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

摘要 台湾反服贸运动的突然发生和迅速激化，与这场运动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式密不可分。反服贸运动的网络政治参与形式包括：利用网络平台获取服贸信息、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网络动员、利用网络渠道表达政治诉求等主要形式，呈现出盲目性参与、极群化参与和民粹化参与等非理性行为特征。青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互联网的技术特征以及台湾的政治文化是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特征形成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反服贸运动台湾青年学生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化

反服贸运动以青年学生为参与主体，以线上和线下共同行动为方式，开创了台湾政治转型以来令人注目的社会运动新形态，即从网络政治参与走向现实政治参与所谓网络政治参与是指参与主体通过网络社区、网络论坛、博客、微博（在台湾主要为Line）、facebook等网络空间发表政治见解、参与社会政治事件、形成网络公共舆论从而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与行为。。纵观反服贸运动兴起、演化的脉络，网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将重点剖析反服贸运动中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基本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更好地理解这场运动为何突然发生并迅速激化、更好地把握台湾社会运动的脉络。

一、反服贸运动中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

反服贸运动具有浓厚的互联网政治参与特色，反服贸人士除了举办示威、游行和占领“立法院”、围攻“行政院”等街头活动外，同时在网络开辟了战场。反服贸运动中的网络政治参与主要是利用公共论坛、即时通讯工具、社交网站等网络平台迅速地大规模地散布信息，接力论述主题，进行政治动员，直至形成现实社会运动，并促使社会管理系统对两岸服贸协议做出了反应。这种体制外非正式的政治参与形式，又有以下三种具体形态：

第一，利用网络平台获取服贸信息。目前，网络已经成为各种人群获取社会信息，尤其是政治信息的重要途径。反服贸的信息来源主要是网络，据《ETtoday东森民调云》在线问卷统计，近7成的人曾在Facebook谈论或转发服贸议题，而超过7成的人敢于表达内心真实想法《挺不挺服贸？脸书成互骂平台 网友呛严重干涉言论自由 》，资料来源：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329/340601.htm#ixzz3ecYl4atG。。网络信息中，各种服贸“懒人包”是主要信息来源。所谓“懒人包”通常是指热心网友在遇到重要事件时，将相关新闻链接、信息整理出来的网页，在台湾最近几年的社会运动里正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反服贸运动中，“懒人包”将服贸协议浓缩成所谓“通俗易懂”的文件，供习惯于快餐式阅读的人群阅读。它使原本对这件事情不甚了解的民众，可以快速地通过“懒人包”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迅速决定是否加入抗争，但是也不免受到“懒人包”思想的左右。影响最早、引用最广泛的是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郑秀玲制作的“懒人包”。早在2013年7月，标榜“3分钟看懂”的郑版“懒人包”——《两岸服贸协议对我国的冲击分析》就开始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该“懒人包”列举的反服贸的主要理由包括黑箱作业、罔顾国家安全、忽视不对等竞争、忽略社会冲击等。按照它的说法，开放资讯流通服务等同于“中国控制台湾媒体”，开放海陆空服务等同于“中国控制物流”，开放医疗养老业等同于“医疗人才外流至中国”，开放批发零售业等同于“开放台湾出版业”，大陆旅游业、饭店业进驻等同于“大陆游客只消费台湾自然资源”……据台湾媒体报道，很多参加抗议的学生及民众没有完整地看过服贸协议，更别说分析或看懂服贸协议的内容了，他们是通过在网上搜索郑版“懒人包”来了解服贸协议的。反服贸运动的三大诉求几乎全部复制于该“懒人包”，抗议服贸的学生所言谈内容也几乎都来自该“懒人包”，占领“立法院”期间他们还在现场实况直播该“懒人包”以凝聚人气。可见，郑版“懒人包”在运动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与此同时，台湾“公民觉醒联盟”的“黑箱服贸懒人包”也成为运动期间的热点话题。该懒人包列举香港三大社会问题，声称“香港房价6年飙涨近6成，租金每年7%成长”“香港15到24岁的年轻人薪水，2001年是3万台币，10年后仍是3万”“目前已有70万名中国低薪劳工进入香港”等，并把香港的社会问题都归咎于2003年跟中国大陆签署的CEPA。在反服贸“懒人包”的冲击下，服贸协议演化成洪水猛兽。对此，台湾“中央银行”总裁彭淮南推出的“彭七点懒人包”和台湾交通部门提出的“旅游服贸懒人包”从正面解读了两岸服贸协议，试图化解争议注：大陆版“服贸懒人包”则针对台湾民众最为关心的五个问题，即什么是服贸协议？为什么要签订服贸协议？服贸协议会减少台湾人就业机会吗？服贸协议只以大财团有利？陆企赴台会形成低价垄断？等进行了解答。，可惜应者寥寥。

