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金燕

《愤怒的葡萄》中的伦理主题

崔金燕

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自问世以来广受关注，小说中的生态意识，以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团结奋斗精神都是大家讨论的重点。本文拟从小说中存在的二元对立因素及解构尝试来探讨斯坦贝克的社会思想和改革途径：唯有通过团结互助、共同战斗，实现人与人的平等、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创建美好未来。

斯坦贝克 《愤怒的葡萄》 伦理主题 二元对立 双性同体

约翰·斯坦贝克（以下简称“斯坦贝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许多作品以美国的土地和人民为题材。他替穷苦人说话，为被压迫者申辩。《愤怒的葡萄》可谓是他的巅峰之作，获得了普利策奖，给他带来了国际声誉。小说以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中部各州农民破产、逃荒和斗争为背景，描绘了一群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在极度恶劣的物质条件下的各种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团结互助、共同战斗的精神。

一、《愤怒的葡萄》中的伦理关系

（一）自然与人类的对立

小说一开始，便是一幅尘土飞扬的景象，庄稼奄奄一息，毫无活力和生气。“尘沙整天像从天空中筛下来一样，到第二天还是往下筛落，给大地铺了一床平整的毯子。”②“玉米用它软弱了的叶子与风搏斗，直到根部被猛掀猛撬的风刮松了，于是每一根茎杆都横倒在地上，标志着风向。”（2）“围篱外面的玉米受了炎热、干旱和风的摧残，倒在地里，叶子和茎杆连接处的各个凹膛里都装满了尘沙。”（15—16）“生态危机绝不是单纯的自燃问题，而是人类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存在着问题。”[1]自私和贪婪促使人类对土地过度开发，掠夺自然资源，妄图征服土地。战争对棉花的需求使得棉花价格上涨，一味追求最大利润的人们年复一年地种植棉花，使得土地极度贫乏，“把土地弄坏了，吸干了地里的血。”（30）“他们知道，天也知道。如果他们可以轮种各样的庄稼，那也许可以给土地输回血液吧。”（30）人类对土地掠夺式的开发，直接导致了沙尘暴这样的自然灾难。沙尘暴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庄稼毫无收成，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对人类进行报复，人们也变得更加烦躁不安，忧郁悲伤，冷漠无情。自然与人类不再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而是处于完全的对立状态。

（二）人与人的对立

1．资本家、银行家、农场主与农民的伦理关系

“人统治自然绝对根源于人统治人。”[2]人类中心主义统治下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也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小说充满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无情剥削。资本家、银行家与贫困大众的对立关系，农场主与农民的对立关系也是随处可见。“银行——或是公司——必须怎样——要想怎样——坚持要怎样——非怎样不可——仿佛银行或公司是一个具有思想情感的怪物，已经把他们钳制住了似的……他们是人，是奴隶，而银行同时既是机器，又是主人。”（29—30）“为了这块地，爷爷消灭了印第安人，爸爸消灭了蛇。我们也许可以消灭银行——银行比印第安人和蛇更可恶呢。”（32）资本家、银行家们占据着土地，赶走了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民。农场主利用过剩的劳动力，毫无人性地一再压低农民工人工资，剥削着他们的劳动成果。“在桃子成熟的两星期里要雇佣三千人……他们要雇三千人，却招到了六千。他们招了这许多人，工钱就随他们出多少了。你要是嫌工资低……还有一千人等着干那个活呢。”（246）主人公乔德一家“七个人干活，挣了这一顿晚饭。”（381）为了保持物价，有产阶级将多余的食物毁掉，也绝不施舍给穷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就这样被奴役着，被逼于绝境。他们不光是挨饿，是快要饿死了。资产阶级剥削着他们的劳动成果，更是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利。用小说中凯西的话来说，“你们没有权利叫人饿死。”（398）

