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广州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

中国生育政策调整是社会关注度非常高的题目，也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推出的一项新政策。本文从两个部分来阐述，第一部分讲中国人口形势和主要问题；第二部分讲中国生育政策调整，重点是生育政策调整过程当中，有哪些基础研究，有哪些重大的判断。

一、中国人口形势和主要问题

1953年的时候，中国一岁人口所占的比例增加得非常迅速。到了1964年人口普查，可以看到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就是有几个年龄段的人口相对于其它人口来讲，迅速减少。为什么呢？经历过三年自然灾难的人大概都知道，那个时候一方面是妇女的生育率下降了，另外一方面是死亡率上升了，造成了非常短暂的人口负增长。这个负增长在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上就打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这个烙印会一直持续下去。

1964年人口普查后，由于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活条件好转，生育水平也出现了很大的回升。1953年那次人口普查，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大概在6左右，1964年以后补偿性生育率达到了7.5。什么叫总和生育率呢？就是说如果育龄妇女要是按照目前这个生育水平，一生平均大概生几个子女。

总和生育率是6，就是说这个育龄妇女一生大概平均生6个孩子；总和生育率是7.5，就是说一个妇女一生要生7.5个孩子。当然在有些情况下，总和生育率测量也有些失真。这里边涉及到很深很细的与人口学相关的数理基础和理论。

我们再看1982年的人口年龄结构。1959、1960、1961年发生的人口增长缺口，在人口结构中还存在。在1963年以后的补偿生育的阶段，大体上10年间又是一个人口剧增的阶段，然后你会发现9岁以下少儿人口又是急剧减少。这个结构看起来相当于一个金字塔，但是底部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跟1953年和1964年的情况比较，已经有很多不同。到了1990年，对应着1963年到1973年以后的人口出生，9岁以下的少儿人口在1990年又有个增长。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增长呢？就是由于阶段性的育龄妇女的人数不同，也就是说对应生育的母亲人数不同，也许每个人平均生育的水平并没有大的提高，但是对应的子女的人数却有一个增长，这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出生高峰，就是因为对应到这一代人口的上一代的母亲，是一个出生高峰。

再看2000年的人口普查。从这一年的人口结构中会发现出生高峰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高，没有超过1963年的那个情况，但是1990年到2000年这个十年当中，少儿人口又发生了非常迅速的下降。这种下降就是我们所说的低生育率阶段的一个稳定时期。这种下降意味着少儿人口逐渐的减少。到2010年，与他的母亲相对应的25岁左右的人口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人口，那么，0岁左右的人口应该又是一个增加的。因为他每隔20几年对应的母亲的人数决定了后续人口的多少。如果是生育水平不变的话，你会发现并没有我们预期的一个小的出生高峰，而且人数的数量上要比上一代人甚至上一代人的上一代人少了很多。这样就发生了可能一代人比一代人更少的这么一种情况。

