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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花开自厚土与深山
——论熊明修诗歌艺术的来源

2016-11-25袁敦文

世界文学评论 2016年3期
关键词:大别山乡愁诗人

袁敦文

生命之花开自厚土与深山
——论熊明修诗歌艺术的来源

袁敦文

熊明修,大别山深处走出来的诗人,中国乡土诗坛上的常青树。本文用比较的方法将其诗放入欧美象征主义诗歌和中国当代诗歌范围中审视。其诗负载着厚重的红色文化、农耕文化、孝善文化,弥漫着浓浓的乡愁。诗人以亲历者的心灵触角,从农耕文化与现代城镇化进程的碰撞中洞观出现代城镇化进程对传统农耕文化和民族记忆的拭抹与毁灭,既而从哲学和美学的层面试图挽回一份空灵和自由,溢荡着牧神的风采,对当今浮躁而功利的诗界有一定的明鉴意义。

熊明修 乡土诗 牧神 美学意义

诗是什么?法国·瓦雷里说:“诗的目的乃是唤起人生最高的一致与和谐。”[1]高尔基称赞叶赛宁是“大自然专门为了写诗,为表达那绵绵不绝的‘田野的哀愁’,为了表达对世间所有动物的爱而创造的一个器官。”[2]法国·玛拉美认为:“诗人的使命就是在平凡之中挖掘不平凡的存在。”[3]湖北著名诗人熊明修先生就是这么一位生于大别山、长于大别山的用生命唱着大别山之歌的不平凡的乡土诗人。

一、厚重而激越的土地养育出厚重而激越的诗人

50年代初,熊明修出生在大别山南麓一个闭塞而又贫穷的农民家庭。然而,大山的闭塞和贫穷却湮没不了它厚重而充满神奇色彩的文化底蕴。鄂东麻城以“异人”文化、科举文化、移民文化、孝善文化、红色文化而响誉中外。苏轼在他的散文《方山子传》中写道:“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见。”这篇散文是他于宋神宗元丰初年(公元1078年)被贬黄州,路过麻城岐亭杏花村,遇见老朋友陈慥而写的。“光黄间”,即今河南省光山县与湖北省黄冈市之间,也就是今天的麻城市一带。“异人”即指那些品行高尚、志存高远、文韬武略、特立独行的奇异之人。如他的好朋友洛阳豪杰陈慥(字季常),弃车马轻裘,携妻妾离开繁华都市到蛮荒之地湖北麻城岐亭杏花村隐居;唐朝成就青年诗人王勃写出千古名篇《滕王阁序》的洪州都督阎伯屿;再后来,明代思想家李贽在麻城龙潭湖芝佛院讲学长达十二年之久(公元1588年至1600年);将明代第一奇书《金瓶梅》的手抄藏本交南京刊行于世的大藏书家刘承禧等等,都属于光黄间所谓的“异人”。

麻城自古就有崇文尚武之风。仅明代,麻城考中文进士的就有112人,武进士有20人,举人更是无数。明朝时期的麻城,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高地、精神的“硅谷”,知识精英、文官武将的输出地。

中国有“湖广填四川,麻城占一半”的说法,麻城是中国八大移民中转地之一。古代浩大的移民运动,造成了如今感人至深的“寻根文化”。

麻城是中国著名的“将军之乡”。这里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策源地。在“惊天地、泣鬼神”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队伍中,每四个红军中就有一位是来自大别山黄麻“苏区”的战士,他们以普罗米修斯的献身精神,谱写出“二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的英雄赞歌。

