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帅

1989民主德国危机与柏林墙倒塌原因考察

文/王帅

作为1989年东欧八国政治巨变中的一环，民主德国危机与柏林墙的倒塌具有其独特性。匈牙利民主化改革、联邦德国对“东方政策”的背离以及二者的结合直接导致了东德危机的全面爆发。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的继续保守引起苏联的不满致使他下台。继任的克伦茨的“变革”计划面临着外债缺口与政治民主化的双重压力，他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周密设计的改革计划也未能解决“要么民主化、要么经济崩溃”的核心矛盾。柏林墙的轰然倒塌削弱了四大国的合法权利、激励了民众的统一热情、直接动摇了东德政府的控制力与改革计划，并使德国问题重新回归国际政治议程，但不论柏林墙是否倒塌，克伦茨的改革计划都难获成功，东德民主化的脚步也难以停止。

难民危机

1989年8月初，在民主化压力下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认为，继续固守社会主义集团内部严苛的入境协定、非人道地对待那些渴求自由的难民、积极充当东西德之间保守的边界警察等只会增强国内反对派的协商砝码并使改革派失去控制改革进程的机会，因而7月的难民政策随之得到改变：匈牙利政府不再在难民的护照上盖上有标识的印戳，这就意味着这些难民将不再面临东德政府的惩罚，其结果也鼓励了更多人前往匈牙利。西德政府也变得具有侵略性。8月11日，131名东德难民被允许进入西德常驻东柏林代表处避难。西德总理府代表表示将不再驱逐这些难民，同时建议这些难民只有在“东德政府允许他们离开东德的情况下”才离开代表处，这显然是西德科尔政府对昂纳克的直接施压。

8月25日，西德总理科尔、外长根舍与匈牙利总理内梅特、外长霍恩在波恩附近的圭姆尼希宫举行了秘密谈判。内梅特向科尔汇报了匈牙利目前的经济困难，他承认戈尔巴乔夫与经济互助委员会都不能给匈牙利提供帮助，只有西方能做到这一点。他问科尔：“我请问您，总理，我们能否指望上您的帮助？我不仅指联邦德国，而且指整个西方。”科尔与根舍基本上答应了联邦德国将从联邦德国本身、欧洲共同体以及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个层面提供切实帮助，内梅特表示“我们开放边境，只要没有外部军事势力或政治势力强迫我们采取其他行动，我们将始终为民主德国的公民开放边境”。统社党政治局对匈牙利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十分不满，费舍尔向苏联提议召开华沙成员国外长会议以期借苏联为首的联盟体系向匈牙利联合施压，苏联的态度十分犹豫。苏联外交部的一些人仍然以为难民危机“也许不全是坏事，它可能刺激昂纳克接受一项改革议程”。

捷克斯洛伐克的难民情况并没有比匈牙利的好到哪里。9月初，数千名难民在大使馆周围安营扎寨。情急之下的根舍请求谢瓦尔德纳泽出面帮助解决难民危机，谢瓦尔德纳泽答应给予直接支持并承诺给东柏林、布拉格和莫斯科发出“合适”的电报；根舍还请求法国外长杜马以欧共体十二国的身份出面对乔哈内斯施压，杜马答应给予帮助；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也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迫于多方压力，加上东德政府正准备建国40周年庆，昂纳克本身也想找到一个体面的脱身方法，东德最终同意让这些难民离开布拉格并前往西德，只不过他们需乘坐密封的火车经东德领土后再开往西德，这彰显了东德对处理这些难民拥有的合法权利。10月3日，东德宣布封锁它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边界，从6月一直持续到10月初的难民危机看上去告一段落。

民众游行与“变革”计划

自1989年3月开始，东德的各大城市陆续地出现了一些聚集起来的抗议者，他们公开要求政府开放对旅行的限制。10月2日，莱比锡再次爆发了10万人大游行，民众一边呼喊着“我们将待着这儿”，一边呼吁将“新论坛”合法化并实施改革。为了给即将到来的40周年国庆日庆典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来访塑造安定和平的氛围，东德当局不得不在10月4日-8日期间开始考虑如何应对一波高于一波的民众游行危机。斯塔西领导人米尔克命令工人民兵队“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彻底地阻止敌人的负面行动”。

“在权力与现实间的沟壑越来越深之际”，如果继续再让昂纳克掌握政权，不但整个东德将成为暴力革命的牺牲场，而且会使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失控的局面进一步迈向崩溃的深渊。戈尔巴乔夫在10月7日做了他早在1987年就该做的事——前往东德剥夺昂纳克的权威。以克伦茨为首的改革派很快领会到了苏联的意思，部长会议主席斯多夫最终于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向昂纳克发难，要求他离开领导职位并由克伦茨接任。克伦茨接任昂纳克职位两天之内就提出了他的“变革”计划。10月3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为了保障国家的偿付能力，必须同西德政府商讨大约20-30亿东德马克的援助”，政策规划部主任舒尔甚至建议用柏林墙换西德马克，克伦茨显然没有准备好拆除柏林墙并走向两德任何形式的合并之路，他命令舒尔排除任何提及“统一”与“邦联”的可能。

