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柱林



“改天换地”的想象与真实
——兼及东西寓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特征

张柱林

初次阅读《篡改的命》的读者，一定会对其叙事的力量感到震惊，继之产生深深的迷惑。小说里不乏东西笔下那些一直存在的质素，只是在这里体现得更极端更刺目，既荒诞、黑色幽默、举重若轻，又尖锐、直接、痛彻肺腑。当然疑问也就挥之不去：这一切可能吗？

人仅凭自己的力量，能否改变命运？这是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对《篡改的命》中的汪家人来说，所谓改变命运，就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贫穷变成富裕。在当代中国，一个靠种粮食谋生的农民要变成领工资有地位的城里人，主要有三条道路，一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在城市里找到立足之地；二是不同时期的招工招干；三是上大学。当然如果从中国农村人口的庞大数量来看，能够通过这几条道路成功的人少得可怜。除了汪槐说的“要怪就怪你爷爷，怪他当年为什么不跟着闹革命”，汪槐参加招工被副乡长的侄子顶替，汪长尺考大学上线也被人冒名顶替，其遭遇固然令人同情和愤怒，但他们的命运其实也就和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不同之处在于，汪家父子不甘心被命运摆布，他们要抗争。他们要死磕的，其实并非那些当权的腐败分子，而是他们所碰到的命运本身。历史似乎在给他们提供机遇，一九九○年代之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消费社会的形成，让汪长尺和小文能够在城里找到工作。只是他们虽然进城了，但他们仍然并非真正的城里人。他们只能出卖自己的身体和体力，而这样做得到的收入仅够糊口，无法让他们特别是自己的孩子过上体面的生活。在万般无奈之下，汪长尺瞒着妻子将心爱的儿子送给了有钱人。如果故事只到这里为止，我们也会为汪长尺的命运感叹，也会对制造了这一父子分离的悲剧的社会秩序产生怀疑和批判，也可以说小说已经完成了其任务和使命。当然，这样的小说就不会是东西写出来的。东西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的小说其实是从许多作者认为小说已经结束的地方开始的。

现代社会的到来改变了社会结构，但习惯仍然在起作用。汪长尺只身来到城里，没有其他生存资源，除了他的身体外，他只有亲人和亲情。家庭常常是原子化社会里个人最后的避风港和加油站。今天，人们仍然会为家庭成员牺牲自己的部分或全部利益，特别是为了自己的子女。但像汪长尺这样，竟为了儿子的幸福牺牲自己的生命，并且还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彻底变成别人(更不用说还是敌人)的儿子，这样的故事实在过于离奇。要做到这一点，作者必须帮助主人公克服许多常人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东西的老家，包括中国南方许多地区的农村家屋的神台上，常常写着几个大字“天地君亲师位”，天地列在君亲师前，说明人们将自然的秩序置于文化的秩序之上。旁边一副对联：“香烟不断千年火，玉盏长明万岁灯”，更把农民和农业社会的理想昭示出来，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传宗接代。那原因并非如流俗所言，农民保守愚昧迷信，而恰恰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即没有社会福利和养老制度，农民只有多生孩子，尤其是儿子，才能保证在年老时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源。养儿防老自然成了生存策略的关键。汪长尺将儿子送给别人，在保证儿子幸福的同时，还得到一笔钱给父母养老，自然是完美地完成了一个农民儿子所能做到的极限，问题在于，他个人能从中得到什么？他来到世上，受尽各种屈辱磨难，几乎没有过上几天幸福日子，只是如他所说，为了完成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不但导致自己家破人亡，而且使汪家的香火断了，按传统的伦理，是绝后，是大不孝。很显然，他的选择并不符合一个农民正常的生存策略，更不符合现代的“经济人”的理论，即人在世上行事的动机是将个人利益最大化。他自杀，得利的是已经彻底变成林方生的大志，也许还有自己的父母，他连命都丢了，还谈什么利益？那么还有一个解释，这是感情的作用，也就是，他拥有超越一切的父爱。由于感情需要长期培养，长尺与大志共同生活的时间有限，而且儿子离开时几乎还不懂事，所以这个解释其实也很乏力。无论古今中外，人们对父爱与母爱的评价有一个相当一致的看法：父爱是有原则的，势利的，或者说叫“尊贤下不肖”，也即喜欢成功的孩子；而母爱没有等差，孩子有无出息，她对他们的爱是相同的。更重要的是，母爱的深厚程度是父爱无法相比的，对这一点，侧重文化的解释是，母亲十月怀胎，然后在孩子的成长期也主要负抚育之责，长期的接触奠定了爱的基础，而侧重生物学的解释则是，母亲比父亲更热爱后代是生殖能力的不同决定的，母亲能养育的后代有限，所以必须珍惜每个孩子，而对男性就不然了，他理论上可以有很多后代。小文在汪长尺送走大志后，竟然不辞而别，愤而离家，另结新欢，且一直不能原谅他，也就是这个原因。对汪长尺动机最合理的解释恰恰可能也来自生物学，即他这样做才最大可能地将自己汪家的基因传下去。也就是说，他将孩子送给林家，表面上看，是汪家断了香火，可实际上，这却让汪家的血脉在林方生的名字掩护下得到更好的延续。所以他才能骄傲地向父母宣布汪家的命运已经改变。你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条捷径，是遗传自己基因的最佳策略。