正是这块充满着激越情怀和厚重文化底蕴的土地,孕育出了激越而厚重的当代诗人——熊明修。

1980年,熊明修从大别山深处的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工地上开始向诗歌的殿堂进发,并从此而一发不可收。三十六年来,当年那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现在已是“耳顺”之年的老头了。三十六年来,他畅游在诗歌的海洋中,劈波斩浪,风生水起,硬是用一双沾满泥土芳香的脚,走出了麻城,走出了湖北,走向了全中国。三十六年来,他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诗刊》、《词刊》、《当代》、《中国作家》、《星星诗刊》、《诗歌报》、《当代作家》、《长江文艺》、《芳草》、《写作》、《诗神》、《中国诗歌》等数十种大型文学期刊、报刊上发表诗歌作品1000余首,近120万字。从1995年开始,《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连续16年刊载他的诗歌,共计达30余首。《光明日报》、《中国艺术报》、《南方日报》、《湖北日报》、《乡土诗人》、《长江文艺》、《当代文学研究》等报刊多次发表对他的诗歌进行评论的文章,有多篇诗歌被武汉大学《写作》杂志作为范本并请中文系的教授点评向学生推介。诗歌《大别山竹笠》获《人民日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诗歌征文三等奖,《汉阳走笔》获人民文学诗歌奖,《映山红映红大别山》获湖北省“群星奖”银奖,《致远行者》获湖北省作协“喜迎党的十八大诗歌征文”三等奖,《白与黑》在《星星》诗刊发表后,入选2006年《中国诗歌精选》,《接近炊烟》在《绿风》诗刊发表后,入选《风吹无疆·绿风十年精品选》(1997-2006),《鄂东文人》入选《长江文艺》六十年丛书诗歌选,《苦人沟的女人》入选《诗歌大观——2012年诗歌年鉴》。出版有《太阳出山》、《犁耙飘香》、《走向春天》、《鄂东的风》等五部诗集。如此厚重的诗歌作品,如此丰厚的获奖成绩,如此持久的创作激情,这一切的原点在那里?这一切的动因是什么?纵观熊明修成长的地域和环境,剖析诗人的心路历程就不难找到答案。

二、大别山是他的一份厚重的诗歌富矿

诗人温东华在《诗的批判与创作》一文中指出:“诗应当是一个生命体,而组成这个生命体的细胞——意象也必须是活的。”[4]诗人熊明修生于大别山,长于大别山,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打上了大别山人鲜明的印记——朴素、坚韧、诚实、守家。大别山人不喜欢怕苦怕累,不喜欢花狸狐俏,不喜欢扯谎溜白,不喜欢攀龙附凤。这些固有的大别山人的基因流淌在诗人的血液里,生生不息,其外化在诗歌里的意象则是山溪、蛙声、小渠、河滩、羊群、春秧、冬麦、棉花、柿子、桑林、老树、竹笠、石凳、吊锅、炊烟、老屋、草垛、田埂、山路、老井、篱笆、水车、木榨、背篓等等开门就见,闲暇就聊的物事。这些土得掉渣的农事一旦写进诗人的作品里去,就像浸入化学试剂里的试纸立刻显现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幻化出山里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来。《大地》副刊部原主任、著名诗人石英先生说:“我与熊明修未曾谋面,却对他的诗作很熟悉,也很喜欢。他的诗植根于鄂东大地的泥土,对生长养育他的乡村和乡亲有一种异于寻常的挚爱。他的诗并不‘土’,更不‘白’。他一提鄂东就来神,一写黄麻就出彩。他是拥有‘一招鲜’的优势。”[5]