第二，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串连，发起现实政治运动。网络具有自发性、互动性、扩散性的特点，很容易转化为对社会的动员、组织。目前台湾民众用得最多的两大社交媒体是Facebook和Line，两者在此次运动中被广泛运用。反服贸人士在Facebook上开辟了几个重要的粉丝专页，诸如：“遍地开花！反黑箱服贸协议”“黑色岛国青年阵线”“沃草”等，短时间内累积了数十万粉丝，相当于在全岛设置了烽火台。歌手张悬于2014年3月19日接连发布5篇网文，呼吁“服贸必须逐条审查”，“2个小时之内就获得超过20000名网友按赞，以及超过1000人分享”《台湾明星五月天张悬林宥嘉等集体声援反服贸占领“立法院”》，资料来源：http：//www.guancha.cn/local/2014_03_21_215800.shtml。。Line是手机聊天软件，近似大陆目前最流行的微信，可以分享文件、信息，是群组联络的即时通讯工具，目前在台湾拥有1700万注册用户《即时讯息公司Line计划拓展中国市场》，资料来源：http：//tech.huanqiu.com/internet/2014-06/5022215.html？from=mobile。。运动期间，Line成为网络动员串连的利器。3月23日攻占“行政院”并遭到驱除时，反对人士不断利用Line呼吁更多学生到现场声援。24日与警察对峙时，则号召以黑画面“关灯”的方式替代Facebook和Line的大头贴，以示抗议。占领“立法院”期间，场内学生用iPad进行现场直播，营造出强烈的参与感，许多学生因此受到感染而不断加入。运动期间，高雄、嘉义等地发生的学生声援活动也经由网络发动，并通过各种互联网终端发布各地的动态信息。海外留学生也在网络上串连，成立声援Facebook粉丝团，在网络传递讯息，还串连发起“330时差接力大游行”。学生们还通过网络寻求国际支持，美国茶党发言人和日本的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都正式发言予以回应。

第三，利用网络表达政治意见和诉求。网络因其开放性、平等性、多元性等特点正在成为全新的政治参与平台，青年的群体特点决定其将网络作为反映观点、表达利益诉求和发泄各种社会情绪的最重要的渠道。占领“立法院”期间许多有外语专长的学生在议场内用拖鞋架起iPad向全世界传达其反服贸理念。此外，由Google、gov.tw以及FliyingV等网站提供的网络技术在这次学运中也有较多的运用。gov.tw是台湾一个推动信息透明化的社交网站，其最大特色就是让政府或者民间提供的数据变得可视化，变得简洁易懂，从而使民众更确实了解政府运作，更快速了解议题。FliyingV是台湾最大的众筹平台（台湾地区有影响的众筹平台有FliyingV、啧啧、HereO、群募贝果等），主要功能是以服务或产品作回报进行募资。运动期间，学生们用Google Drive来存放影像资料，又以Google协作平台制作“反服贸粗暴过关公民占领立法院抗争信息汇整”，使用gov.tw提供的编辑工具及时发布他们的活动信息，起到召集社会资源、防范媒体抹黑的双重效果。FliyingV则被用来募集政治基金，这次运动的广告专案刊出不到3小时就募集到633万新台币，被用在支付在纽约时报刊登有关反服贸的广告。将网络募款用在街头政治中，反服贸运动可谓开了一个先例。

二、反服贸运动中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特征

由于主客体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被民粹主义、极化政治等非理性情绪所挟持，台湾青年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的负面效应被放大，非理性成为本次运动最显著的特征。所谓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是指参与主体在不了解事实真相，不进行深入思考的情况下，凭个人好恶与直观感受，以盲目、偏激、狂热甚至暴力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反服贸运动”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行为主要表现为盲目性参与、极群化参与和民粹化参与三个方面。

