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春 蔺陆洲

输家政治：非洲选举与族群冲突研究

文/张春 蔺陆洲

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多数新实现民主化的国家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特别是在非洲，与成熟的民主国家相比，非洲国家往往出现选举输家不接受选举结果的情况，轻则质疑选举获胜方选举舞弊甚至选举操纵，重则引发选后冲突甚至内战。本文将这一现象统称为“输家政治”，即选举输家不接受选举结果、不愿通过法律渠道质疑选举结果或通过法律渠道但却不接受法律裁决，相反采取从抵制直至冲突的对抗性措施。输家政治现象在非洲不只发生在所谓的威权主义国家或“专制国家”，也发生在民主转型国家甚至那些被西方称为“民主典范”的国家之中。尽管为数不少的西方学者将输家政治现象视为民主巩固问题的一部分，并将其与非洲国家的内部问题特别是族群冲突相联系，但其真正的原因要复杂得多，特别是考虑到非洲的历史发展，国内外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组合对非洲输家政治的影响实际上会更大。

非洲输家政治的演变

自非洲各国结束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独立以来，输家政治就长期困扰着非洲国家，成为非洲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顽疾之一。根据作者综合多个数据来源的统计，自1960年至2012年，非洲各国共计举行过335次总统选举，其中仅有略超过半数的选举失败方接受选举结果（167次），而对选举结果不满甚至不服进而采取各类抵制措施的多达121次，另有47次总统选举在当年便直接引发了暴力冲突、政变甚至内战。根据国际体系演变和非洲内部民主政治发展两个标准，可将自1960年以来的非洲输家政治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非殖民化运动成功初期（1960-1970年）

这一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正激烈展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发展迅速，实现了国家独立。在这个11年里，非洲国家共计举行了51次总统大选，其中有34场选举遭到输家的质疑、抗议甚至引发暴力冲突；在此期间，非洲各国还发生过27次政变。形成这一时期输家政治的原因相当复杂，核心问题在于非洲国家普遍缺乏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基础。第一，由“先有国家，后有民族”政治而来的，被人为捏合在一起的各个族群形成地方主义，在非洲的选举政治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第二，严重缺乏相应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能力来保证选举输家的未来利益。第三，原殖民宗主国的介入。

（二）政治现代化倒退时期（1971-1991年）

这一时期大多数非洲国家呈现出权力集中化的趋势，最大的表现就是从竞争性多党制向一党制的转变，竞争性的选举数量逐渐下降。在1971-1991年期间，非洲大陆共计举行了100次总统大选，其中发生抵制现象的多达61次，政变总数为58次。总体上，这一时期非洲输家政治的原因更多是内生性的。首要的原因来自于蔓延非洲的政治权力集中化趋势。第二项原因来自于这一时期非洲国家的经济失败。相对而言，外部介入在这一时期对非洲输家政治的影响并不大。

（三）“第三波”民主化时期（1992-2012年）

受冷战结束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这一时期非洲国家共计举行了184次总统大选，其中发生选举抵制的为36次，另有26次在选举当年便引发了暴力冲突。相比前两个时期，选举接受率大为上升。这一时期政变也有所下降，为29次。非洲选举输家政治在这一时期的变化，既有内因也有外因。首先，选举文化正日益内化到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其次，非洲的经济发展，进入21世纪后，非洲迅速从“绝望的大陆”转变为“希望的大陆”。第三，国际社会的介入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使非洲国家的选举政治日益走向成熟；但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民主推广政策，使得非洲少数国家的选举出现重大偏离，甚至形成某种但凡执政党获胜就可被指责为选举操纵的输家政治滥用现象。而选举输家之所以能滥用输家政治，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外部的不当介入。

非洲选举中的输家政治：量化分析

为了更为精准地理解非洲选举中的输家政治现象及其与族群冲突的相互关联，在前文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节使用量化分析方法进行考察。

