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儒

“反对隐喻”之后
——对疾病隐喻的一种文化反思

陈新儒

自从苏珊·桑塔格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此概念以来，疾病隐喻便一直备受各方争议，是人文医学、文学批评乃至文化研究等领域所关注的学术热点。然而在当前的价值判断领域，桑塔格所建立的对疾病隐喻“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二元思维已非上策，我们至少还应该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综合性的反思：疾病隐喻的来龙去脉及其文化定义，疾病隐喻何以成为一种神话修辞，以及疾病隐喻在当今社会语境下有何新的意义和影响。在疾病隐喻无处不在却又泛滥成灾的今日，人文医学与文学理论尤其是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或许能够为学界正确看待并利用疾病隐喻提供一种有效的参照。

疾病隐喻疾病叙事文化研究祛魅与返魅

引言

“那能够表达哈姆莱特的滚滚思绪和李尔王的悲剧的英语，却没有词汇去描绘寒颤和头疼。最单纯的女学生陷入热恋时，都有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诗句为她倾诉衷肠。可是让一个病人试着向医生描述他的头疼，语言立即就变得干巴巴的了。没有任何现成的词句供他使用，他被迫自己去创造新词，一手拿着疼痛，另一手拿着声音。”①［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石云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604页。正是这些饱受病痛煎熬的作家们首先敏感地通过文学思维觉察到，疾病绝非像表面看起来仅仅属于医学范畴的事实问题，至少在修辞层面上，它还深刻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伦理生活，乃至对整个时代文化的导向作用，成为时代文化的一种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