第一，盲目性参与。所谓政治参与盲从，“是指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既不是被一定的目的或动机所驱使，也不是由于直接迫于某种外在的压力，而是源于自身的一种盲目的本能和不自觉”郭小安：《网络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载《理论探索》，2008年第3期。。“反服贸运动”中网络政治参与的盲目性主要体现在轻信“懒人包”的刻意宣传。无论是郑版“懒人包”还是“公民觉醒联盟”的“黑箱服贸懒人包”，均可谓错误百出，危言耸听。它们渲染的议题，只要仔细推敲便可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以偏概全。“懒人包”宣称开放服贸对特定大企业有利，中小企业将受到全面冲击。按照“懒人包”的描述，岛内上千种行业，包括金饰、杂货、面包、小吃、眼镜、美容美发等都会被陆资取代。然而，“遍地陆资”的说法显然片面夸大了陆资挤占效应。原因在于：（1）狭小的台湾市场对陆资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在台湾开放的64个陆资项目中，包括餐饮、中药批发、租车、图书批发零售等27个项目已经开放2至5年了，大陆企业并没有在台湾扎根，因为台湾本地很多服务行业已经饱和。如一度很被看好的大陆餐饮业进军台湾后并没有形成声势，而2009年就已经开放的中药批发业，到目前为止也只有2家陆资企业进驻，并未对台湾中药批发市场产生多大影响。（2）服贸协议对陆资入台有严格的限制。按照规定，陆资赴台需经申请核准才得汇入资金，而依据《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规定》，经济上具有独占、寡占或垄断性地位者，禁止其投资；另外，依据服贸协议第7条（商业行为）也禁止不公平竞争行为。因此，资金充裕、具有并购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很难抢滩台湾市场，不会出现上下游一条龙垄断经营的局面。（3）服贸协议给台湾中小企业提供了到大陆“开疆拓土”的机会。台湾的服务业一向具有竞争力，许多台湾中小企业赴大陆发展后，因有广阔的市场支持，逐渐发展成大型企业，例如康师傅、旺旺、象王洗衣、都可茶饮、丽婴房、自然美等。服贸协议给台湾中小企业进入大陆市场提供了更优惠、更有利的条件。（4）服贸协议有对于弱势产业的保护措施。针对弱势产业的担忧，协议设立了限制性条件、采取紧急磋商机制等补救性措施。为此，台湾当局编列了952亿新台币损害救济基金，按照振兴辅导、体质调整与损害救助三种方式进行处理。简言之，如果台湾的弱势产业受到冲击，有资金可予以补助，两岸也可启动紧急磋商机制应对。可惜上述内容“懒人包”根本没有提及。

其二，扭曲真相。按照郑版“懒人包”的说法，开放服贸后，“大陆劳工就可以大举入台”。一个形象的说法是，一家开餐厅的，只要挂名爸爸是老板，妈妈是厨师，儿子是会计，就可全家移民台湾。Facebook上甚至大肆传播着“花4.8万元人民币即可移居台湾”的广告。事实上，台湾并没有开放大陆劳工赴台工作。一家餐厅在台湾投资要30万美元以上，最近一年或前三年平均营业额必须达新台币1000万才能申请来台签证，且主管或专业技术人员应具备学士或硕士学位，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始得申请来台。同样地，“公民觉醒联盟”的“懒人包”所谓的“70万名中国劳工涌进香港”也纯属无稽之谈。香港的劳动人口总共只有380万人，外来劳工只占劳动人口0.1%，其中包括来自东南亚的女佣。在香港雇用外来劳工的成本较高，法律规定所付薪水不得低于本地同类型劳工、雇主还须为该名雇员提供住宿。

其三，断章取义。香港房价飙涨的罪魁祸首是美国2008年开始大规模实施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大量廉价美元涌入香港寻租。而青年人低薪是一个世界普遍现象，跟CEPA无关，雇主不可能用高薪聘请缺乏工作经验与一技之长的年轻人。相反，香港大学生的毕业起薪一直在上涨，平均月薪港币19598元（约新台币7万多元），对此“懒人包”却故意遗漏了。

总之，这些“反服贸懒人包”充满主观臆断，既没有合理推论又缺乏可靠证据，根本经不起推敲。然而，网络时代，信息泛滥，很多人既不花时间静心研究问题，又要显得自己“跟得上潮流”，就偏信网上流传的“服贸懒人包”，以致误信了许多谬误宣传而不自知。根据《今周刊》的民调，即使在媒体的大量宣传下，仍然有近80%的民众对服贸内容一知半解，而这比例在学生当中可能更高《台湾民调显示八成民众对服贸协议一知半解》，资料来源：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twdnsz/2014-03-26/1226781.html。。这意味着很多青年学生一腔热血去反对的是一个根本不了解、也无意了解的东西。不做功课盲目行动的结果是“反服贸群体”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的、固定的目标。青年学生反服贸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最初的“反对黑箱”和“逐条审查”？还是要求马英九政府下台？抑或是随后提出的“退回服贸”和制订《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不同的参加者有不同的答案。此次学运打着“反服贸”旗号，却提不出任何针对具体条文的抗争诉求，被称作是“不反服贸的服贸运动”。