（一）研究假设

由于是选举导致了输家政治并使族群冲突在选举期间得以放大甚至诱发冲突，因此选举本身多大程度上导致了输家政治并对其持续时间和强度产生影响便是关注的重点。作者将以输家政治的发生时间、持续时间以及从抵制到冲突的强度为变量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设。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的基本数据是非洲总统大选统计，其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于《非洲选举：数据手册》、“非洲选举数据库”和其他数据库及网络数据。覆盖1960-2012年间的48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最后所产生的数据库包括接受选举结果（167）、选举抵制（121）、当年冲突（47）、头年冲突（45）、次年冲突（39）、与选举相关的政变（39）等，共计458个案例。本文围绕输家政治的衡量建立了三个模型，均使用逻辑回归方法（Logit Model），衡量选举当年或选举前后1年内输家政治的发生、输家政治的持续时间和输家政治现象的强度。

（三）研究发现

根据上述三个模型，本文对第一节所讨论的非洲选举输家政治现象的发生、持续时间和强度进行了总体检验。得出有关前述假设的相关结论。第一，越接近选举，输家政治发生的几率越高；大选当年发生输家政治的可能性更高。第二，大选当年的输家政治强度明显更高。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输家政治与族群冲突的关联，基于前述定量研究结论，根据之前对非洲输家政治演变分期，使用相同的方法对输家政治的发生和强度做进一步的检验，得出相关结论。第一，内生性非洲输家政治倾向抵制大选结果，外部介入后利用大选本身发动输家政治的迫切性有所下降。但是，从输家政治发生与持续时间的显著关联性可以看到，在外部力量介入后，非洲国家的输家政治持续时间更长，更加难以解决。第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外部介入，非洲输家政治呈现出新的趋势，即：越接近大选时间，输家政治的持续时间反而越短，而强度和发生的频率却在上升。第三，非洲的族群冲突与输家政治仅存在一种内生性联系。这也反过来证明，外部因素才是影响非洲国家输家政治的重要原因。

非洲选举中的输家政治：案例研究

上文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揭示了输家政治与族群冲突的多样性联系和阶段性发展。更为具体地，这种联系和发展使非洲选举与族群冲突的关联呈现两种类型，即内生型和内外混合型，纯粹的外生型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而在内外混合型中，外部介入又可分为地区性介入和国际性介入两种。

因此，非洲的选举政治与族群冲突的关联大体存在三种模式：国内模式，主要由于国内民主制度和意识发展不充分的内生性矛盾导致的输家政治，其典型是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地区模式，尽管同样源于国内发展不足，但地区政治可能对其国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导致输家政治发生，其典型如马里和刚果（金）；国际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国国内政治现代化有着严重的外部依赖度，无论是依赖于原殖民宗主国还是当前西方的民主推广努力，都可能产生在外部支持下的选举输家对输家政治的利用，其典型是科特迪瓦和津巴布韦等。

结论与启示

非洲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仍在继续之中，其标志之一是选举政治中的输家政治现象的比例正稳步下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诸多西方学者强调族群冲突是输家政治现象的重要原因，但本文的研究显示，内生性非洲本土的族群矛盾真正发挥消极作用的时候并不多，对输家政治的族群归因严重缺乏定量和定性支持。首先，定量研究显示，或许只有在1971-1991年间，族群矛盾或冲突才真正对非洲的选举政治产生了消极影响，但这也只是导致输家政治的强度上升，对于输家政治现象与族群矛盾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联，定量分析并不支持。其次，定量研究还显示出非洲输家政治的另一发展，即冷战结束后非洲输家政治呈现的高强度、高频率和持续时间长的现象，它暗示着外部介入与非洲输家政治的重大关联。正如一位重要的非洲问题研究学者所指出的，由于急于推广民主特别是选举，西方国家未能认识到选举后谁将治理国家的问题，使得该国族群间的特定紧张被引爆。因此，西方国家在这些国家推广的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乱”（democrazy）。

非洲国家在过去60余年来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特别是输家政治的演变表明，一国的民主化更多应立足于其自身的内生性发展，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同步现代化。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对非洲输家政治的三个阶段性发展的考察说明，外部介入往往会使这一进程遭遇意想不到的阻碍，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大量滥用输家政治的现象发生，更说明了国际介入的消极后果。因此，无论是非洲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要真正推进自身的政治现代化，就必须切实掌握政治现代化的“所有权”，实现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能天真地将希望寄托于外部支持上。尽管内生性的政治现代化可能更为漫长和曲折，如同尼日利亚案例所证明的，但却被证明将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而不会被误导甚至被利用。

（张春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蔺陆洲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摘自《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