2．男人与女人的伦理关系

男权制社会，男人是中心，是统治者，有发言权；女人处于边缘，是他者，是没有发言权的被统治者。小说人物一出场，女人们便是站在男人身后，偷偷地打量着男人的脸色，“只要家里的男人挺得住，他们就再没有忍受不住的灾难了。”（3）她们小心翼翼地看着男人的脸色行事。外面的世界是男人的，女人们永远属于家里，负责生儿育女、洗衣做饭、照顾老人孩子。小说中，每次讨论家庭重大事务的时候，爷爷坐在中间，男人们开始发言。作为家长，昏庸老朽的爷爷仍保持着首先发言的权利。在逃亡的路上，奥尔开车，“爸和约翰伯伯坐在司机旁边的荣誉座上，正跟家长的身份相称。”（92）乔德妈总是在锅旁，为全家人准备食物，或者照顾爷爷奶奶，照顾全家人。怀孕的罗莎夏“脑子里只转着繁殖和母性的念头”，（92）甚至小露西“感到自己那对发育着的乳房的力量，感到它们的责任和尊严”。（92）这种典型的父权制社会分工在男人和女人的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中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摧。女人们要么就是走不出家庭的主妇，要么就是靠出卖身体苟且残活。“在性别机制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决定了将女性作为性的存在，物质化的倾向，女性的身体成为欲望的符号，是男性的欲望对象和消费的对象。”[3]“乔德在沙土里细心画出了一个女人的中间一段身子，乳房、大腿和骨盆。”（20）“性别差异的价值二元论使女性和那些被认为是女性气质的事物处于低等、弱势地位。”[4]这种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被物化了的妇女，受着双重压迫，以最卑微地方式存在着。

二、二元对立伦理关系的解构

“西方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滋生为一种蔓延全球的‘暴力力量’”，“当人类的暴力改造超过了自然可以容忍的范围，悲剧和毁灭就会发生。”[5]贪婪的人类掠夺式地开发土地，恶化了环境，导致了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又反过来危害了人类的健康，恶化了人类的生存条件。随着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这种关系并没有得到改观，反而日益恶化。故事正是发生在美国工业化进程加快时期。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使得追求最大利润的资本家有机会利用机器代替劳动力，迫使农民离开土地，挣扎在生死的边缘。“庄稼生长起来和收割的时候，没有人用手指捏碎过一撮泥土，让土屑从他的指尖当中漏下去。没有人接触过种子，或是渴望它成长起来。人们吃着并非他们种植的东西，大家跟面包都没什么关系了。土地在铁的机器底下受苦受难，在机器底下渐渐死去；因为既没有人爱它，也没有人恨它；既没有谁为它祈祷，也没有谁诅咒它。”（34）冰冷的机器无情地扯断了农民与土地间的连结“脐带”，不能输送养分，不能延续生命。可见，人类的现代文明阻止不了生态恶化的进程，现代化农业改变不了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关系。

小说中描述的是一群无家可归、背井离乡、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农民。他们本是虔诚的信教徒。牧师热心布道，“常常高呼耶稣的名字，拼命赞美他。”（18）听道忏悔的人“多得站不开，有一半都差点要掉下水淹死了。”（18）他们大声嚷着感恩，满心充满了圣灵。乔德奶奶的口号是“感谢上帝”，餐前必须祷告；爷爷爱引用《圣经》的箴言。这样一群虔诚的教徒却并没有受到上帝的丝毫偏爱和庇护。用凯西的话说，“活着的人都是神圣的。”（140）但是，上帝却没有给予他们活着的权利。福音会的教徒以劝人为善的吟唱开始祈祷，继而应唱的声音里有了诉苦的调子，然后变成一阵犬吠似的狂吼，再转为呜咽的低腔，最后变成低微的哀号，“好像一群小狗围着一盆食料叫唤的声音一般。”（211）与其说这群善男信女在向上帝祷告，不如说他们在控诉自己悲惨的命运，在申讨自己生存的权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西在当牧师时候，利用神圣的传道机会骗得跟一个又一个女孩子在草地上野合。他满脑子都是耶稣的道理，却抵挡不住邪恶的念头，上帝也拯救不了这样的伪君子。所以，这个牧师痛苦、迷惘，他并不知道耶稣是谁，他知道一大堆耶稣的故事，可是他后来发现自己爱的就只有人。他明白，唯有人，而不是上帝，才能拯救人。

