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郁 马岩

英国顶尖智库的特点及其扩散涉华观点的途径

文/陶郁 马岩

英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和背景

要理解英国智库在塑造英国政策和民意中所发挥的作用，就必须先理解英国智库发展现状和兴起的根本原因。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于2016 年1月发布的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英国共有288家智库，约占全球6846家智库总数的4.2%。就智库数量而言，英国仅次于拥有1835家智库的美国和435家智库的中国，位居全球第三。考虑到英国人口规模仅位居全球第22位、国土面积仅位居全球第80位，英国智库行业的发展现状，不可不谓之引人注目。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智库不仅在数量与规模上位居世界前列，其质量和影响也不容小觑。根据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共有16家英国智库跻身全球智库150强，并且有2家位居榜单前10名，它们分别是排名第2的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和排名第7的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由此，英国成为除美国外唯一拥有两所或以上智库同时跻身世界前10的国家。可以说，英国是不折不扣的“智库强国”。

总体来看，给英国智库行业带来别样生机的因素主要有3个方面。

首先，英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英国社会各界和朝野各种政治力量为了强化自身对这些事务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捍卫本国利益，建立了大量智库。更重要的是，英国能在智库数量和质量上远远超过了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和法国，主要归因于英国能够有效利用可观的软实力去弥补其硬实力的相对缺失，从而使英国智库的影响力远超于英国作为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

其次，英国的国家发展传统和历史积淀是推动英国智库发展的第二重动力。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殖民地曾经遍及世界各地；维多利亚时期，出于加强对殖民地了解与管理的需要，英国政界和学界兴起了研究分析国际事务及其他国家地区情况的热潮。当时的英国学术界涌现出了许多诸如人类学等崭新的研究领域。围绕着这些新兴的研究领域和话题，殖民地官员、传教士和学者逐渐组成了共同体。共同体成立最初便开始发挥着沟通政治、学术、商业和文化各界的作用，为之后崛起的现代智库创造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和运行环境。同时，英国智库也非常重视自身优秀传统的传承。例如，如今在世界智库排名前列的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就是在“一战”后巴黎和会召开期间为解决当时英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成立的。它一经成立就未曾停止过运行，如今其影响范围与辐射能力远远超越英国本土甚至欧洲大陆，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智库。

最后，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智库强国也有其幸运之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大英帝国逐渐解体，尤其是20世纪后英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衰退明显。然而，大英帝国的语言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传统都在由英国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新霸主美国身上得到了良好的继承和发展。这无疑为英国智库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外生优势，为英国思想与人才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影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英国在充分重视和利用这种外生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牛津、剑桥等世界一流学府开展了一系列的高校合作活动来吸引国际人才，从而生产新知识、新观点。

可见，通过有效利用国家的现实影响、历史积淀与外生优势，英国智库呈现出了繁荣兴盛的景象。英国智库所发挥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英国作为一个国家所能够影响的区域范围。并且，依托其遍布全球的资源、联系和影响，无论英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发生何种变化，英国智库的质量和影响都不太可能出现大幅滑落的情况。

英国顶尖智库及其类别特点

英国智库的能力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英国本身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当今英国，必然存在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全球影响力的智库。正是这些智库显著提升了英国智库行业的总体业务水平，而这些在世界范围内享有极高声望的智库，在塑造英国涉外政策方面也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想透彻地了解英国智库近一时期的涉华态度以及对中英关系的看法，应当首先从英国顶尖智库入手。

为确定英国最富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智库，我们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中的排名，选取了其中跻身于全球智库排名50强的6家英国智库，它们分别是：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世界排名第2）、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排名第7）、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世界排名第23）、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世界排名第30）、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世界排名第43）、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世界排名第45）。这6家智库是英国智库行业内的佼佼者，虽不能代表英国智库全貌，但它们大都资金雄厚、人才汇集，不仅在一个或数个领域内声名鹊起，而且往往和政策制定部门与学术研究机构都存在直接联系和密切合作。因此，分析这些智库能够帮助我们较为宽泛地综览整个英国智库行业，更有利于我们准确了解和充分掌握英国智库的见解和主张。

