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

谢泳的学术研究之路

林建刚

谢泳的学术道路，始于报告文学研究，之后通过“一个人、一本杂志、一所大学”追寻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而知名学界。而今，他文章中涉及价值情怀的方面略显淡化，更多的侧重于文坛、学界掌故的书写与陈寅恪晚年诗歌的解读。

一

1980年代的谢泳，关注最多的是社会变革。当时，最能够介入社会现实的是报告文学，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报告文学研究方面。这跟他后来研究储安平有隐秘联系。当时，报告文学中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就是《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这本书成为谢泳致力于储安平《观察》研究的诱因之一。

除此之外，谢泳研究储安平，还可能跟他父亲有关。他父亲是右派。父亲的右派身份给青少年时期的谢泳带来了种种不便，在接受采访时，谢泳多次提到这一点。比如，尽管其父在谢泳七岁时已经离世，但几年后在中学时的入团问题上，谢泳还是感觉到父亲右派身份的影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见李翔、沈文《谢泳：生活在别处》)少年失怙的谢泳似乎有右派情结，而储安平恰恰就是钦定的大右派。他笔下的储安平，笔锋常带感情，这不免让人想到谢泳本人的经历。

他的《中国文化中的寡母抚孤现象》似乎也带有个人经历。在这篇论文中，谢泳用实证列举了很多作家相似的人生经历，这些作家都是幼年丧父，都由寡母抚养长大。在证明了中国文化中有这种现象之后，谢泳又分析了现象背后的原因，这也容易让人想起谢泳本人的经历。

他的右派父亲因车祸早逝，他本人恰恰就是由母亲抚养长大。据韩石山回忆，谢泳此文的最初灵感，源于韩石山从江浙考察归来后两人的聊天。但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更多蕴含着谢泳自己的人生经历。

《中国文化中的寡母抚孤现象》收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一书，这本书是谢泳学术研究转型的过渡产品。在这本书中，他尝试研究张爱玲、郁达夫、鲁迅，工夫下了不少，但似乎没有找到学术感觉。有时候，学术研究也需要缘分，需要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品性气质、性格爱好上有相当的契合度，而谢泳与“苍凉手势”的张爱玲、“颓废浪漫”的郁达夫、“投枪匕首”的鲁迅，未免有些凿枘不投。不过，在这本书里，已经可以看出谢泳别样的兴趣，那就是他对日记的偏好。按说，很多日记往往是枯燥的文本，尤其是鲁迅流水账式的日记，更是索然寡味。不过，谢泳却读得津津有味。他对日记的偏好，成为他解读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把利器。他后来的学术灵感，很多都建立在他对《胡适日记》《吴宓日记》《竺可桢日记》《天风阁学词日记》《静晤室日记》《杨尚昆日记》的仔细阅读之上。

日记之外，他对传记、回忆录、年谱、档案也有浓厚兴趣。为此，他还提出了自己的论断：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不如第一手的档案。

二

经过这一过渡阶段的学术摸索，谢泳将目光投向储安平的《观察》。那时，《观察》还没有岳麓书社的影印版，他只能去北京的图书馆去看原始期刊。当时的学者，似乎还都很穷，他吃便宜的面食，住便宜的旅馆。他对《观察》的研究，使他比较早地从意识形态的话语中走了出来。当一个人直接去读民国原始期刊时，那些泛黄的纸张就会向人们展示民国的风情万种与姹紫嫣红。毫无疑问，谢泳是比较早地就“民国时期一份具体的自由主义刊物”来展开研究的人，这样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研究民国自由主义期刊的热潮，很多人将更多的目光投入到《努力周报》《独立评论》《新月》的杂志研究中去。这其中，学者谢慧最让人喟叹，她研究的是抗战时期钱端升主持的《今日评论》，前面说到的期刊，都有影印版，史料收集相对好找，但《今日评论》一直没有影印出版，光收集史料，谢慧就比别人花费更多的工夫。可惜，谢慧英年早逝，千古文章未尽才，殊可叹惋。

在研究《观察》时，杂志上一则有关西南联大的报道引起了谢泳的注意。他由此意识到了西南联大的重要性，于是，在研究完《观察》之后，他开始研究西南联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观察》也好、西南联大也好，谢泳所关注的，并不是就期刊而期刊，就大学而大学，他的侧重点，还在于知识分子研究。《观察》是知识分子的论坛，西南联大是知识分子活动的场域，这才是他关注的重点。可以说，国内比较早研究西南联大的就是谢泳。而今，西南联大研究已成显学，五四时期蔡元培执掌的北大与抗战时期三常委执掌的西南联大，并列成为20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奇迹。这不禁让人感叹他的学术敏感与学术预见性。