小说中刻画了一群遵章守法，本分老实，害怕权威的农民。汤姆因打架误伤他人而入狱，在牢中他处处忍受，好好表现。当乔德妈见到假释出狱的汤姆时，她首先担忧的是他是否越狱，确保儿子不是逃犯。即使这样，政府却容不下他们。资产阶级政府是代表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警察是政府用来控制民众、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他们驱赶不肯离开家、不肯离开自己土地的农民，他们抓捕要求上涨工资、带头对抗农场主剥削的农民工人，他们杀戮团结民众、争取生存权利的进步人士，他们不惜使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良民。因此，大家都得了一种病，叫做“恐警症”。在作者的笔下，联邦政府收容所貌似是个理想的场所。相对较好的物质条件，民主推选的委员会，没有警察。但乔德一家不得不再次离开。在那里，他们找不到工作，解决不了温饱，他们还是挨饿。联邦政府的收容所并不能让这些农民的处境得到根本的改善。少数人的政府保护不了他们，维护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是他们受苦的根源。

三、社会伦理秩序的构建

（一）双性同体构建和谐伦理关系

“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并不是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而是整个社会的一种价值判断。”[6]在这种“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价值判断下，统治与被统治、中心与边缘的男女对立关系自然形成。正如波伏娃说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是逐渐形成的。”所以，要消除性别歧视，解构这种二元对立关系，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性别观念。根据父权制传统的社会分工，乔德妈和其他的家庭妇女一样，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照顾家人是她的职责。但正如荣格在他的阿尼玛/阿尼玛斯理论中指出的，两性气质不可截然分开，男人身上具有女性气质；反之，女人身上也具有男性气质。在斯坦贝克笔下，乔德妈除了她身上典型的女性气质外，她还被赋予了强烈的男性气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她体型粗壮，意志坚强，遇事冷静沉着。在男人们被击垮的时候，她站起来撑起了这个家；在准备逃荒的时候，她做主带上凯西一起；在大伙要分开的时候，她坚持再困难一家人也不能被拆散；在汤姆因带领农民工人反抗剥削而打死恶警的时候，她肯定了儿子的行为，保护并鼓励他。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她表现了极强的决断力和行动力，她是一家人的精神支柱。“在自然灾害和阶级压迫面前，母亲的无畏使她成为一个兼具男性和女性优秀品质的形象。正是这种双性同体的气质才能使社会保持和谐进步状态。”[7]男人和女人本身存在着生理差异，但“性别差异并不能成为性别偏见的合理化解释。”[6]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基础上，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论将之完美结合，寻求和谐。它是“人类大脑里两性沟通与交流后达到统一与自然合作的一种精神状态；它从社会性别差异出发，最终走向两性和谐同体，从本质上解构和颠覆了父权制的两性二元对立说。”[8]

这种“没有固定的身份, 没有固定的性属, 将视点分散, 将中心消除, 让各种成分重新融合, 彼此沟通”[9]的设想，适用于两性之间，适用于所有人与人之间，也同样适用于人类与自然之间。只有消除这种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消除人类中心主义，消除二元对立，尊重自然，倾听自然，和谐相处，交流对话，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类平等。