第二，极群化参与。所谓极群化参与是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现象的消极面的反映，是指网民在群体中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并丧失了他们的个人身份和责任感，以非典型的、反规范的方式行动。“反服贸”网络群体是一个临时的大群体，成员在没有掌握全面信息、没有进行逻辑推理的情况下，仅仅跟随舆论或群体的情绪，以极端化、狂热化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价值立场。极群化现象具体表现为：

一是“互删好友”。网络暴力是互联网传播领域的普遍现象，在台湾称作“网络霸凌”。一般而言，网络霸凌是指以言论、图片和视频等形式在网络上恶意抹黑、频繁骚扰或是攻击他人的行为“反服贸运动”期间，由网友自行成立全英文网站“Democracy at 4 am（凌晨4点的民主）”，英文网站暗藏“香蕉”与“太阳花好吃吗？问秋意”的笑话，用来暗讽之前“指蕉为花”的前国民党立委邱毅。《太阳花好吃吗？——反服贸英文网站藏有邱毅香蕉》，资料来源：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329/340582.htm#ixzz3eca4vK9u？。。围绕服贸争议，Facebook上掀起一股“朋友肃清潮”，凡立场不同、话不投机者，就直接在好友列表中删除。起初，一些赞成服贸协议的学生，就这样被反对的同学围剿、删除。不仅被删，更有11.93%的人因讨论服贸遭到言语或行为的暴力威胁《挺不挺服贸？脸书成互骂平台 网友呛严重干涉言论自由 》，资料来源：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329/340601.htm#ixzz3ecYl4atG。。为了避免与立场不同的人起争执，有人选择沉默，不发表意见。随后部分赞成服贸协议的师生不甘示弱，也删除好友或留言回敬。就这样，社交网站上不同立场的师生掀起一股互删好友的狂潮。

二是乱扣帽子。服贸协议原本是一项经济协定，协议本身充分体现了有利于台湾的开放原则，是台湾收到的“大红包”张平沼：《服贸协议是大红包》，中央社，2013年7月29日；《服贸有利台湾 不用多虑》，载《苹果日报》，2013年7月29日。。可是由于人为操作和歪曲，服贸协议被扣上了让“台湾没有未来”的大帽子。“小黄全都变小红”“小黄全都变小红”是此次反对运动宣传动员的口号之一，成为对经济冲击担忧的代名词。所谓“小黄”是指代台湾的出租车，以此形象地宣示陆资对台湾中小业者的冲击。“洗头会兼洗脑”所谓“洗头兼洗脑”是指大陆利用经贸往来加强对岛内的政治意识形态渗透。诸如此类还有“开放大陆的翻译会影响言论自由”等哭笑不得的观点。“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国共合谋、掏空台湾”等污名化言论将服贸争议上升到了政治对抗层面，实际上封杀了对协议进行理性探讨的空间。

三是诉求极端化。反服贸运动从最初的“反对黑箱作业”，直接过渡到“逐条审议”（等于否定），进而要求“退回服贸”，最后要求罢免相关人员，直至要求马政府下台，所提出的条件越来越极端。

四是行动失当。青年学生对无能政治、腐败政治充满厌恶，却常常不知道用何种正当手段来有效反抗。高呼“程序正义”的学生却不讲民主程序，呼吁占领民主的象征“立法院”，对此，他们公然宣称“我们违法，但有正当性”据台湾媒体《中国时报》2015年2月10日报道，台北地检署侦办“太阳花运动”318占领“立法院”、323侵入“行政院”、411包围中正一分局案，台北地检署起诉黄国昌、林飞帆、陈为廷、魏扬、赖品妤、蔡丁贵、洪崇晏等118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有义务”。于是，一场以反对“黑箱作业”开场的理性政治行动最终走向了极端，导致运动的合理诉求被淹没。