实事求是地说，谢泳的《观察》研究与西南联大研究，都有开风气之功，这让人想起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的一段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和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谢泳的《观察》研究与西南联大研究，虽着手于旧史料的梳理与阐释，却着眼于当下的言论空间与教育制度，这种情怀投射下的今昔对比，引起了许多人的感喟与共鸣。这几年，响亮的“民国范儿”与发烧的“民国热潮”，谢泳的“预流”之功不能不提。张耀杰对民国政学两界人物的史实考辨，傅国涌对“文人论政”传统的追寻以及对“百年言论史”的阐发，在思想路径上，与谢泳是一脉相承的。

1990年代中后期，他的《旧人旧事》《学人今昔》《教授当年》陆续出版。但影响力最大的，无疑还是那本《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此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回应了当时的思想潮流。

1998年，在1990年代的思想史中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年。这一年，随北大百年校庆同时来临的，还有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再加上李慎之的呼吁、刘军宁策划的《公共论丛》等等，自由主义思潮破题而出。这一年，朱学勤在《南方周末》上写了《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的名文。

如果说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更多的是从西方学理的角度来阐释自由主义的话，那么谢泳则是通过对民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梳理，追寻了20世纪上半叶早已在中国枝繁叶茂的自由主义传统。当有学者反驳说中国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时候，又是谢泳，在这一时期的《书屋》上多次发表文章，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证明了以胡适为首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就是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最好证明。而今，学术界研究民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学者越来越多，中国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早已成为一个过时的问题。

三

虽然谢泳以研究储安平知名，但他最青睐最迷恋的与其说是储安平，不如说是胡适。不仅如此，谢泳对胡适的论说也加深了人们对胡适的理解。

1990年代的学术界，对胡适还有很多成见。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最大的成见之一就是说胡适是国民政府的帮闲。林贤治、钱理群可为代表。他们因比较偏爱鲁迅，于是对这一建立在鲁迅论述上的胡适形象，也就深信不疑。这种论述无疑让许多人对胡适充满反感。

2.还有一些人为胡适惋惜，认为胡适在1949年前后离开大陆是不明智的选择，因为毛泽东当时已经说要让胡适当北平图书馆馆长，结果胡适却远赴美国。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们在描述胡适晚景的时候，多用凄凉、寂寞的字眼来叙述。这样的认识以龚育之、陈漱渝为代表。

3.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胡适屡屡推辞不当教育部部长、不当立法院院长、不当行政院院长，是嫌职位不够高不够大，而当蒋介石让他做总统的时候，胡适就开始面红耳热，就开始心有所动了。这一方面的论述，以陈红民为代表。

针对这三个方面，谢泳分别写过好几篇文章。他通过论述胡适跟国民党在“人权与约法”论争的表现，证明胡适也写过铁骨铮铮的硬话，他的文章在很多时候也可谓掷地有声。他在《胡适：幸亏没有留下》中通过叙述翁文灏1950年代回国之后的悲惨命运以及胡适儿子胡思杜跳楼自杀的惨剧，来说明胡适在1949前后做出的抉择无疑是明智的。他通过胡适的日记、年谱来论述胡适在参与政治时的独立人格与知识分子风骨，反驳了胡适不做官是因为嫌官小的论断。谢泳的这些文章，使很多人对胡适的理解更加深入。当时，冉云飞对胡适的接受与理解，就很受谢泳影响。

谢泳为胡适辩护，最有影响的似乎还是在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发布会上。1998年，林贤治《人间鲁迅》一书再版，在座谈会，谢泳提出了胡适与鲁迅的比较问题，并且提出了鲁迅被专制利用的话题。当时，对谢泳高度评价胡适的行为，很多人表达了不同意见，尤其是鲁迅研究界的相关学者，他们一致认为不应对胡适有过高评价。对鲁迅被专制利用的问题，许多学者似乎也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倒是冉云飞，一直念叨着他研究鲁迅的两个角度：《鲁迅为什么被利用——一个思想史研究》和《鲁迅为什么不高兴——一个心理学研究》。

自这个座谈会之后，胡鲁之争成为思想界的一个兴奋点。谢泳后来还编了《胡适还是鲁迅》一书。从这场论争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这十几年中，关于胡适与鲁迅的书，又出了很多本。很多时候，很多人依然纠结于胡鲁之争，毕竟，当下的许多问题，还需要从20世纪这两个中国最有名的知识分子身上来找寻思想资源，他们的书中，蕴含着通往未来的中国之路。

