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微微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四川成都611130)



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研究
——1109份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何微微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四川成都611130)

基于四川省1 109份问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收入预期因素和非收入预期因素共同促进了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纯粹的“经济理性”已无法全面表述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迁移时的复杂诉求，包括职业预期、情感预期和城市归属预期在内的非收入预期因素已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的重要因素。为稳妥有序地推进劳动力转移进程，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诉求变化应引起高度重视。

新生代农村劳动力； 劳动力转移； 非收入预期因素； Logistic模型

一、引言

劳动力转移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共有现象，是提高全社会生产率，推动城市化、工业化及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前提[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规模不断增长。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外出劳动力仅200万人，80年代末达到3 000万人；到1994年，外出农村劳动力人数增至6 0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农村劳动力总量的七分之一；到20世纪末，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发展至一亿人左右[2]；而到2015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7 74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 884万人(国家统计局，2016)。伴随宏观政策的变革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降低，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趋势。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工业化及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依然需要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

在农民工总量不断扩张的同时，农村流动者群体内部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分化。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村劳动力已步入中年，并逐渐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回流农村，他们的子女即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已成为流动主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农民工占55.2%，居于主体地位。较之老一代农村劳动力，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城市性和现代性更强，既具有

“三高一低*“三高一低”是指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的显性特征，又面临“制度脱嵌”和“传统脱嵌”的双重困境[3]，其进城务工的利益诉求与老一代农村劳动力截然不同——与老一代农村劳动力普遍以赚钱作为首要目标相比，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重要契机，其务工动机呈现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由钟摆型向稳定型转变的趋势。由此，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的动因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但截至目前，关于该问题的研究还显不足，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任务。从现实需求角度出发，统筹考虑非经济预期因素既是增强劳动力转移理论解释力的客观需求，更是理解我国新生代农村迁移者多元化需求的必然途径。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解决两个问题：(1)除收入预期因素外，哪些重要的非收入预期因素会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转移决策？(2)基于转移决策影响因素视角，未来我国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趋势会怎样？结合微观调查数据，本文重点基于收入预期因素和非收入预期因素两个维度构建一个更贴近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现实的研究框架，进而剖析现阶段我国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以期挖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服务。

二、文献综述

劳动力转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我国对农村劳动力群体代际分化的关注则以王春光首提“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为始。王春光[4]指出，伴随社会经济背景的变迁，农村流动人口出现代际分化：上世纪80年代初次外出的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与上世纪90年代初次外出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两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务工动机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老一代的外出动机主要是赚钱养家，新生代的外出动机则呈多样化态势。此后，学者们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越来越关注。例如，杜书云、张广宇[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以回乡创业和城市定居为主。基于山东省的数据，潘寄青、谭海燕等[6]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动机兼具生存理性和发展理性，不仅职业预期值较高，城市融入意愿也较强烈。任太增、刘新争[7]，夏凌翔[8]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因呈现出由追求经济收入为主向职业期望、发展机遇、子女教育、城市融入等非经济因素交织转变。基于微观调研数据，刘林平、王茁[9]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动机更多是发展型，主要基于城市“拉力”。张笑秋、陆自荣[10]从行为理论视角出发，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动机中的经济动机高于非经济动机，但二者较为接近，呈多种动机并存状态。蔡玉萍、罗鸣[11]认为，除了经济收入、政治考虑和结构性因素外，情感因素也是促使新生代农民工迁移的一个重要动机。现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材料，以下将基于迁移主体心理预期的微观视角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动因问题展开研究。

三、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受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12-13]。对于理性的迁移者而言，利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是个体经济行为的基本准则。同时，迁移个体还兼具社会人和情感人特性，故物质收入不是吸引劳动力转移的唯一动因，探索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非收入预期因素有利于深入挖掘迁移者的多元化利益需求。为贴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情况，结合已有文献，另将个人特征因素和家庭特征因素也纳入劳动力转移决策影响因素体系中。

(一)个人特征

1. 性别。传统观点认为，传统的性别分工决定男性须承担更多家庭责任，且其抵御市场经济风险的勇气和能力显著高于女性，故男性迁移的概率高于女性。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女性进城面临的阻力较小，对城市的艰辛和不公平现象容忍度更高，到城市寻求个人幸福、追求新生活的愿望较为强烈，故其向城市流动的意愿较为显著[14-15]。本文假定：性别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不确定。