第二天克伦茨便前往莫斯科。一方面，他作为新任的东德领导人需要及时地向戈尔巴乔夫汇报东德的国内现状以及他未来的具体计划以获得苏联对他的政治支持，另一方面，克伦茨想要知道能否从莫斯科获得经济上的帮助。双方以批评昂纳克为始，针对民主德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困境、两德关系、德国统一以及克伦茨未来的行动计划等一系列问题深入探讨。

戈尔巴乔夫与东德新领导人协商好了周密的致力于稳定东德国内局面并有序推动国家改革的一篮子计划，不过，苏联仍然对这组计划能否成功推进抱有疑虑，当克伦茨带着“戈尔巴乔夫-克伦茨计划”离开莫斯科后，11月3日的苏联政治局每周例会上，戈尔巴乔夫担心“如果我们失去东德，我们将无法向我们的人民交代。可没有西德的帮助，我们没办法保证东德还能浮在水面”，谢瓦尔德纳泽建议“如果是我们自己亲手拆除柏林墙，那会更好一点”，戈尔巴乔夫认为“东德一旦进入世界价格市场，他们的生活水平将立即降低……我们将在有东德加入的三角关系中来对付西德”。

“变革”计划的破产与柏林墙的倒塌

想要推进国内经济改革、稳定政治局面并重新恢复社会秩序，克伦茨需要同时满足请求西德给予经济援助以及民众游行所提出的旅行自由、实施新的选举法、承认反对派等要求。他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了努力。11月6日，长期负责同西德进行秘密谈判的沙尔克向西德总理府主任塞特斯以及内政部长朔伊伯勒请求120-130亿马克贷款。赤裸裸背叛“东方政策”的意图第二天被直接传达给了东德：想要得到经济援助必须放弃统社党的绝对权威。

满足游行民众的诉求与争取西德援助基本上同时进行。11月1日重新开放与捷克斯洛伐克间的边界；11月3日宣布改组政府，由支持改革的莫德罗担任政府领导，并承诺给予“新论坛”及其他反对派合法地位；11月6日公开宣布新的旅行法草案，承诺在政府颁发签证的条件下公民每年可出国旅行一个月。

重新开放东德-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也给东德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在民众游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捷克斯洛伐克通牒关闭捷-东德边界的压力下，统社党中央政治局要求克伦茨创设一部更为宽松的旅行法。克伦茨把旅行法草案交给政府发言人沃夫冈·梅耶以及当值的中央委员会发言人沙博夫斯基，要求他们立即把法令公之于众。梅耶已经收到了来自内政部和斯塔西的指示（11月10日凌晨4点公布消息），但沙博夫斯基并不知情，他在随即召开的党的新闻发布会上阐述了新的旅行法案。11点30分，勃恩霍尔姆的边界闸门被打开。结果，没有任何暴力镇压与坦克对峙，没有任何大国协商或谈判交易，标志着东西方及欧洲冷战之地缘分界线的柏林墙在被立起28年后轰然倒塌了。

柏林墙的倒塌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东德政府原本设想从11月10日起主动打开包括柏林墙在内的东西德边界，但克伦茨、沙博夫斯基与政府之间的信息阻滞、沙博夫斯基本人对新旅行法的错误理解、加上西方媒体的广泛宣传使柏林墙被偶然地提前、被动、无序地打开。象征着东西方冷战的柏林墙的偶然倒塌，动摇了东德政府的控制力与改革计划、也使国际社会的目光自然地聚焦在了德国问题身上。不过，即便东德政府在11月10日顺理成章地主动开放了柏林墙，克伦茨的改革计划也难以继续推进：西德给予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放弃统社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必将克伦茨置于一个要么实质性地推进国内政治自由化改革、要么面对经济崩溃并爆发全面革命的境地。历史表明了东德无法承受后者之痛，它无奈地选择了开放选举以及政治自由化之路。

综上所述，匈牙利民主化改革以及西德政府对“东方政策”的背离这两点要素的交互作用是东德难民危机发端和升级的主要动因；克伦茨的“变革”计划面临着外债缺口与政治民主化的双重压力，他前往莫斯科寻求苏联的援助并没有得到预期结果，继续寻求已然放弃“东方政策”之西德的帮助，也不出意外地被告知需要将政治民主化与经济援助挂钩。结果是，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刚刚开始，由于体制的不畅、个人的失误导以及西方媒体的宣传致使柏林墙被迫、无序地打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摘自《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原题为《1989年民主德国危机与柏林墙倒塌之内外因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