（二）互助博爱，共赴逃荒之路

小说描绘的是一群穷人，逃荒路上，他们没有家，却视大伙都为家人；他们深陷困境，却互相帮助，无私分享自己的所有。乔德妈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形象。她会将本就不多的食物分给邻居家的孩子，她会毫不犹豫地在自家拥挤的车上给凯西留一个位置，在爸考虑“能不能再给额外的一张嘴吃饭”的时候，她坚定地说，“从来没听说过乔德家和黑兹利兹家有过路人要借宿、要讨点东西吃或是要搭我们的车的时候，拒绝过人家的要求。”（99）她认为“日子过得越不顺当，越要多帮人家的忙。”（452）“你要是遭到了困难，或是受了委屈，有了急需要——那就去找穷人帮忙吧。只有他们才肯帮忙——只有他们。”（382）穷人间这种互助友爱，互通有无的精神，是支撑他们在灾难中走下去、活下去的力量。怀孕的罗莎夏本是个只关心自己、关心小家庭的小女人，在妈的影响下，她逐渐成长为又一名大爱无私的“女战士”。在承受丈夫不辞而别、产下死婴的个人伤痛时，她用奶水救活了一个快要饿死的陌生男人。她接过了妈手中的“博爱”旗帜，将母性的光辉发挥到淋漓尽致。其实，这种互助博爱的精神体现在众多人的身上，流淌在每一个时刻。凯西为大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威尔逊夫妇帮助共同照顾生病的爷爷, 愿意用自己被子包裹乔德爷爷的尸体，面包店主特意偷偷将面包低价卖给穷人，温赖特太太热心帮罗莎夏接生……他们在用生命谱写了一个大写的“爱”字。正如凯西说的，他没有上帝，他爱的是人，他们爱所有的生命。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选择的是一起面对，共同度过。乔德妈自始至终坚持一家人不分开。“我们只有保住这一家不拆散就行了。像牛群一样，狼来的时候，就紧紧地聚在一起。只要我们都在一起，都活着，我就不怕。”（168）他们要像牛群一样，依靠集体的力量击退“饿狼”。农民工人也意识到齐心合力的重要性，“只要大家齐心”，警察是“不会跟两百人捣乱。他们只能专找一个人的碴儿。”（362）所以，一个家庭聚在了一块，一群穷人聚在了一块。凯西便是这样一个将一群人聚在一起的领袖人物。他看到了大家的苦难，开始怀疑自己信仰，褪去牧师的身份，将对上帝的爱转为对人的爱。他发现“所有的人有一个大灵魂，那是大家所共有的。”（22）“自己的灵魂不过是大灵魂的一小部分……要是不跟其余的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那就没有好处。”所以，“一个人离开了大伙儿，那是不中用的。”（426）他看到了集体的力量，带领大家经历从“我”上升到“我们”的身份意识转变。汤姆受了他的影响，也逐渐醒悟，不断成长，最后走上了工人阶级领袖的道路，他表示“凡是有饥饿的人为了吃饭而斗争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428）他带领一群破产农民向工人阶级转化。

斯坦贝克向我们展现的是一幅生态恶化、农民备受压迫、垂死挣扎的悲惨画面，也是一幅大家在厄运面前顽强抵抗、争取生存权利的战斗画面。这是美国现代农民的一部血泪史，也是一部奋斗史。只有团结友爱、共同战斗，才能走出困境。只有废除人类高于自然、男性统治女性的等级制度，废除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创建一个人类与自然、女性与男性以及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

注解【Notes】

①本文为2014年泰州学院重点项目《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TZXY2014ZDKT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美]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胡仲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赵媛媛：《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6页。

[2] Bookchin, Murray．The Ecology of freedom：The Emergence and Dissolution of Hierarchy．Oakland:AK Press, 2005, p.1．

[3] 戴桂玉：《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主体身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4] 吴琳：《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5] 南宫梅芳、朱红梅、武田田、吕丽塔：《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6] 方刚、罗薇：《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0页。

[7] 蔡荣寿：《从荒野到丰饶——〈愤怒的葡萄〉中的母亲形象流变》，载《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142页。

[8] 刘岩、马建军、张欣等：《女性书写与书写女性：20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

[9] 方亚中、张亚楠：《〈到灯塔去〉：雌雄同体》，载《江汉论坛》2007年第7期，第127页。

Title: An Ethical Study on The Grapes of Wrath

Author: Cui Jinyan is from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zhou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its publication, Steinbeck's The Grapes of Wrath has been drawn extensive attention.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book, the existence state of the peasants, and their spirit of struggle in unity are all our discussion focuse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Steinbeck ‘s social thoughts and reforming ways in terms of binary oppositions and its deconstruction in this book: Only through working in unity and close cooperation, achieving equality between man and man,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an we build a new social order and create a better future.

Steinbeck The Grapes of Wrath Ethical Theme binary opposition Androgyny

崔金燕，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