第三，民粹化参与。所谓民粹化参与是指参与主体以网络为平台，通过强调平民价值和理想，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反对精英、消解权威的行为和思想。“反服贸运动”中的网络政治参与民粹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极端强调平民尤其是中小业者的理想和价值。民粹主义不管是一种政治思潮，还是一种社会运动，或是一种政治策略，它的核心元素是不变的，即强调平民的价值。“反服贸运动”的青年学生高呼“人民反对服贸”，并坚定认为“我是对的，我代表了人民”。理由是服贸协议的开放不平等、竞争不公平，侵害了广大中小业者的利益。它以“人民”的名义给自己的行动涂上了正义的色彩。问题的关键是反服贸的学生运动究竟代表了多少民意？服贸问题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专业问题，在蓝绿恶斗的极化政治状态下，不同价值导向的专业人士解读的侧重点完全不同，从而导致这一问题很难简单找到共识。然而，反对者以“人民”自居，以高分贝呐喊的方式，垄断了社会的发言。那些对服贸高度支持的，或者对服贸并无强烈异议的，被反对者剥夺了发言权，他们成了社会的“沉默者”。他们也是“人民”，但他们在“人民反对服贸”的声浪中被化为乌有。众所周知，民主的精神是必须照顾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反服贸的青年学生不仅代表不了全体台湾人民，也代表不了岛内的学生全体，更何况有很多人是被激进的口号裹挟的。例如，这一次学运提出了罢工罢课的诉求，但是没有得到响应。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段时间里，有关服贸的宣传和沟通产生了效果，从青年学生到社会民众对学运产生了疑义和争议。

另一方面，以极端语言形式反对马英九当局及其大陆政策。利用网络对精英阶层进行抗争是民粹主义在网络群体事件中的另一表现形式。反服贸运动的诉求中包括“倒马、反国民党”等指向。马英九作为台湾最高领导人首当其冲成为箭靶。“三二三事件”之后，参与者把主要矛头转向统御失能的“总统”马英九，有人给他贴上“倾中卖台”的标签，有人以批判马英九为乐，称其是死鸭子嘴硬。当马英九响应反服贸学生的4项诉求时，学生认为马英九没诚意，将对话邀请“冰封”注：学生领袖要挟政府做出两个承诺，即拒绝服贸协定和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然后才愿意对话。学生领袖的说法是：“先答应我们的主要诉求。然后我们再来谈谈你还需要听从我们哪些次要诉求。”。此外，江宜桦的“行政院长”系统也备受指责。反对者批判政府签署服贸协议是“可耻的非民主卖台行径”，他们将国民党当局污名化为由大财团、大企业、少数执政者所组成的跨海峡政商统治集团，随时可以抛弃台湾，随时可以将产业转往世界上任何一处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他们谴责当局是“吸血鬼”，吸干一个国家青年的血汗，就开始找寻其他国家青春的肉体。因此，他们倒挂所谓“中华民国国旗”，甚至有人直接打出“反中台独”口号，将反服贸引向“反中”。在民粹化的情绪裹挟下，没有人在意马江当局编制的900多亿新台币的预算补偿该怎么用，反过来认为正是编900亿补偿证明“服贸肯定有害”。

三、“反服贸运动”中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的影响因素

“反服贸运动”中的网络政治参与是一种新鲜的具有爆发力的民主生活形态。参与主体的素质、互联网的技术特征以及社会政治环境决定了网络政治参与具有鲜明的非理性特点。

首先，青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决定了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此次“反服贸运动”是由青年学生主导的、由学者与公民团体协助发动的社会抗议活动。这些冲在最前方的热血方刚的年轻人被称作政治参与的新世代。青年学生的生理、心理及社会性发展特点决定了其政治参与行为容易出现非理性特征。

一是青年学生更倾向于将互联网作为政治表达的窗口和首选渠道。从西方学者的实证研究看，年龄、受教育水平、参与动机、网络技能等是影响网络政治参与水平的主要因素。塞缪尔·J.贝斯特和布瑞恩·S.克鲁格通过研究网络政治参与的代表性发现，网络技能和参与技能共同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效果，掌握网络技能的年轻人相对于年老者掌握更高的网络技能，拥有较高的网络接入和网络政治参与机会Samuel J.Best，Brian S. Krueger， “Analyzing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Intern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Behavior，No.2，2005， pp.202-216.。而对青年学生来说，他们以专业学习为主要社会责任，加之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社会地位的差异，缺乏体制内正式政治参与的机会。与此同时，青年又是一个最有创新意识、最有生机的群体，它们敢于表达个性，宣泄情感。互联网的便捷（降低参与成本）、隐匿（消除阶层差异）、平等（人人都能发声）、自由（无任何限制）、开放的特点符合青年群体的生理、心理及社会性发展的特点，成为青年政治参与首先平台。