问题在于，汪家的命运真的改变了吗？毫无疑问，汪大志真的变成了城里人，成了林方生，他的身份、他的气质、他的行为方式、他的“三观”，都证明他是实实在在的城里人。当他在自己的老家，在孕育自己的地方，亲手取走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剥夺掉亲生祖父母的记忆、念想和希望的时候，当他在亲生父亲当年跳江自尽的桥上，丢掉汪长尺的卷宗，抹除汪长尺曾存在于世间的踪迹的时候，他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城市人。显然，在他的思想里，人与人的关系不是由血缘、地缘等自然地粘连在一起，而是由人工的“契约”组织形成。相映成趣的，是他两位父亲为他签订的合同。仅从这点看，他确实完成了汪家命运的改变，由他所负责携带的汪家的基因还存在，但他成了有钱的城里人，按城里有钱人的思维和行为规则理解和应对世界。“天地君亲师”的世界和秩序崩塌了，林方生自己则“改天换地”，获得了新的位置。可是，人活着真的考虑过基因的传播吗？如果不从基因的传播角度来考虑，而从人只能活一世这个角度来考虑，对于汪槐夫妇和死去的汪长尺来说，人生意义就剩下一个，即为了所谓的未来，他们作了牺牲。汪长尺可以说是一个最彻底地牺牲自己的父亲形象，在他之前，是余华《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他为了结婚生子，为了养育后代，为了给儿子治病，他一次又一次地卖血，出卖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原质，但那还不是生命本身。只有汪长尺，他出卖和贡献的是自己的生命。他换回来的是什么？是儿子的幸福，是汪家的未来。唯一的问题是，林方生的存在和幸福必须以抹除掉汪长尺和汪大志的存在为前提。反过来，林方生的幸福，其实与汪家没有一点关系，对汪家来说，他是一个虚拟的存在，是一个空无。人的生存的意义，人的巨大牺牲，竟然是为了虚无，这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吗？

在小说的结尾，这一切以象征的形式反映了出来：汪槐夫妇在儿子死后，守着一家人的照片度日。在林方生取走照片之后，他们发现原先孙子照片所在的地方，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林方生并不是另一个汪大志，他是对汪大志的否定。他已经重新命名过了，他“背叛”了原先的父亲，而重新进入了新的符号网络和秩序。汪大志是未完成的形态，甚至只要姓汪，他就不可能完成改变命运的“大志”，而林方生虽然并非林家柏和方知之所生，但他改姓林之后，就能获得新生。作为一个主体，他并非由他的血缘决定，而是由他所处的网络和位置决定。

这也就意味着，汪长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改变自己，而单靠自己的努力，这是不可能的。这才是他死后必须投胎到林家的理由。东西可谓“残酷的天才”，如果是别的作家，一定会写汪长尺把儿子送到一个善良的人家，可是东西竟然折磨我们善良的读者，让汪长尺把儿子送给了林家柏，要知道，长尺曾经为林家柏坐过牢、挨过刀，也曾为其修楼盖房跌成阳萎，林家柏甚至买通关节，将汪长尺的亲子鉴定改为非亲生。那么，汪长尺如何能克服这个巨大的障碍，不但不思报仇，还将自己视作珍宝的儿子送给敌人？小说写道，他思考了三遍，将过错揽到自己身上，将一个坏人变成了好人，然后心安理得地将儿子送给了林家。而且不止如此，汪长尺死后，汪槐在老家做法事，超度汪长尺，让他往城里投胎，他又投胎成了林家柏的儿子。所谓改变命运，其实质就是否定汪家，肯定林家。他自己取代了原先敌人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汪大志变成林方生，只能说是“换地”，而汪长尺死后投胎为林家柏的儿子，这才是真正的改变基因，“改天”。不过，这一切的实现，取决于汪槐的想象或汪长尺的虚拟。也就是说，只有借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汪长尺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我们把这当作汪长尺的幻想，是他未尽的心愿，那恰好说明，他对父母许诺的汪家的命运已经改变只是一句谎言。他要求把从老家带到城里的椅子烧给自己，也证明他意识到，不只在现存世界中，作为汪长尺，死后/未来的世界里也没有自己的位置。

