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奇/著

“书生气”

中国历史上推行科举制度，谁想出人头地，就像上华山一样,正道只有读书一条，读书被当成了敲门砖。过去一些大宅的厅堂门头，都有“耕读传家”的字样，两旁还有一副对联，左边是“祀祖宗一炷清香毕恭毕敬”，右边是“教子孙两行正业唯读唯耕”，就像现在贴的“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一样。当然，书香门第“逼格”要高一些，像去年我到浙江古镇南浔，在张静江家的老宅看到，正厅抱柱挂的是“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题这副对联的人赫赫有名，是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顺便说一下，张静江家老宅还有两副对联非常有名，一副是张静江手书赠给陈立夫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另一副是孙中山题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这格局，啧啧！

一般来说，文化是“鸡”，制度是“蛋”，有什么样的“文化鸡”（不是“叫化鸡”），就会下怎样的“制度蛋”，有什么样的文化土壤，就会长出什么样的制度来，道理跟南橘北枳差不多。但鸡生蛋，蛋也可生鸡，制度反过来也能催生文化。科举制度形成了崇尚读书的文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了社会共同的价值观。

但物极必反。作为一项制度，针对的总是大多数，不可能如阳光普照到每个人；即使如阳光，也还会有被遮挡照射不到的地方。因此，从隋唐到晚清，科举出了很多状元、榜眼、探花、进士、举人、秀才，金榜题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