接班者或异变体。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消解，并不等于将自然换上了供奉的神坛，人类文明并不会为了遵从自然意志，而停止发展或大步倒退。对于灾难文学书写自身来说，作为人类历史的投影，只要自然的变迁仍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就依然还有其写作的空间。所不同的是，在生态保护语境下所进行的灾难文学书写，需要在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冲突的同时，渗入生态意识，将自然与人放在同一高度平等的对待，这样才更符合灾难文学在未来的写作要求。

2. 生态文学不与灾难文学相悖

生态文学以促动人与自然的和解为目的进行写作，灾难文学以反应自然灾难对人类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进行书写。这看似是两条相悖的叙事立场，但在本质上却并不冲突。生态文学表达出了人类对未来生活的预想，对这个预想世界的愿景应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处。这种愿景的实现，需要不断的在文学书写中展现出“生态理念和生态预警”④，由此可见生态文学更多的是对人类与自然关系未来方向的指引，它是对人类社会未来的预想和对人类现在行为的反思。也就是说，当代灾难文学书写更多围绕着的是对人类历史的回顾，而生态文学更多的是放在对人类对未来生活的展望之上。

3. 生态文学与灾难文学有共生的交界

生态文学不仅与灾难文学不相冲突，更成为了彼此的互补。生态文学中对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追寻，往往是建立在灾难叙事基础之上进行的。正是这种冲突的存在，才衬托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重要。如姜戎的《狼图腾》致力于阐释的是对人类出于一时利益的追求，破坏了蒙古游牧民族与狼群共同维系的草原生态系统平衡的控诉，而不是将重心放在了人类与狼、人类与草原之间的冲突上。“敬畏生命是人类经过自身反省的转向意识，是人类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础。”⑤无论是在生态文学中还是灾难文学中，都要对这种对生命的敬畏进行突显，它要求二者不仅要敬畏人类的生命，也要敬畏自然界中万物生灵的生命，这是两者具备其书写意义的共生之路，也是将灾难文学叙事带离传统的二元对立式写作的突破口。

综上所述，灾难文学与生态写作既有区别，又有互为生发的关系，灾难文学仍需在凸显生态意识的基础上拓展更广阔的书写空间，在富含人类意识的前提下，对自然灾难下的人类社会进行进一步的反思；生态文学则需要在承认现实灾难的前提下，将触角迈向对人类未来的前景预设上，它需要将现实存在的人类行为与自然灾难进行普遍的、深层次的联系，以体现出其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预判。这样，两者才能在新世纪共同构建对人与自然矛盾统一关系的完整书写。

王嘉悦 吉林大学

注释：

①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8页。

②周惠：《现代小说灾害叙事类型研究》，《小说评论》，2015年第3期。

③张福贵：《东北文化历史构成的断层性与共生性》，《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7期。

④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⑤鹿彬：《敬畏生命：后浪漫主义生态美学》，《小说评论》，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