依据关注重点、历史传承和业务特征等指标，我们可以将以上6家智库分为两类。第一类智库的产生和发展与英国本国情况与背景密切相关，同时依然保持着国际大格局的雄心和野心；第二类智库则利用英国所具有的资源和条件，整合自身在全欧洲甚至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能力，关注与整个西方世界密切相关的重要议题。

1. 传统英国顶尖智库及特点

第一类智库具体包括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和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3家机构。这些智库重点关注的领域，都集中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领域。

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与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均为著名老牌智库，成立于英国作为国际关系规则制定者的年代；其中，以研究海战和军事理论起家的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由曾任英国首相、英军总司令的威灵顿公爵建立，还被一些学者视为全球智库的鼻祖。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又称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由参与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所建立。两家智库成立之初均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之后随着时代发展，它们都开始逐渐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不断拓宽自身的视野。现今，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不仅依然着眼于全球，而且往往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影响；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关注重点更是与时俱进，如今已经成为国际安全领域的顶尖智库。

国际战略研究所成立于“冷战”时期，其最初关注重点在核威慑与军备控制领域。“冷战”结束以后，它便宣称成为脱离任何政权、政府与政党的独立组织，依靠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院与附属研究机构，为各类机构提供关于国际战略的第一手资料和原创性研究成果。

2. 新兴英国顶尖智库及特点

与第一类在英国霸主时期崛起的智库相比，第二类智库的发展则更多地得益于英国在语言、文化、教育和对外交流等方面的现实优势。以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为代表的第二类智库，不仅广泛关注具有国际影响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议题，而且在成立之初就非常注重国际视野，强调与对学术资源的利用。

英国在其鼎盛时期曾一度奉行“光荣孤立”政策，以平衡欧洲各派势力来维护自身霸主地位。但在两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之后，英国国力明显下降。权衡利弊后，英国作出了将外交重点逐渐向本土收缩的转变，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如今，英国虽然已经宣布“脱欧”，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自身法律与政策深受欧洲大陆的影响，加之其欧盟创始国成员之一的身份和常年深度参与欧洲事务的历史背景使得英国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依然密切，这也为那些兼具欧洲关怀与国际视野的智库提供了良好的落脚点。事实上，成立于1983年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和成立于2007年的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虽然将总部设在伦敦，但都建立起了覆盖整个欧洲的研究网络；前者拥有800多名供职于各大高校、研究所、政策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的研究人员，后者在柏林、马德里、巴黎、罗马、索菲亚和华沙等欧洲大陆多个首都城市设有办事处。可见，这两个智库虽然立足英国，但在组织运行和活动开展等方面都特别注重自身所具有的欧洲视角和欧洲属性。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是英国顶尖智库俱乐部中最年轻的成员，前身是成立于2004年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冷战研究所，它依托所在高校雄厚的科研能力与西方许多国家政坛人物的密切联系，迅速成为了联结英国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政策的重要桥梁。

英国顶尖智库扩散涉华观点的途径

英国顶尖智库在人员与业务方面同政界、学界和大众媒体都保持着非常积极的互动，通过这种互动，其涉华观点很容易在英国、欧洲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并且影响深远。具体说来，英国顶尖智库发挥影响的途径，可以大略归纳为以下5类：

首先，英国顶尖智库能够高效利用互联网传播涉华观点。这些智库立足自身网站，通过文字、图片、录像等形式，依托网络向世界各地发布信息。本文所整理和分析的绝大部分涉华观点，就直接来源于前述所列6家智库的官方网站。一些智库已经开始提供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的内容在官方网站上。此外，英国顶尖智库也非常注重使用推特、脸书等多种社交网络积极扩散其主要观点，吸引广泛的社会关注。