我们看这种年龄结构，就可以总结出几个大的变化。

第一个大的变化，我们先看少儿人口。从1953年到2010年间，你会发现1982年人口普查的时候，0到14岁的少儿人口的绝对人数是最多的，达到了3.37亿，而到了2010年下降到2.2亿。第二个大的变化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是指15到64岁的人口。这个劳动年龄人口的特点就是持续的增加。1953年的时候大概有3.3亿的劳动年龄人口，到1982年的时候，就到6.17亿，到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9.93亿，接近10个亿。这就是目前所说的而且也广泛流传的所谓人口红利，最基本的概念就是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就是能够参与劳动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较高，或者说劳动人口绝对人数增加得比较快。第三个显著的变化就是65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的人数的变化。1953年中国老年人口一共才2500万，1982年老年人口大概是0.5亿，到2010年达到了1.2个亿。1953年到2010年，中国的总人口从5.7亿到13.4亿，按道理说是一个比较稳定或者说相对平衡的人口，各个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可是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少儿人口的绝对人数下降了很多，跟1982年相比下降了一个亿，老年人口却持续增加，达到8000多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也是最显著的，这是我们一个大的人口背景和特征。劳动年龄人口虽然人数增长特别快，但是比例上升的速度并不是特别快，并没有发生翻番的情况。比如1982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占61%，到2010年占74%。接近翻番的增长是老年人口的比例，1982年老年人口占4.9%，到2010年的时候，老年人口就接近9%。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显著变化呢？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73年开始，1980年提出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个政策对中国人口的生育观念的转变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带来了有利的一面，同时也带来不利的一面。第一个就是出生性别比升高的问题。这表现为婚姻的挤压，会产生很多光棍；第二个就是快速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第三个就是无子女老人迅速增加的问题。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目前是全世界最高的。出生性别比就是出生的男婴所对应的出生女婴的比例。出生性别比按道理说是一个自然规律，是比较稳定的，通常在102到107之间。1982年普查的时候稍稍高于107，还比较正常。到1990年出生性别比是110.92，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在210个新生儿中，有110个是男孩。到2000年的时候，性别比达到116.86，这在全世界是最高的。韩国也发生过出生性别比异常的情况，大概接近115-116左右，此后没有再继续升高。我国却发生了持续的进一步升高，2005年小普查的时候我国的出生性别比达到了120，2009年抽样数据达到119.45，2010年的普查证明了这个数据的可靠性，2012年人口普查，我国的出生性别比是118.06，这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在关于出生性别比的争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东亚文化受亚洲文化的影响，韩国的出生性别比也升高过，但是他们很快就基本上正常了。比如中国的台湾也升高过，现在也基本上正常了，包括新加坡也升高过，也基本上正常了。现在还有一些国家性别比也比较高，但是它没有中国这么高。比如说像越南，出生性别比也比较高，但是远远低于中国。印度的一些地区的出生性别比也有一些升高的情况，也没有超过中国。所以我国的出生性别比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婚姻年龄人口的数量匹配的失衡，通俗地讲就是男女比例的失衡造成很多光棍的出现。婚姻挤压是一直存在的。什么是婚姻挤压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娶妻难或者说会打光棍。我们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到，35到59岁的男性人口未婚的比例大概在4%左右，不到5%，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当然也还有女性终身未婚的，但女性终身未婚的比例大概不到千分之三。

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同，结婚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人会存在婚姻被挤压的情况？就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1990年这个人群未婚的男性是12.7%。我们认为35到59岁还没有结婚的话，基本上就属于终身未婚了。2010年的时候，小学及以下的人口终身未婚的比例就接近了15%，估计在1000万左右，下限在960万，上线到1135万。婚姻挤压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到2050年的时候，要增加几倍的光棍，这就意味着那些低收入和低教育程度的人会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娶妻难的问题。这反过来就会带来其它的社会问题。

关于人口的快速老化问题。我们有一个人口预测，到2030年如果不进行生育政策调整，包括单独二孩政策的调整，由于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少儿人口比例还会持续下降。到2050年，人口结构就是一个正金字塔上摞着一个倒金字塔的形状，老年人口比例会超过35%。

这些年越来越值得关注的就是无子女老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无子女老人包括失独老人、终身未婚者。这就带来一个这部分人的家庭生活、健康照料包括养老的问题。我们2010年做过调查，全国大概有600万左右的无子女老人。未来三四十年内，拥有现存子女人数的平均数字会降低得非常快。2010年的老人大概平均有2.5个左右的孩子，到2050年时肯定是在1.5以下。那时大概有10%-15%左右的老人无子女。

理解了前面人口变化的背景、人口的形势、人口的变化特征和存在的人口问题，才能够真正理解人口政策为什么会调整，调整的含义是什么？

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人口控制的思想，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了，300多年前马尔萨斯就提出了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食物是按算术级数增长的，人口增长的速度要远远超过获得的食物，所以就会产生人口危机或者人口爆炸。由此他提出要节制生育。他有很详细的一些论述，但他的观点也比较极端，认为能够解决这种两个增长不协调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战争和瘟疫。他的理论在全世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人口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很多学科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要人为干预或控制人口的思想就从这儿来的。在中国，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影响是很大的，他控制人口的思想就是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再生产应该是相互平衡的，或者说都是要按着一个计划或者按着一个比例来控制的。如果没有快速的经济增长，快速的人口增长会造成突出的人口问题。