冰封雪冻的季节/挂在屋子里的犁耙/暗自飘香/水和泥土还很寒冷/我们从袖管里/抽出温暖的手指/抚摸犁耙的思想

犁耙教给我们最初的智慧/热爱土地/加入犁耙养活的民族/就要跟随犁耙走向土地/以大将风度/统率雨水阳光

耕耘播种的日子/光明与黑暗无法左右我们/多情的种子/越过一些灾害,以一还十/一起到达耐人咀嚼的地方

一切逐渐丰满起来/犁耙突然停止了/蹒跚的步履/以至离开犁耙的日子愈深/我们的感觉愈清香——《犁耙飘香》

犁耙,大别山山民农耕的工具,它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却在大山深处延用至今。这种古老的农具,已经以农耕文化的形态,留在工业化时代人们的记忆中,当然更多的时候是被遗弃甚至遗忘。诗人以敏感的心灵触角,感受到时代发展、工业化进程中的某种民族失意症正以南北极冰川退缩的速度形成无法弥补的毁灭,一种救民族记忆于速灭的历史责任感在炽烤着诗人的灵魂,于是有了这首《犁耙飘香》的问世。诗歌以暗示、象征、比喻、拟人等手法,把犁耙在中国传统农业史上的地位以及现代大工业化进程中其岌岌可危的命运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诗歌的语境沉浸在浓浓的眷恋和深沉的哲学思考氛围之中,耐人寻味。

倚山傍岩/南北相向的房舍/全是歪脖子枣木造就/久远的年代,雕梁画栋斑驳出/许多怪状,许多传说/听不出有哪一丝空瘦

坐在老街上品茶的全是名人/有肩挂猎枪的猎户/有令人要扣动板机的美丽野鹿/有大大咧咧进行物质交换的藤筐竹篓

老街喝的全是名茶/茶杯里荡着十八把扇子连连与秧歌/茶杯里有棵相思树盛开晶莹的花束/茶里的清露濡湿了粗犷的感情,一切都觉得温柔、憨厚

铺得平平坦坦的石板路/虽然偶尔露出几声沉重的喘息/仍有一首七绝的格律/让脚板读出/远古与现代的风流

——《老街》

大别山有许多条不为人知的老街,这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老街养育了憨厚而剽悍的汉子,也养育了健硕而羞涩的女人。这首小诗正是大别山深处老街民俗风情的生动写照。倚山傍岩的歪脖子木屋,尽管年代的风雨驳蚀了当年的风采,一幢幢却仍然岿然挺立;铮铮的骨架,没有丝毫的胆怯和空瘦,仍是山里人的温暖的梦。猎人、猎枪、野鹿、藤筐、竹篓,一切都是老街男人的名片;十八扇子歌、秧歌、相思树是老街女人们做不完的梦。这一切似乎是湘西沅水边上翠翠与她爷爷故事的另一种语态,同样勾起了游子王孙的隐隐酸楚的回忆和怀念。啊,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啊!你何时才能随风而逝呢?

同大自然的儿子、农民的儿子叶赛宁一样,熊明修是大别山的儿子、农民的儿子、缪斯的儿子。他生长在大别山的折皱中,扎根在大别山的泥土里,提笔就满纸泥香,歌唱就犁耙水响,总有写不完的乡情,总有唱不完的山歌。

诗评家朱先树先生在参加湖北文化周时,对湖北重点诗人的诗作进行了评价,当谈到熊明修的乡土诗时,他是这样说的:“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场革命,城市的崛起是人类智慧的奇迹,然而城市又是一柄双刃剑,交通拥挤、心灵压抑、道德失衡感、文化世俗化,都在扭曲人的性灵,于是田园文化的向往,便成为灵魂的皈依。”[6]熊明修的诗在很大的层面上就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灵魂寄托和回归。

大别山有厚重的生态景观,更有厚重的人文景观,法国诗人兰波指出:“诗人应该是‘洞观者’,应该去发现真实世界,寻找真正的生活。”[7]

诗人温东华指出:“那些最伟大的诗歌的共同本质是,对人类关爱,对其灵魂不断探索。”[8]熊明修正是以“洞观者”的姿态,不囿于对现象世界的梦幻认识而将笔触深入到人的意志、心灵中去,力图走近真实世界,理想世界,像普罗米修斯那样,做一个真正的“窃火者”。