二是青年人有活力、有激情，但易冲动、易盲从。青年处于身心发展的叛逆期，容易接受网络“意见领袖”的示范引导。在参加反服贸运动的青年学生中出现了林飞帆、陈为廷、黄郁芬、魏扬等一批学生骨干，这几个“学运领袖”并非“政治雏鸟”，他们有社会运动理论，更有实践经验这些人被称作“职业社会运动人士，他们以“黑色岛国青年阵线”这个组织符号出现。，被台湾社运界称为“90后旗手”，有很强的制造舆论、引导舆论的能力。在网络空间里，他们被学生们奉为“林神”“陈神”，拥有数量庞大的男女粉丝。正是在他们的策划、组织下，行动迅速激化、影响迅速扩大。而普通学生缺乏社会阅历和政治参与经验，容易受到网络推手和网络水军的恶意引导。反服贸运动期间，一些网络推手以律师、专家的身份解读服贸协议，刻意放大负面效应以误导大众，在他们的片面解读下，一个由十个“部会”、近百人团队在两年内经过数十回谈判取得的成果演化成了洪水猛兽，经过网络“水军”的推波助澜，这种负面形象广泛传播，成为青年学生接收的主要信息源。正是经过少数人别有用心的操控，导致躁动的青年学生盲目参与，政治参与理性大打折扣。

三是青年学生作为社会生活中相对弱势的一个群体很容易成为“愤青”。青年学生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决定了其容易产生不公正感和被剥夺感，并急于把问题归咎于现行社会体制。青年学生的年龄特点又决定了其性格特征敏感、好冲动，容易被激发出极端情绪，成为“愤青”。青年学生缘何成为反服贸运动的主体？其实，服贸协议只是一个导火索，成了青年一代宣泄不满与焦虑的窗口。反服贸的深层次逻辑是学生对现状不满、对未来不确定和对贫富差距的担忧以及对大陆的焦虑等。当下台湾青年深受“22K”低薪魔咒的困扰，高达七成以上青年认为自己是“青贫族”。除此之外，高失业率也是青年学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毕业=失业”成为青年学生无力的自嘲。台湾2013 年整体失业率下降至 4.18%，创下自2009年以来的新低，但20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却是创下历史次高，达到13.75%《台湾青年失业率创4年新高 薪水低自嘲“青贫族”》，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news.com/tw/2014/01-23/5771749.shtml。，这无疑加速了青年的不安全感和忧虑感。

其次，互联网传播的特点决定了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互联网是青年学生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技术支撑是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快速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反服贸运动中人群的迅速聚集和消息的迅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技术支持。

台湾的无线网络发达高效，网络的普及与发展为政治参与提供了良好的信息交流平台。在台湾，WiFi无处不在。例如，TPE-Free是台北市政府提供的免费无线上网服务，其WiFi信号覆盖台北捷运车站、1250多辆公交车、主要住商区域、主要马路路口、市政府大楼、市府所属机构等公共场所。不仅如此，其账号同时可以使用新北市的NewTaipei无线上网，岛内各县市的iTaiwan无线上网，也就是说一个账号全台湾通用。因此，台湾的网民人数增长迅速。据统计，2012年台湾上网人数高达1795万人，相对于其他年龄阶层，15-24岁的上网人口比率最高，其中20-24岁上网率为99.72%《台湾宽带网络使用调查报告》，资料来源：http：//www.twnic.net.tw。，家户联网率高达83.7%。有85.7%网络族每周至少有一天会通过网络查询个人所需资讯、吸收知识。通过网络搜寻社会生活资讯前三名依序是生活所需资讯（85.9%）、参与社群网站（74.3%）与即时通讯（70.1%）。上网方式以光纤到府/光纤到宅为最多，占41.04% ；其次是ADSL，占39.63%。与大陆一样，移动互联网也是当今岛内网络发展的趋势。据台湾网络信息中心（TWNIC）的统计，全台12岁以上曾经使用无线局域网或移动设备上网的总人数，2013年为1107万人，2014年增至126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7.6%。此外，已有3%-9%的网友将行动上网当作固定的联网方式“行动上网Mobile WiFi”提供您随时随地在台湾的无限（无线）上网服务。iPod、平板电脑（iPad）、笔记本电脑（Laptop）、智能型手机（Smart Phone）、游戏机（Game Machine）或是数码相机（Digital Camera）等支持WiFi功能的相关产品，皆可透过“行动上网Mobile WiFi”的设备来上网，且可容纳五项产品或五人同时联网。。台湾地区最常用的软件有Facebook（脸书）、Twitter（推特）、Plurk（噗浪）、PTT（批踢踢）、Line（连我）在台湾移动互联网社交领域，Line类似微信在内地的基础通信地位，十分普及。它是台湾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移动端身份识别码。等。