客观而言，胡适与鲁迅，都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两者不可偏废。谢泳这本书的题目，将两者二元对立起来，似不太明智。不过，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近十年来，胡适的文章因切中当下中国时弊，其引起的关注似乎越来越多，其地位颇有凌驾鲁迅之趋势。广东学者胡文辉在论断胡适时就有诗曰：“无地自由诚可哀，红楼白话此山开。鲁翁郭老归何处，博士翩翩今又来。”这正好暗合了李慎之关于胡鲁的那句著名预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谢泳关于胡、鲁的看法，还深刻的影响了学者张耀杰的学术道路，他对张耀杰的劝告使张耀杰从鲁迅的营垒中走了出来，并且反戈一击，将反思与批评的矛头指向了鲁迅。当时，两人就胡鲁的问题有过一些讨论。当时，作为鲁迅崇拜者的张耀杰并不认同谢泳的看法，不过对谢泳劝他读读胡适的劝告，张耀杰倒是欣然接受了，结果在系统读过胡适之后，张耀杰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胡适的思想主张，由此开启了他的学术转向之路。

四

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中评价方豪的治学时说：其治学尚有一特色，即随自身所处环境而就近取题，所谓“近身之学”。与方豪类似，谢泳似乎也有这个特点。

作为山西人，谢泳对民国时期的山西非常关注，他曾编过《旧时光——1949年前外省学者笔下的山西》，另外，他跟山西学者常风也有密切来往，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解，书本之外，也受到常风的影响。

2007年，谢泳去了厦门，在确定去但还没去报到的时候，他就写了《胡适与厦门大学》的文章。到厦门之后，他又对民国时期的闽南学者有了更多的兴趣，他考证方面源于1920年代的厦门，他写了《福建稀见地方文献五种》的文章，他在厦门遇见了李拓之的英译唐诗选，他还将一本书命名为《厦门集》……，从他的文章中，很容易看出从山西到厦门的过渡，这正是“近身之学”的显例。

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胡文辉还认为谢泳是现当代文献的收藏家。这或许是因为谢泳写的《杂书过眼录》。此书一集、二集、三集中都有许多相对稀见的书籍与文献，这书最可以见出谢泳收罗的丰富与驳杂。不过，谢泳并非为收藏而收藏的收藏家，多数时候，他资料收集之后，更多的似乎是送人。他无偿将书送人的例子，非常多。据我所知，就有十几个例子。他将他收集的拉斯基的史料送给致力于写《拉斯基与民国思想界》的孙宏云，将收集的储安平史料送给致力于写《储安平传》的韩戍，将辛苦收集的《朝霞》杂志送给图书馆，将《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送给台湾胡适纪念馆等等，这些做法，很可以看出谢泳的人品，称之为“学界孟尝君”，不亦宜乎？

当然，谢泳的一些文章，在我看来，偶有“假设有余，求证不足”的小疵。

例如：在《学者吴景超》中，他就做出李约瑟难题源于吴景超的论断。吴景超早在1935年就论述了跟李约瑟相似的问题，而李约瑟提出这一问题的时间是在1938年，由时间先后，谢泳就做出了“李约瑟难题源于吴景超”的论断，为加强论证，谢泳还特别强调：“李约瑟是有条件看到像《独立评论》这样常见的中文杂志的。”这未免有臆测的嫌疑。在我看来，有条件看到，并不代表一定看到了。除非从李约瑟回忆录中或者他的日记中找到他看这一期《独立评论》的记录，不然的话，所下的结论未免稍有牵强之处。当然，这里我并不是否定谢泳的观点，我只是指出：这种论断至少还需要更加过硬的证据而已。同样的例子也体现在他对陈寅恪诗歌的解读上。

谢泳在解读陈寅恪诗歌“讵公漫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时，认为陈寅恪诗中的讵公乃是冯友兰。他认为，引发陈寅恪写这句诗的源头，是冯友兰1959年出版的《四十年的回顾》题词中的一句“乘风无限飞腾意，急取轻装快赶先。”从两诗都有“飞腾”一词来看，这自然很有可能，但是，这样大胆假设的前提必须是陈寅恪看过冯友兰的这本书。现在我们还不能证明陈寅恪看过这本书。谢泳也仅说“依常理推测，陈寅恪应当知道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一书。”这也未免有臆测之嫌。

当然，以上两例，可能多是鸡蛋里挑骨头。总体言之，谢泳对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挖掘、对中国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书写，既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又有非常巨大的现实意义。五十多岁乃是文史学者的黄金时代，我们有理由期待他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来。

林建刚(1983-)，男，文学博士，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讲师(重庆 402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