大别山鄂东地区为诗人理想的实现提供了丰富的人文资源和坚实的思想基础。

苏轼、李贽、程颐、程灏、黄侃、闻一多、瞿秋白、董必武、叶君健、泰兆阳、李四光、彭桓武、胡风、废名、姜天民、丁永淮、熊召政、刘醒龙、谢克强、熊文祥、何存中等一大批先贤圣哲,文坛巨擘给熊明修“洞观”大别山精神宝库提供了可能。他尽情地与“异人”们对话,用哲人的智慧之笔拨动大别山表象之外的另一根琴弦——理性之弦,力图破译大别山圣地的人文密码。

“你是巴河养育的儿子/你是屈辱中站起来的一代诗魂/你吐出的心和红烛是一种颜色/你无愧于“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红烛人生

偌大巴河像一张没有落墨的宣纸/最先只能写上你的名字/充满灵性的巴河/以母亲的情怀/拓展你的思路,教你写《太阳吟》《红烛》《秋色》/飞溅思想火花的作品

热爱巴河,我们以身相许/巴河却要拷问我们的诗歌走向/要想当真正的诗人/就要写真正的诗/像《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像《七子之歌》——/啊,母亲/他们掠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置身于黑暗之中/你把最后的演讲/激荡成抗战的序曲,今天的世界仍能听见/靠正义活着,为正义而死/你叼着烟斗/使失去?民族气节的人一见害怕/那是一道黑色的风景”——《红烛闻一多》①

诗人站在鄂东这块革命的热土之上,与革命先驱、民主斗士、文化巨人对话。诗歌分四节,分别从精神、思想、作品;过去、现实;整体、局部,时空转换上,即高度概括,又具体入微地剖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骁将、伟大的爱国知识分子、诗人闻一多先生的高贵灵魂——“屈辱中站起来的一代诗魂”,“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红烛”人生;爱国的情怀——《太阳吟》《红烛》《忆菊》;爱憎分明的情感——《死水》《七子之歌》。这种对诗人的“洞观”,正是对社会“洞观”的结果,也是作者从内心对话向社会对话的成功转换,从而扩大了其诗的观照面和精神内核,使诗歌更富于丰富的社会担当,从而显得厚重耐读。

三、乡愁是他的一根永不断线的风筝

乡愁同爱情一样是诗人笔下永不生锈的话题。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楚辞·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从白居易《望驿台》“两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家!”到晏殊《木兰花· 春恨》“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从叶赛宁《你是我的被扔弃了的乡土》“你是我的被扔弃了的乡土,你,我的乡土——是荒原……”到洛尔迦《低着头》“女性啊,你是园中开着的花朵:有如你处女的肌肤,那些蔷薇/说不尽的芬芳和娇柔,但也充满了悒郁的乡愁。”从夸西莫多《黎明》“这里的九月,是一幅明丽的画,草地晶莹莹的滴翠/恰似南国故乡/撩人的早春。”到叶芝的《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当然,当代中国人最熟悉写乡愁的诗莫过于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了。这首写乡愁的诗,以因国共两党的分裂,造成大陆与台湾的人为阻隔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为切入点,将两岸同为炎黄子孙不得相见的乡愁,从时间的长度上,从小到老的隔海相望的离别之苦,通过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等具象,化虚为实,将乡愁写得可见可触,读之令人落泪、心头滴血!

熊明修的诗里,乡愁是其抒发感情最多、最浓、最传神、最感人的一个话题。诗人写进诗里的乡愁总是那样地清远、绵长、纯朴而具有可感性。

“飞到天上/那是鸟的身影/落在地上/那是我的身影

打开记忆/掏出我的童年/母亲手中的那根线/还在,只不过/那根线/变成了一条土路/通向母亲的坟墓

昨天,母亲放飞我/今天,我来放飞母亲”

——《风筝》(175)

这首小诗将乡愁想象物化为“母亲手中的那根线”“那条土路”,这样化虚为实,虚实结合的手法,使得抽象的愁变得可触、可见;虚无飘缈,缠缠绵绵,难以排遣的愁与风筝上的那条线、乡村的那条盘曲悠长的小路形成了质的关联与契合,入情入理,素朴无华,怎不动人。它们与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一脉相承,同源同理,都是炎黄游子乡愁的对象化。