2. 婚姻状况。现有研究表明，婚姻状况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的重要因素。现有研究指出，已婚者承担着家庭经济责任和子女抚养义务，偏好于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迁移成本较高，因而已婚者转移的概率低于未婚者[16-18]。但同时，抚养老幼的经济压力可能也会激励已婚者到城市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赚取更高的收入[19-20]，城乡流动概率因此增大。本文假定：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不确定。

3. 文化程度。文化程度对劳动力城乡迁移的积极影响来自多个方面。从就业概率来看，文化程度越高者，其在城市顺利就业的概率越大。从信息成本角度看，Schwartz指出，教育有利于降低找工作的信息成本，提高就业概率。从迁移收入角度看，文化程度既直接作用于工资收入，又可通过提高迁移概率间接作用于收入。本文假定：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有正向影响。

(二)家庭特征

1. 家庭耕地面积。耕地面积反映的是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程度[21]。一般认为，家庭耕地面积越多，劳动力需求量越大，向外转移的富余劳动力越少；反之，耕地面积越少，可释放的富余劳动力越多。也有学者[22]持不同观点，认为耕地拥有量对农民外出打工兼具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排除了耕地越少越容易流动的共性，提出倒“U”型假说，即耕地拥有量较少和较多的农民外出打工的意愿较低，而耕地拥有量居中者外出打工意愿较高。本文假定：家庭耕地面积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不确定。

2. 家庭人口规模。学者们在研究家庭人口数量与劳动力转移关系时一般认为，人口数量较多的家庭，人口抚养比一般也较高，意味着要承担的赡养老人和抚养幼儿的压力较大，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增加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弱化其转移动力。本文假定：家庭人口规模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有负向影响。

3. 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反映的是家庭的财富禀赋情况，家庭财富最大化与劳动力转移决策密切相关。相对贫困假说指出，村户间的收入相对差距会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因此，收入相对较低和在村里经济地位下降的农户向外转移的意愿较强。本文假定：家庭经济状况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有负向影响。

(三)收入预期

经济因素是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首要驱动力。正如托达罗模型所示，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显然，这里的城乡收入差距体现的是产业差距。事实上，城乡二元结构还表现在制度差异、政策差异、社会文化差距、价格差距、教育机会差距、基础设施差距等方面，这些方面的非均衡发展也会对劳动力转移决策产生影响。是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当城市部门的预期收入水平高于农村收入时，劳动力会选择转移。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越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越大，劳动力进行转移的概率越大。收入预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已被不少学者验证[23-24]。借鉴托达罗模型的分析思路，本文用“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变量来衡量收入预期。本文假定：收入预期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并且，城乡预期收入差距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呈正相关关系。

(四)非收入预期

1. 职业预期。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而言，经济获得并非唯一目的，职业预期同样是促进其向城市转移的重要动因。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较低。技能缺乏导致农村劳动力往往难以在城市立足。为获取理想的收入待遇，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更多寄希望于通过外出务工掌握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积累工作经验，以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实现稳定就业。同时，还应注意，在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面临着结构性失业风险增大、就业环境脆弱、收入增长放缓等严峻形势，部分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已不再满足于单纯务工，而是希望在外出务工期间积累行业经验和专业知识、获取创业理念及熟悉市场规律，为未来创业做准备。为此，本文用“技能获取意愿”和“未来创业意愿”这两个变量代表职业预期。本文假定：职业预期是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并且，技能获取意愿和未来创业意愿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呈正相关关系。

2. 情感预期。2010年国家统计局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显示，约70%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未婚状态，这意味着该群体须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问题，从侧面反映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情感需求。受性别比例失衡、农村年轻人加速流失及择偶梯度效应*择偶梯度效应是指“男性择偶向下找，女性择偶向上找”，择偶梯度效应表现在男性身上是降低效应，而表现在女性身上是提高效应，故而高层次的女性和低层次的男性都面临着择偶困境。的影响，农村青年(尤其是男性)很难在农村找到适龄的婚恋对象。在现代婚恋市场中由经济资本边界(核心)、人力资本边界、社会资本边界等共同构成的金字塔结构的等级系统中，许多农村青年处于该体系的最底层，脆弱的婚恋生态使得他们的婚恋困境进一步加剧[25]。为突破婚恋困境，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倾向于通过外出务工积累财富、提高择偶竞争力及未来婚姻的质量[26]。在社会交际方面，通过广泛交友方式提升自身的社会资本水平、深化社会网络也应纳入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体系。为此，本文选取“择偶意愿”和“交际意愿”这两个变量刻画情感预期。本文假定：情感预期是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其中，择偶意愿和交际意愿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存在正相关关系。