在社会结构板结化、垂直流动的通道和空间基本被堵死、新的世袭制隐约可见的今天，小说无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鲜血淋漓的现实画面。《篡改的命》里隐藏着东西叙事的核心秘密。就其具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所塑造的人物性格具有独特性、人物活动按照自身逻辑进行、人物活动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等等而言，小说基本符合现实主义叙事的成规，但我们同时又会发现，如果现实主义指的是作品所叙述的一切都与现实世界相一致，是对所谓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两者具有直接一致的对应性，则东西小说基本上会被认为是“不真实”的，不符合经典的现实主义定义。当然，如果小说只去描写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那我们就不需要小说家，有新闻工作者就够了。小说应该洞悉世界的秘密，并且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去再现。东西一直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表征现实的，如果必须给出一个认识与解释的框架的话，可以称之为“寓幻现实主义”。所谓“寓”，接近英文的“allegory”，即寓言、讽喻，而“幻”，对应的英文词为“fabulation”或“imagination”，即虚构、幻想、想象。在这里，寓言、幻想、虚构，都是现实的组成部分，反之，现实寓于幻想之中。《红楼梦》里有一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说的正是这种无中生有(fabulation)与真假辩证。说到底，真实与否，常常并非指作品的素质，而是一种阅读体验，即读者相信作品所写的事情很有可能发生。*参见〔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第58页，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如果按照严格的现实主义逻辑，则太虚幻境根本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可如果把这一情节从《红楼梦》中删除，那就没有这本伟大的小说了。卡夫卡的《变形记》，按科学的观点，人不可能变成甲虫，可谁能否认，作家写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最真实的处境？在这个意义上，寓言、幻想与真实并不是对立的，它们甚至能互相发明。

在当代小说家中，东西是书写不可能性的高手，并且常常将某种幻想、幻象当成现实的组成部分来描述，他能将这两者之间的衔接过渡得非常自然，了无痕迹。《我们的父亲》里，所有的一切场景、情节都与现实生活没有区别，人物心理和行为也与常人无异，但父亲就是凭空消失了。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任何痕迹。事情的发生却没有突兀之处，仿佛就是日常生活的原原本本的呈现。有些时候，东西小说描绘的可能是现实生活和科学逻辑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与巧合，如《耳光响亮》里，牛青松的尸体被河水冲着走，可他弟弟牛翠柏一喊他，尸体马上就改变方向停到河边，仿佛同自己的亲人告别，然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亲情的力量可以穿越生死的界限，在许多民间故事和现实生活的言说中都有体现，所以很难用一句迷信就打发掉。但在东西的叙事里，这种无法用现代自然科学规律解释的现象，貌似荒诞、神秘、充满幻想，但却与现实密切联系在一起。汪长尺的投胎就是一例。投胎一说，表面看上去也属荒诞不经一类，似乎不值得当真。但细究之下，其实大有奥妙。中国民间的投胎转世说法，深受佛教六道轮回说影响，认为人的命运会在六道之间转换不已，而不同道之间的转换取决于前世行为，通俗的说法即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理论既有劝世的作用，也有安慰麻痹劳苦众生的功能。表面上看去，这种业报理论提供了一种公平正义的基础，仿佛人在现世的作为可以影响你在未来的命运，劝人向善的用心良苦。所以，汪长尺的投胎林家，与其说是因为汪槐法力高强，不如说是因为长尺心地善良(他能将林家柏想象为一个好人，就是其善良的反映)，勇于牺牲，所以得到了好的报偿。但是这样一来，就将损害汪长尺自我牺牲的高尚品质，即他之所以不惜生命不顾痛苦跳河自尽(小说用的词是“我对我的执行”，很显然这并非一个令人愉快的过程)，只是为了早日摆脱一个打工者身败家破生活艰难的痛苦，急于投胎到有钱人家，享受富贵荣华。这是典型的嫌贫爱富，何来善可言？