“一年只来一回/一年只往一回/为何来往一回/如此牵挂,如此纪念

就像我家的老土灶/里面有一口大锅/外面有两口小锅/小锅天天用/大锅一年只用一次

可是/不知为了什么/母亲天天给大锅装满水/还要多添一些柴禾/把大锅暖着”

——《远亲》(170)

这首小诗,没有任何绚丽的描写,没有奇特的比喻和华丽的辞藻。诗人就只是一个人静静地、不慌不忙地对人也许是对自己的一段回忆性的倾诉,讲故事。恰恰正是在这样不慌不忙、不徐不急的话语节奏中,并兼用了回环往复的句式,在语境上形成了一种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一唱三叹、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在一种素白的语境中,却产生出一种奇妙无比的音乐美,“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这大概就是王安石说的“诗家语”。王安石在《诗人玉屑》卷六里提到的“诗家语”,就是说“诗的用语有时和散文不一样,因为诗有韵律的限制,不能像散文那样表达。要是我们用读散文的眼光去读诗,可能会忽略作者的用心,不能对诗作出正确的理解,那自然体会不到它的好处,读了也不会有真感受。”[9]

如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下半阕: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这里,词人也是以“自语”的形式,诉说自己夜行遇雨,忽见曾经来过的“旧时茅店”时的喜悦之情。一个“忽”字,情态尽出,这就是“诗家语”,即在不言中见极言,在平静中见巨澜。熊明修的乡愁诗,就达到了这种平中见奇,淡中有味的意境美,值得咀嚼把玩。

四、与牧神一道坚守山原

已届“耳顺”之年的他,诗人熊明修可以说是功成名就。曾经与他一起追逐缪斯的文学青年现在大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挂靴收鞭了。然而,熊明修却坚守着当年的信念,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地在诗歌道路上跋涉并享受着,与牧神一道坚守着自由而寂寞的山野田园,永不停歇地唱着大山的歌。在当今社会变革如火如荼,工业化、城市化的革命迅猛而深广,疯狂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侵蚀着人们心灵的环境中,一个正直的诗人如何定位的问题自然地浮出了水面。“私人致富性和享乐主义导致整个民族集体潜意识中对理想与神性的摒弃和远离”[10]。评论家小海在《诗人的定位问题》中指出:“作为一个诗人,你可以不考虑一首诗的创作冲动、来源等等,但你必须对诗歌创作有个整体方面上的把握。”[11]小海说:“在对待民族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影响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它是诗人自我定位的重要前提。那就是站稳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才能不惧怕‘混血’,不怕被‘吃掉’,它所依据的是诗人个体强大的、综合融会贯通的能力。”[12]商品化、市场化同样给诗歌这块神圣的精神高地带来了雾霾。一时期,商业性、媚俗性的诗歌如乱云飞渡。表现在表现形式、手法上的超现代性、荒诞性、非逻辑性、私秘性、诡异性、快餐式。有人甚至戏谑当代诗说:读不懂的就是好诗。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否定西方现代派诗歌、欧美象征主义诗歌象征、暗示、神秘、隐逸、梦幻、隐喻、比拟、反传统、非理性、非逻辑、化丑为美等手法,而是担忧一些人全盘西化,过分追求形式上的标新立异、故弄玄虚、晦涩难懂,还自我炫耀为先锋;希望诗人们在学习西方流派时采取“扬弃”的态度,还我国诗坛一片明朗的天空。熊明修无疑是这片明朗天空的坚定守护者。他的诗歌,即保持了传统清新、自然、流畅的风格,同时,又吸收了西方现代派诗歌的象征、暗示、隐喻,甚至是非逻辑性的手法,为其诗歌创作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其诗歌的天地里吹来了一缕新的海风。