3. 城市归属预期。受成长背景、个人禀赋及价值理念等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普遍缺乏务农经历，乡土情结淡薄，对土地及农业生产的疏离感较明显，而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则高度认同[27]，城市归属感和融入感较为强烈。国家统计局数据*详见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1年3月公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分析报告。显示，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城市融入已然成为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动力。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对自我身份、城市归属和发展规划的认知在逻辑上构成一个连续过程[28]。鉴于此，本文选取“自我身份认同”、“城市归属认知”及“留城养老意愿”三个变量来衡量城市归属预期。本文假定：城市归属预期是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其中，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自我身份认同越倾向于城市人，转移意愿越强；城市归属认知和留城养老意愿越强烈，转移意愿也越强。

四、数据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分布

本文的样本数据来自2015年10月到12月期间对四川省9个地级市(成都市、绵阳市、德阳市、雅安市、宜宾市、泸州市、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所作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法和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为农业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参照目前学术界的普遍界定，将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定义为1980年以后出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农村流出的农村青年[29-31]。结合样本实际，本文将“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界定为年龄≤35岁的农村劳动力。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1 620份，剔除缺失值样本和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1 586份。其中，符合本文界定的有效样本数为1 109份，占有效样本总数的69.92%。调查内容涵盖个人信息、家庭信息及转移动因三部分。

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个人特征方面，男性占63.93%，女性占36.07%；已婚者超过七成(74.93%)；文化程度为初中和高中(含中专)的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比例达67.27%，大专及以上的样本数占比接近四分之一(23.17%)。

家庭特征方面，家庭耕地面积在3亩以下的接近一半(47.52%)，3～6亩的占42.56%，二者总和超过90%；家庭人口规模方面，家庭人口数为4～6人的人数最多，占比超过60%；家庭经济状况方面的人数分布呈倒“U”型特征，经济状况最差和最好的均占比较小，经济状况不太好、一般和比较好的人数所占比重相差不多。

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来看，在1 109份样本中，有591人表示愿意向城市转移，占样本总数的53.29%。这表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意愿较为明显。因此，深入研究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尤为必要。

(二)变量选取说明

劳动力转移与否的选择是典型的二分类离散变量。由于此次调查对象为在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本文将“愿意留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视为“愿意”转移，记为“1”；“不愿意留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视为“不愿意”转移，记为“0”。根据迁移意愿，本文将样本总体分成两类，然后与样本总体进行比较。具体变量选取如表2所示。

(三)模型构建

在变量描述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构造一个综合模型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计量分析。由于本文因变量为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是一个二分类变量，考虑用概率型非线性回归模型。其中，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最具代表性。模型具体形式为

(1)

根据式(1)整理得到

(2)

式(2)中，Pi为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率；n为自变量的个数；xi表示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第i个自变量；βi代表第i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表1 样本特征分布

表2 变量定义与说明

注：括号外数字是均值，括号内数字是标准差。

五、估计结果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结合调查问卷实际，本文利用SPSS17.0软件对1 109个调查样本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所得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一)个人特征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个体特征方面，相对于女性，男性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概率更大。相对已婚者，未婚者向城市转移的概率更大。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的影响为负，与本文提出的预期假设不同。可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本次调查问卷主要发放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部门工作劳动力强度大、技术含量低、工作时间长，对就业者综合素质要求不高，因此即便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不高，也能在低端劳动力市场找到匹配的工作，从而实现城市就业；第二，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群体具有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的显著特征，即使文化程度不高，也不愿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向往城市的生活节奏与就业环境，希望融入城市社会。

(二)家庭特征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家庭特征方面，家庭耕地面积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意愿没有显著关系，这一估计结果与本文假设不符。可能的原因有二：第一，受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农户务农效益降低，种粮积极性降低，耕地撂荒现象不断增加；第二，伴随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不断完善，土地转包、出租、转让、股份合作等行为日益增多，由此，土地对劳动力的束缚越来越小，从而对其转移意愿的影响较弱。家庭人口规模和家庭经济状况与转移意愿没有显著相关性，与本文假设不符。就家庭经济状况变量而言，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根据推拉理论，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迫于摆脱贫困境况、改善生活条件的压力，倾向于到城市寻求发展机遇以改变命运；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物质条件相对丰富，对现代城市文明充满渴望，希望到城市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二者动机不同，前者主要是基于农村推力，后者是出于城镇拉力，但都具有迁移意愿。家庭人口规模变量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受计划生育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影响，每个家庭的适龄青年数量大致持平，由此，家庭人口规模大小与可释放的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数量没有必然关系，从而使得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意愿与家庭人口规模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三)收入预期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估计结果显示，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变量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越大，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概率越大。说明收入预期是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动因，托达罗模型基于经济动因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进行的解释依旧有效。