所以关于小说中投胎的秘密，一定在其他地方。方知之不能生育的事实，使收养林大志和汪长尺的投胎林家可以作出另外一种解释，即这不只是一种吸收：“城市总是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吸收新鲜的、纯粹的生命，这些生命充满了旺盛的肌肉力量、性活力、生育热望和忠实的肉体。这些农村人以他们的血肉之躯，更以他们的希望使城市重新复活”，*〔美〕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59页，宋峻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更是对贫苦的农村人的生命力和生殖力的榨取与剥夺。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消费时代欲望的象征，“幻象所展示的，并非这样一个场景，在那里，我们的欲望得到了实现，获得了充分的满足。恰恰相反，幻象所实现的，所展示的，只是欲望本身……正是幻象这一角色，会为主体的欲望提供坐标，为主体的欲望指定客体，锁定主体在幻象中占据的位置。正是通过幻象，主体才被建构成了欲望的主体，因为通过幻象，我们才学会了如何去欲望”，*〔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第9页，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不过，这里的关键并非欲望本身，而是这种欲望的不可能实现。穷人想投胎到富人家，在任何资源匮乏的社会中都可以理解，可在小说中，汪长尺与命运抗争的故事暗含着一个令人绝望的逻辑：无论你如何努力，也抵不过一次投胎。难怪汪槐的抗争失败后，他要到父亲的坟头上去咒骂。汪长尺的投胎幻象，真真切切地“反”映着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

活着必须靠幻想支撑，想象侵入现实，这在《篡改的命》里有许多体现。在汪长尺将儿子送给林家那天，根据他自己的叙述(这是小说里一个巧妙的转换，如果继续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就将坐实这一切，而让他自己说出来，那就可能是假话)，他虽然下了决绝的决心，但还是非常矛盾，所以他想把决定权留给大志，如果路上大志哭了，他就带孩子回家，如果没哭，就送人。而一路上，儿子都没哭。似乎连无知的童子都明白在富人家生活的好处，但这也可能完全出自汪长尺的想象。当林方生到刑侦支队工作后，想破一宗情杀案，却无意中与汪长尺偶遇：“但途经第二个档案柜时，他的肩膀好像被人拍了一巴掌，吓得赶紧闪避。回头一看，没人，地板上落了一份卷宗，是他刚才闪避时碰落的。他捡起卷宗一翻，首先就看到一张肿胀的尸体照。虽然死者已严重变形，但他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却怎么也想不起在哪见过。”如果汪长尺的灵魂真的存在，他也许只是思念儿子心切，想跟他打个招呼，并不可能是想让儿子发现真相，甚至提醒他不要“忘本”，没想到却遭到彻底抹杀的命运。理性与本能、个人利益与血缘情感，两代人的不同取舍一目了然，但吊诡的是，两个人仿佛都依靠幻象生活。

在《篡改的命》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颠倒”，即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的互换，有时候叙述语言中夹杂着方言，而人物语言中则大量使用现在城市里流行的语言，包括网络语言。读者可以发现，村里的农民经常使用诸如“真理”、“声援”、“正义”等大词，也不假思索地流利使用“枚”来代替“个”。这固然可以视为作者有意针对目标读者群，即城里年轻的读书人而使用的语言策略，还可以丰富作品的语言表现力。引起读者的兴趣，增加可读性，这本身就是写作的一个目的，与作家用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吸引读者一样，都可以视为对读者的尊重，以及对阅读效果的重视。同时，当代生活中语言使用的实际状况确实如此，各种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情境里经常变换语言的使用方式，如交替使用方言和普通话，使用外来词汇或网络新造词语等，屡见不鲜。值得注意的是，东西在使用这些流行的词汇和语句的时候，并非只是图新鲜或制造陌生化的效果，而是注重这种运用可以达到反讽或揭示真相的目的，都是生产性的。当谷里村的村民们熟练地操着“资本运作”、“信息不对称”、“破产”等词汇的时候，他们所描述的确确实实是发生在当今中国，包括他们自己身上的事实。而当黄葵宣称“因为他爸是林刚”的时候，绝不能仅仅将其当作“我爸是李刚”的简单翻版或戏仿，是为了嘲谑，而必须当作今天的现实，即权力的腐败与滥用，可视为权贵世袭制的缩影。小说有一章标题为“拼爹”，揭露的正是其核心。虽然东西的小说在语言的表现上非常突出，但他从来不是为了游戏或故弄玄虚。在这方面，与其说他的语言是先锋派或后现代主义，不如说更接近现实主义，当然，他吸收了前者中能够增加作品表现力的技巧和手段。