中国计划生育的晚、稀、少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当时的口号叫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晚就是晚结婚，稀就是拉开生育的间隔，晚、稀一定对应着少。因为能够生育或者旺盛生育年龄的时间是很短的，大概十年到十五年左右，只要你生得晚，再拉大间隔，就不可能生得多。另外一个对中国影响很大的人口控制思想，就是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理论，这是在1970年开始研究的，在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研究。它构建了一个世界模型，提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说人口增长速度太快，许多物质资料资源消耗基本上已经枯竭，提出实现人口零增长的概念。就是说人口增长已到极限，不能再增长了。这个结论也比较极端，认为人口爆炸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对于中国的人口控制产生非常大的影响。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对全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出一封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研究者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它的影响也是空前的。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写入了宪法，2000年以后，尤其是第五次人口普查以后，中国当时的总和生育率是1.22，人口学者包括社会上一些关心人口研究的人觉得生育水平太低，从2008年就开始做了一些准备调整政策的研究，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单独二孩政策，2014年开始在全国实施，2015年提出全面二孩政策，这个政策很快就实施了。

关于单独二孩的放开我们做了很多研究，有很多准备和很多争论。这次研究面临着一些重要的问题，大致可归纳成六个。第一个是到底目标人群有多少，第二是到底生育意愿有多高，第三个是到底用什么样的预测模型，第四个是到底出生堆积有多大，第五个是到底总人口的高峰有多高，第六个是到底高龄产妇会有多少。这些问题涉及到整个的公共政策包括未来的公共服务，所以这个研究结果还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也就是面临着尖锐的挑战。

到底有多少目标人群呢？现在谈的每一次新政策的时候，讲的都是新政策的目标人群。原来实行老的生育政策，现在要改变生育政策，已经开始执行单独政策了，那么新的政策目标人群是不含那些单独的。这个数据应该会比原来小一些，因为政策的口径是不一样的。

到底育龄妇女有多高的生育意愿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农业人口终身想生二孩的比例基本稳定在80%左右，但是想生不一定都能生得出来。40岁及以上的人至少60%以上的人已经生过二孩，那么40岁及以上的没生过二孩的比例在农业人口里头非常低。换句话说40岁及以上能生的基本上都生了。这里边未来影响真正的出生堆积或者生育意愿的其实只是40岁及以下的。非农业人口终身想生二孩的比例很不稳定，40岁以上的人接近20%的已经生过二孩，其他的人虽然是有意愿，但不一定都会生。日本、新加坡、德国等很多国家，人们的生育意愿其实并不低，日本大概是2.1左右，实际生育才平均到1.3，这个落差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理解这个生育意愿就类似于一个天花板，超过这个意愿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有各种原因会打折扣，只能往下降。对生育政策产生影响的更可靠的数据应该是生育计划，其实在四年以内想生孩子的比例并不是特别大。2016年最大的可能有230万左右的出生人口，这里是不含单独的，加上单独的可能接近300万，总量超过360万的可能性不大，低于100万的可能性也不大。如果真的低于100万，那就说明中国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非常低。

现在调整生育政策，真正的出生堆积可能发生在2017年和2018年，但是超过800万的可能性不大。这就回答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个冲突，有人认为出生堆积可能到1500万至1600万左右，甚至额外再生3000万以上，我们认为不太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国家就采取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重要原因。

出生高峰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也很激烈，国家发改委的课题组认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人口会达到15.5亿。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总人口的高峰在14.3亿左右，大概出现在2028年，达到或超过14.5亿的可能性不大。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高龄产妇有多少？我们特别担心的是孕产妇的死亡率上升，高龄产妇跟普通产妇相比，占有的医疗资源和需要的服务是不太一样的。本来每年一批35岁及以上的孕妇生孩子的，新增的高龄产妇估计2016年可能将近一半，至少是40%以上，可能在2017年前后是迎接高龄产妇压力比较大的一年，大概在200万左右。执行全面二孩政策，我们的研究结论就是在2016年到2020年是新增人口比较集中的几年，这几年每年的出生人口规模可能在1900万左右，超过2300万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五年积累新增出生人口估计应该在1800万以内，总人口的高峰应在14.5亿以内，14.2亿的可能性比较大。

科学的决策要有科学的研究为基础，基础研究要非常扎实才行。任何决策如果没有非常可靠的基础数据，就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任何研究都是有偏差的，偏差大小要在常识的范围内，不能太离谱。我们的基础数据和基础的研究能力如何，决定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如果这些都不存在了，那么所有的研究几乎就不存在了。要想支持国家的重大的方针政策，首要的是要有非常强的基础数据和基础研究。

王力力根据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吴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