(四)非收入预期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1. 职业预期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有重要影响。技能获取意愿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能获取意愿越强烈，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的概率越大。这一结果与罗明忠[32](2009)和程名望、史清华等(2013)[33]的研究结论相吻合，与本文假设一致。从职业生命周期的角度看，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正处于职业探索和建立阶段，接受新思想和新技术的意愿和能力较强，对土地和农业的归属感和依赖性较弱，更多寄希望于通过提升技能水平获得更好的薪酬待遇和职业发展。未来创业意愿变量不显著，这与本文假设不符。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可能并不是在一开始作转移决策时就有创业意愿，而是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职业技能、掌握了市场意识、具备基本的创业条件之后，才产生创业意愿，因此创业意愿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影响较弱。

2. 情感预期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有重要影响。情感预期方面，择偶意愿变量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择偶意愿越强烈，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的概率越大，这与假设的预期方向相符。交际意愿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与本文的假设不符，可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受社会文化差异、自身情况等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务工期间大多处于被动交往状态，主动拓展交际范围的意愿不高，社会交际对其是否留在城市影响不大；第二，亦工亦农的身份定势使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处于一种城市局外人的处境，难以获得与职业匹配的社会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社会交际形成一种“自愿性隔离”状况。

表3 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的二元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

注：变量的参考项设置为最后一个。

3. 城市归属预期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有重要影响。估计结果显示，自我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意愿和留城养老意愿这三个变量分别通过了10%、1%和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城市归属预期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意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城市归属预期已成为推动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可忽略的重要动因。城市融入既是终极目标，更是一个渐进过程，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自我身份认同越倾向于城市人，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越多，在城市真正沉淀下来的可能性越大；同时，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留城养老的意愿越明显，其向城市转移的动机也越强烈。

六、简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四川省1 109份微观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的各因素。本文研究发现，与老一代农村劳动力基于生存理性重点追求务工收入相比，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时的利益诉求兼具经济型和生活型特征，收入预期因素和非收入预期因素共同促进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研究表明：收入预期因素有利于促进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即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越大，其向城市转移的意愿越强烈；非收入预期因素成为促使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新动力，职业预期、情感预期及城市归属预期均会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产生影响。由此，纯粹的“经济理性”已无法全面表述农村劳动力迁移时的复杂诉求，非经济预期因素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及物质基础的日益丰富，个体需求格局和价值取向将日趋复杂，非经济因素将日渐成为影响劳动力城乡转移的主导因素，这一发展趋势应当纳入研究视野。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论，各级部门在科学引导、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逐步剥离户籍附着的教育、社保、医疗等社会福利和公共政策，推动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扩展；同时，积极放宽中小城市特别是县城的落户条件，鼓励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实现市民化。第二，关注农村劳动力群体多元化的利益需求，优化软硬结合的利益格局。面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多元利益诉求，不仅要合理稳定提高其薪酬待遇、维护其物质报酬的“硬利益”，更须在个人发展层面拓展和维护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软利益”。第三，大力提升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增强其城市发展能力。加强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继续教育投入，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劳动力素质教育和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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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应育松

Motivation Research on the Transfer of New Generation Labor Force: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 in Sichuan Province

HE Wei-wei

(Western China Economics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109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Sichuan provinc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d the effects of non-income expectation to the transfer decision of new generation labor force according to the theories about the transfer of labor force and the related studies. The study found that male labor force and the unmarried have higher possibility of transferring. Besides, higher income gap, Non-income expectation of career, emotion and urban belonging also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transfer decision of new generation labor force. Therefore, in order to actively and steadily push forward the process of labor transfer, the demands interest changes of new generation labor force should be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new generation labor force; transfer of labor force; non-income expectation; logistic model

2016-07-3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JBK1507K10)。

何微微，女，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研究。

F304.6

A

1005-1007(2016)11-0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