然而，在《篡改的命》的叙事里，最常使用的技巧却是“重复”。故事开始时，汪长尺高考没被录取，全家陷入绝望，“他的脑海闪过自杀的念头，连地点和方式他都想到了，但这只是一个念头，很快就被橡皮擦抹掉”，然后小说写他一路抗争、努力，试图在城市立足，最终，他选择“我对我的执行”，地点和方式他没有想到，可念头却实现了。这是何等令人悲哀的事，如果高考失败就自杀，自然是软蛋，而最后为了儿子而自杀，也未必就是英雄。而他带到城里的那把椅子，同这个自杀的念头一样，“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陪伴他在城里度过一生，连死后都派上了用场。其他如汪长尺的尸体照片与汪大志小时候的照片等，都构成有意味的对比，但就整部小说的逻辑框架来说，除了前面已经分析的汪长尺投胎为林家柏的儿子与汪大志被收养为林家柏的儿子这一重要重复外，汪槐与汪长尺命运的相似也是一个事涉全局的关键情节。

汪槐与汪长尺在进城后所受到的身体残害自然是非常重要的象征，而他们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根源在于他们命运的重复，他们都被人冒名顶替了。汪槐在招工时被顶替，不熟悉历史的年轻读者就意识不到其严重性，因为那时的工人虽然也靠身体吃饭，但和做农民完全是两个概念，，他们吃公家饭，享受城市居民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甚至在名义上，还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其性质和地位与现在的“农民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也是命运的根本转折。当然后来也可能面临转制下岗失业等，但那是后话了。而汪长尺时代的上大学，几乎是农民和穷人唯一在社会阶梯上晋升的通道和入口，是最可能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也是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可他也遭到了与父亲一样的命运。如果说由于结构上的需要，汪槐的故事只是虚写与映衬，并为汪槐的行动提供合理的动机与背景，但这一重复绝不只具有叙事学上的意义，它将偶然性凝结成了社会结构本身，并使其成为一种事实，仿佛具有自身的正当性。当冒名顶替汪长尺的牙大山“工作顺利，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妻子漂亮，儿子就读研究生”，心安理得地过着“偷来的生活”的时候，小说就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场景。如果没有汪槐的先例，我们会说，这只是个别系统内的蛀虫(具体来说，就是牙大山的父亲)破坏了规则，篡改了文件，让个别人(汪长尺)被排除在社会存在之外，变成了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从而毁了(真正的)汪长尺的生活。这是系统本身，或系统的重置，而非对系统的破坏。没有新取代旧，就是重复。没有结构的变化，只是相对位置的改变。

汪家的命运与林家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一起，同时他们的生活又存在着一种无法弥合的断裂，如果借用拉康的话，我们可以说，林家生活在“符号/象征界”：林家柏用数字、价格来衡量生命的价值，大志一千万，汪槐夫妇二十万等等，而汪长尺的死在他看来就是一个词语的问题，“duang地一下”；而林方生则更是个人主义的、“后现代的”，将亲生父亲与自己的童年视为偶然碰到的符号(照片)……而汪家则活在“真实界”：他们每一点收获都要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身体的残废，心灵的创伤，甚至(包括大志和长尺的)生命本身，在小文那里，连身体的快感也被征用了*参见〔美〕巴特勒等：《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第346-347页，胡大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在他们中间，横陈着“想象界”，也就是说，真实界和符号界之间的鸿沟只能用想象填平：如果说林家过着真实的美好生活，那么汪家则生活在对这种生活的想象中(小文另嫁后，给孩子取名青云直上，更表明这种愿望的梦幻性质)。一种幻梦将他们联系起来，仿佛这种幻梦存在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小说各章的标题“死磕”、“屌丝”、“弱爆”、“拼爹”等，均源自网络热词。这一来，小说与其所书写的故事(现实)之间形成了一个绝妙的同构关系，“真相具有了虚构的结构：以梦的形式，甚至白日梦的形式出现的东西有时候是隐藏的真相，社会现实本身就是建立于受压抑的隐藏的真相上……现实是为那些无法做梦的人存在的”。*〔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第152页，宋文伟、侯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东西的寓幻现实主义，其机制正与此同。情境可能是虚拟的，但那确实是关于现实的讽喻，以寓言的形式反映真实，并且严格遵循现实生活的逻辑。对那些真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奇思妙想与诡异叙述，你必须当成梦一样的东西来理解：人之所以做梦，正是因为那是现实世界中无法真正实现的欲望，它必须以一种虚幻的形式释放出来，从反面获得合法的表达。

(责任编辑李桂玲)

张柱林，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