其次，英国顶尖智库的涉华观点，往往会受到媒体高度重视。例如，在习近平主席访英安排公布之后，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015年6月邀请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研究员凯利·布朗（Kerry Brown）撰文，系统分析了中英关系的发展历程，并期待习近平主席访英将会把两国关系带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包括《财经时报》（Financial Times）在内的诸多富有声望和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也为许多就职或挂靠于英国顶尖智库的研究人员开设了专栏。而智库在媒体上刊登的许多文章，更会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助推其观点的扩散和传播。例如，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总监苏巴基关于伦敦金融城积极参与人民币国际化动机的分析，就被翻译为中文，供读者在《财经时报》旗下的“FT中文网”上浏览。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一些英国顶尖智库研究人员已经开始直接在中文媒体上发表评论。例如，在我国于2015年9月初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前夕，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安全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Alexander Neill）就应邀在“澎湃新闻网”上撰文，对未来亚洲能否避免战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阅兵的历史含义，新武器的展示，都体现了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以及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再次，英国顶尖智库常会邀请各方面专家出席他们组织的活动，在交流讨论中形成并传播新的涉华观点。例如，自2002年以来，国际战略研究所以及新加坡国防部亚洲安全峰会办公室更携手主办了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邀请来自亚太地区28个国家的国防代表、军事专家和政治人物展开非正式讨论，以期加深亚太国家之间在安全防务领域的互信。近年来，“香格里拉对话”议题常与我国密切相关，对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产生了巨大反响。又如，2015年6月初，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邀请其亚洲项目研究员、曾任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凯利·布朗宣讲其新书的有关论点，以中英两国作为案例，分析了外交事务在未来的发展趋势。此后，该智库还分别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就中国崛起与东亚稳定、海峡两岸关系、我国私营企业发展态势、东亚地区国际秩序发展趋势、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等多个涉华话题举办了讲座和讨论。

再者，英国顶尖智库与政界和学界存在密切的人员联系，其涉华观点可以通过人际网络向政界学界高效传播和扩散。例如，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由英国高层要人担任所长，该智库更是明确规定，所长有责任利用个人在内政与外交领域担任高级职务所积攒的经验，加强研究所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在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的3位现任所长中，约翰·梅杰（John Major）曾任英国首相、保守党党魁、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曼宁汉姆·布勒女男爵（Baroness Manningham Buller）曾任军情五处负责人、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校监，苏格兰女男爵（Baroness Scotland）曾在工党政府中出任总检察长。他们都具有沟通所在智库与英国政界乃至国际政要的巨大能量。除顶尖智库外，英国还有不少富有影响力的智库直接依附于政党组织。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大学2015年全球智库排名中位列第51名的“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与位列第98名的“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都坚定主张回归经济自由主义和“小政府”，一直与保守党关系密切；而左翼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则为布莱尔和布朗所领导的“新工党”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这些依附于政党的智库，往往在人员与信息等方面与英国主要政党存在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

最后，一些英国顶尖智库办有极富声望和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以发表和介绍最新的原创涉华研究。例如，国际关系学领域的权威期刊《国际事务》就是由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办。该刊物收录作品涉及国际关系研究的各个领域，其中不少论文与我国密切相关。如，该期刊在2015 年9月这期中收录了3篇直接涉及我国的论文，一篇探讨亚洲崛起对欧美关系的影响，一篇探讨我国与拉美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篇综述了最近出版的5本介绍我国当前政治社会形势的英文著作。

需要指出，以上列举的只是英国顶尖智库在影响政策进程的民意方面所使用的最为公开、最为常见，也最成惯例的手段。考虑到这些智库成员与社会各界之间的密切联系，智库在现实中所发挥的巨大影响，往往是通过非正式人际关系网络在日常生活里偶然互动的过程中施加的。因此，英国顶尖智库在生产与传播涉华观点方面的效力，很可能要比我们所能观测到的更为强劲。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在英国……智库和学术界之间存在着某种分工与合作的关系。智库往往与学者和政治人物都有联系，这种联系对于桥接学术与政治至关重要。……智库可以有效率地把知识‘部署’到那些它们最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因此，为理解英方如何看待我国，以及如何看待中英关系在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也为更好地引导英国顶尖知名智库全面准确地反映与我国相关的实际情况，笔者建议充分重视并及时跟踪它们的运行动态与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应当采取对方听得懂的语言与看得明白的行动，积极主动地通过多种方式与这些智库展开互动。

（陶郁系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高级讲师，马岩系新华社瞭望智库专家服务与智库联络部总监；摘自《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