然而，网络政治参与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它在保障和扩大了民众的表达权与监督权的同时，也埋下了非理性参与的隐患。互联网政治参与的非理性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

一是互联网的虚拟性。第一，海量的网络信息弱化了理性选择能力。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的虚拟性使得信息真假难辨。它或许是真实的，或许是虚假的，或许是合法的，或许是非法的。受心理结构、知识结构以及社会阅历的限制，青年学生面对海量的、混杂的网络信息，往往眼花缭乱、束手无策。这导致学生表面上拥有海量信息，实际上并不能进行深入、系统的思考，容易在人云亦云的盲从中失去理性。第二，虚假的网络信息扰乱了网民的判断力。“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美]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7页。由于互联网缺乏必要的审查制度，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或个人在互联网编辑、传播和操纵虚假信息。而网民往往依据自身兴趣、偏好等价值取向获取和交换信息，这一方面使得个人所获取的信息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很容易受到信息操纵者的操控，从而导致言语和行动的偏激性。第三，网络的虚拟性增强了网民政治参与的随意性。网络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以虚拟的网民身份发表政治主张、政治意愿，以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过程、监督行政管理的行为。网络虚拟世界缺乏必要的社会约束机制，从而弱化了网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因而网络政治参与始终伴随着一种不负责任的、丧失理性的情绪发泄。

二是网络群体的极化现象。网络世界超越传统的地域界限，通常以共同兴趣为基础、共同的关注点为对象、共同的价值判断为标准而形成“小圈子”，这就是网络世界的身份认同。青年学生通过Line、Facebook等即时通讯工具在虚拟社会形成不同的小群体。这种群体由具有相同政治态度和政治诉求的志同道合者自发组成，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感染，形成一个舆论群体。由于观点相似或相同，青年很容易在群体内部得到认同并保持对群体忠诚，进而增强了群体的稳定性。这个人数众多、没有明确边界的群体存在严重的群体无意识，容易做出非理性的选择和判断。近年来流行的“人肉搜索”而衍生出来的“网络暴力”就是受到网络“群体化现象”的影响。

三是网络极端化的表达方式。网络是话语权重新配置的场域，作为社会生活中话语权相对低下的青年群体在网络虚拟世界里拥有了参与的话语权。因为网络世界有别于现实世界，它打破了年龄、身份、性别、阶级、财产、门第、职位、等级等的区分与界限，它没有现实社会的责任约束，青年群体可以对日常生活的正常逻辑和一切权威予以嘲弄、贬低、颠倒、亵渎与歪曲，以此不断增加自己的话语权力。与此同时，极端化、偏激化的网络语言更具有感染力，能更快地在网络上散布开来，因此，在网络表达中情绪化的话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但极端情绪在人群中累积到一定的量时，人非常容易暴戾、非理性。反服贸运动中，青年学生对马英九及其国民党当局标签化、污名化，并以定势思维对精英、权威发布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谣言，就是出于这种情形。

再次，台湾的政治文化发展环境决定了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青年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心理过程，更是一个在社会环境中不断学习与深化的过程。“反服贸运动”中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第一，网络民粹主义是现实民粹主义的延伸。“公民参与阶梯理论”认为，公民政治参与程度可以分为由低到高渐进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政府主导型参与、象征性参与和完全性参与S .R .Arnstein，“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Vol.35，1969，pp.216 -224.。台湾政治转型后，公民政治参与总体上处于象征性参与阶段。而青年学生的特质使得青年已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象征性参与阶段，越来越多的青年追求实质性参与。网络“即时交互”的特性使得“人人都能发声”，这对看重“自由发表观点”的青年是一个难得的好选择，因此，网络政治参与成为青年追求的实质性参与的重要手段。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民粹主义思潮也悄然潜入网络。台湾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横空而出的社会运动都“诉诸群众集体情绪”，虽然对于瓦解威权体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民粹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进入90年代后，伴随着政治文化意识对立、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台湾社会的统独矛盾、南北矛盾、劳资矛盾、政党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等呈激化趋势，整个社会到处弥漫着悲观主义、虚无主义以及焦虑情绪。这种情绪混乱、思想混乱为民粹主义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温床。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更是极大增强了民粹主义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台湾民粹主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政治团体打着“一切为人民”的旗号炒作民粹。执政当局的行政首长惯以“人民的声音”“受全国人民托付”等空洞的口号来合理化其一切作为。在野党在政党竞争中不尊重民主程序，不接受民主游戏规则，失去政权后并不俯首认输，动辄以激烈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各级民意代表也经常将选举支持解释成“民意基础雄厚”，从而颐指气使。另一方面，草根性的民众参与政治活动日趋活跃。轰轰烈烈的各种社会运动表明，草根民众已经从被动接受民调表露偏好，发展到了主动策划各种示威游行。更为严重的是，台湾社会对此民粹行为越来越不以为非，反以为是。每当出现街头抗争行动，台湾当局一味退却忍让，台湾媒体鲜少谴责之声，致使民粹主义者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反服贸运动”的网络民粹主义倾向则深受现实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本着“网络世界无贵贱”的法则，网民以巨大的数量优势压倒了权威的话语优势，更以另类的话语权，诸如网络恶搞等消解了权威的优势。以“反对黑箱操作”“公民不合作”等名义煽动、集结人群，发动了自称五十万人的反服贸大游行。

