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陈

【摘 要】本文从梁启超与印度的关系角度探讨了其《佛学研究十八篇》，借助于已有研究成果，在梁启超个人思想转变的大背景下，揭示了梁启超重返佛学以及印度的缘由，其对印度佛教的东方精神的高扬其实构成了他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他山之石。

【关键词】文化焦虑；东方精神；印度与中国；佛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05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249-02

《佛学研究十八篇》是梁启超集中讨论佛学的论文集，其缘由陈士强曾说过，“但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它的主体乃是梁启超撰写的《中国佛教史》的未定稿，以及为撰书而作的相关研究（如经论、史传的研究）的心得”①。因此《佛学研究十八篇》的研究宗旨并非印度佛教或印度文化，而是“中国的佛教”，然而中国佛教毕竟源于印度，与后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梁启超既瞩目于其中的联系，他本人其实也是这丝网中的一缕，那么，考察《佛学研究十八篇》中的印度书写（主要是佛教思想），对于理解这种联系、理解梁启超本人及其所处之时代都是有益的。

由于《佛学研究十八篇》的核心在于佛教，所以我们看到梁启超所塑造的印度文化形象，其实主要的、可以加以描绘的，自然也是印度佛教，特别是佛教教义，而婆罗门以及其他外道思想则被他一笔带过；他甚至在《说<大毗婆沙>》中给出了这样的结论：“治宗教史或哲学史者，尤当以《婆沙》为鸿宝……吾辈苟能分类爬剔，则印度思想之全部，皆于此可见。”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把佛学对他的影响追溯到早年随康有为求学的万木草堂时期，后来更是受到谭嗣同、杨文会等人的影响，1902年更是写出了《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当他的老师康有为奉孔子为教主、筹划建立孔教会的时候，梁启超却提出了国人应该信奉佛教的主张。”②梁启超此时已认为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出世”、“乃无量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③，此文发表的时候梁启超还在流亡日本，主要关注的还是佛学的政治价值：“梁启超在讲佛学的六大特征时，讲现代科学、民主、自由，乃至争取国家独立不怕牺牲的精神贯注于佛教。”④那么，时隔近20年，梁启超为何重返佛学（佛教）？

《佛学研究十八篇》写作的年代大致集中在1920至1925年。列文森在《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这一著作中写道：“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即在他思想变化的第三阶段，梁启超激烈地争辩说：西方与中国理想是相对的；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⑤这十年即1918年到1928年，我们所知道的是，从1918年12月到1920年3月，梁启超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七人在欧洲考察了一年多的时间，列文森所说的第三次思想变化，便是直接来自于这一次旅行，其思想结果最先集中反映在《欧游心影录》中。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历数了一战所暴露出的西方社会的诸多弊病，其中就有科学万能论以及由此派生的机械论的观念：“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之动摇”，“内部生活本来可以凭借宗教哲学等等力量，离去了外部生活依然存在。近代人却怎样呢？科学昌明之后，第一个致命伤就是宗教。”⑥“此前，像任何一个十九世纪实利主义的欧洲乐观者一样，梁启超相信进步的必然性，并因西方的进步成就而崇拜它。现在他则认为，进步的欧洲人已使自己陷入困境，科学的发展、物质资料的获得已成为欧洲仅有的进步，科学留给他们的是精神崩溃。”⑦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现代文明的出路在哪里呢？在1923年的《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梁启超说：“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东方的人生化，无论中国印度，皆以物质生活为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东方的学问道德，几全部是教人如何方能将精神生活对客观的物质或己身的肉体宣告独立。佛教所谓解脱，近日所谓解放，亦即此意……东方的主要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⑧然而正如列文森所评价的那样，“梁启超毕竟不是甘地。在精神的中国，物质也有它的地位。”⑨梁启超自己也说过，“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⑩这样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在《佛学研究十八篇》中，梁启超会把原始印度佛教解释为“人间宗教”、作“世间解”，并把原始佛教看做注重实践的、“理论与实践之调和”的宗教。佛教在梁启超看来是“哲学的宗教”，与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并不抵触，它对人生精神问题的解决也可以是现世的：“但我们所能知道者，安住涅槃，不必定要抛离尘俗。”?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梁启超发表了《人生观与科学》，试图调和科学与超科学，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梁启超并不反对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只不过西方丢掉了内在精神和内心生活，人生观因而不完整。而此时梁启超高举东方精神，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宗教哲学思想要高西方一筹。作为受到希腊思想影响、内在地含有科学认识论（“从认识论出发的因缘观”）、“一面提倡实践哲学，一面提倡批判哲学”的印度原始佛教，已经不像梁启超在1902年《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所言的那样承载政治使命，其转而承载的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熏染和复兴的使命。更何况，“治泰西哲学及心理学者，必须兼治《婆沙》，以其所发明多为欧美人所未逮也。吾辈若能联合两者为比较研究，必可以新有创获以贡献于人类。”?

于是，梁启超在《佛学研究十八篇》中所呈现的，是一个以印度原始佛教（兼顾大乘与小乘）为正宗，能够成功踏入西方哲学领域、于精神生活（解脱）和实践给予智慧的指导、理想的东方“哲学的宗教”世界。

纵观梁启超的个人活动史及其著述史，我们发现梁启超在《佛学研究十八篇》中所论述的印度佛教与佛学，并没有脱离其早期的论点太远，只是服务的目的发生了变化。然而归根结底，梁启超一生所追求的也只是一个目的：建设现代中国。梁启超把印度佛教、佛学塑造成东方精神的理想形态，不仅仅因为它可以与西方沟通、与西方抗衡甚至超越西方，还在于梁启超将印度与中国同列为西方物质的对应物之时，印度精神已经内在于中国精神中去了，梁启超说过大乘佛教虽然肇始于印度，却在中国发扬光大。因此，佛学这一东方精神的树立，就更加理所应当。或许借用列文森的结论，这种树立也成为了“对中国文化的声望辩护”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在这种辩护中看到的，并不是一个保守顽固的梁启超，其中仍然包含着文化调和与交流的开放式态度。这一点既在《又佛教与西域》中讨论犍陀罗艺术中隐现，也流露在梁启超对佛教“中庸实践”的概括，同时也反映在论大毗婆沙时对印度佛教大乘一脉所内含的逻辑等观念的赞赏中。这种复杂的观感反映了作为近代知识分子代表的梁启超的民族与时代焦虑感，这既导致了他对印度佛教思想资源的挖掘，同时也导致了他对印度婆罗门等其他思想资源的选择性遗漏。

注释：

①陈士强.佛学研究十八篇·导读[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7.

②蒋广学.梁启超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324.

③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76.

④蒋广学.梁启超评传[M].前揭，325.

⑤[美]列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M].刘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6.

⑥梁启超.欧游心影录[M].商务印书馆，2014，16.

⑦[美]列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M].前揭，6.

⑧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四十[M].商务印书馆，1989.

⑨[美]列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M].前揭，6.

⑩梁启超.欧游心影录[M].商务印书馆，2014，18.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前揭，8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