“记得是去年的春天/我们将玉米棒串成串/分挂在乡村的屋檐

是谁教它/同所有醒来的眸子那样/一个劲地欢欣/向这个城市眨起多情的醉眼

而且是成群结队/跻身于这座充满巧克力的城市/喂养一簇初升的花朵

面对从乡下走来的玉米棒/一位年轻母亲/仅花五毛小钱/点燃了一团美丽的火焰”

——《会走动的玉米棒》(286)

这首诗就运用了象征、比喻、拟人、暗喻等手法,将农村人进城经商的一个小小画面,渲染得如此美丽,表现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给农村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同时也隐喻了一种浓浓的乡愁和怀旧。“会走动的玉米棒”是拟人,也是象征,它象征着农民走进了城市,象征着改革给农村带来的巨变,象征着农民生活的富足。诗歌结尾的“一位年轻的母亲/仅花五毛钱/点燃了一团美丽的火焰”,这里就用了隐喻的手法,“火焰”喻意农民致富的希望。这象征、隐喻、拟人等手法的运用,给诗歌在表意上带来了生动性和多义性,增加了诗歌表意的深度和广度,使诗歌更有想象的空间,显得含蓄而蕴藉。

是的,本文从诗人成长的环境、作品的内容、诗歌的美学特征等方面品读了熊明修的诗。上述林林总总,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从大别山泥土里拔节出的一棵朴素、纯洁、绵远而充盈着时代血液的生命之花。这是我对诗人熊明修和熊明修的诗的印象。最后,用诗人熊明修的一首《我的片段》来结束本文吧:

“蛙声不须多,听一夜就够了/千里之外/那风仍在故乡的蛙声里

这么多年/蛙声是我的思想/我租来故乡的半亩春色/把自己种了进去/我经历了太多的灾害/有些闪光的东西/险些被稻飞虱它们挟持

我握一把正直的锄头/翻开脚下一层又一层黄土/直至挖出太阳

还是那一夜蛙声/清退我身上的泥土/还是那半亩春色/清洗我的灵魂/我用波澜不惊造句,用丰收结尾”(296)

注解【Notes】

①熊明修著:《鄂东的风》,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奠自佳、余虹:《欧美象征主义诗歌赏析》,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版,第267页。

[2]奠自佳、余虹:《欧美象征主义诗歌赏析》,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版,第190页。

[3]奠自佳、余虹:《欧美象征主义诗歌赏析》,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版,第119页。

[4]温东华:《温东华诗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

[5]石英:《走向春天》,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版,第1页。

[6]朱先树:《湖北文化周专刊》,载《光明日报》2011年10月刊。

[7]奠自佳、余虹:《欧美象征主义诗歌赏析》,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版,第72页。

[8]温东华:《温东华诗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9]周振甫:《诗词例话全编(上)》,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10]邓华:《无语时代诗歌的敌人》,载《诗神月刊》1995年第3期,第35页。

[11]小海:《诗人的定位问题》,载《诗歌报月刊》1998年第7期,第53页。

[12]小海:《诗人的定位问题》,载《诗歌报月刊》1998年第7期,第53页。

Title: The Life of Flowers from the Soil and Mountains—On the Source of the Poetic Art of Xiong Mingxiu

Author: Yuan Dunwen, Macheng Normal School in Hubei Province.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Xiong Mingxiu, the poet from Da Bie Mountain area, is an evergreen tree of local poetry in China. This article m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surveyed his poetry in occident symbolic verse and Chinese contemporary poems. His poetry burdened massive red culture, farming culture, filial and goodwill culture, which was full filled with nostalgia. Xiong Mingxiu perceived swab and destroy of Chinese farming culture and the ethnic memory which due to modern urbanization. He saved a little piece of free and natural on the aesthetic and philosophical dimensions. He had a strikingly elegant of faun, and showed the meaning signif cance in the present blundering and utilitarian world of poetry.

Xiong Mingxiu Local poems Faun Aesthetic Value

袁敦文,湖北省麻城师范学校,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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