第二，网络极群化现象是现实政治生态极化的折射。台湾政治转型后出现典型的政治极化（polarization）现象，即政治光谱中的两极分化与对立现象。其政治派别、社会团体、传媒组织、社会族群甚至民众个体都处于政治光谱的不同谱系，大致被归属于蓝绿两个对立阵营。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台湾各种政治势力日益重视新媒体的运用。一种时尚的说法是“政治要讲高科技，选举要用互联网”。台湾政党与网络联姻始于1994年台北市市长竞选，当时，国民党、民进党、新党三党候选人都开始设立BBS站点进行助选。1995年第三届“立法委员”竞选，三党又不约而同开设了各自的WWW网站。随后历次选战候选人都不甘示弱地将烽火燃上了互联网。如今用网络招募义工、串连支持者、征求创意点子、募集小额捐款，已十分普遍。为了争取网络新媒体族群的认同与支持，蓝绿双方都开始重视对网络的耕耘。民进党最先启动网络经营，较早开设了“噗浪”（Plurk，微型网络博客），四大天王和党主席蔡英文都有自己的博客，吸引了不少青年粉丝，并于2009年专门成立网络部，掌握网络舆情的主动权。国民党则奋起直追，马英九推出了“治国周记”，每周花几分钟向网友报告一个主题，诠释自己的施政理念。国民党还推出开设“脸书”专页计划，要求各县市党部的从政党员的“脸书”加以串连，并将这一要求列为各县市党部文宣考核指标。在蓝绿的网络对抗中，民进党对新媒体的运用最为娴熟。2011年民进党别出心裁设计了小猪扑满的募款动作，得到民众的热烈回应。绿营政治人物的博客有的延揽年轻美女担任主席小秘书与年轻网友套近乎，有的让后代露面以此拉近与年轻族群的间隔。其经营网络的最初成效是2008年“总统”选举，20岁至29岁年轻一代投给民进党的比率超越56%，最大成效是2016年“总统”选举，蔡英文得到了129万首投族的大力支持。青年学生的“反服贸”网络群体并未摆脱蓝绿对立（其实质是统独对立），反服贸运动的非理性表达将经济与统独捆绑在一起，并顺着反精英、反权威进而反“中”的逻辑将服贸议题带进了一个死胡同。

第三，“网络霸凌”是对国、民两党劣质竞争文化的效仿。在台湾两党竞争的体制格局下，恶言相向已经成为政治文化中司空见惯的现象。“立法院”立委们经常相互侮辱，媒体上各色名嘴到处胡言乱语。连胜文2014年参选台北市长期间，曾公开对外表示自己遭受网络霸凌。在政治对垒的社会环境下，台湾社交网站的风气在恶化。在这种社会情绪和心态的长期熏陶下，年轻人在网络上更是肆意霸凌了。总之 ，一个长期运行不畅的议会政治败坏了人们的公民感，一个有着诸多恶习的议会给公民树立了错误的示范。

综上所述，反服贸运动反映出台湾青年学生对网络政治参与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关注，也使运动具备了鲜明的网络政治参与特色。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青年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呈现出盲目性、极群化和民粹化参与等非理性因素，其网络政治参与中的非理性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和思考。

参考文献：

[1]Samuel J Best，Brian S Krueger. Analyzing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Intern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 Political Behavior，2005.

[2] S R Arnstein.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1969，（ 35） ：216 -224.

[3]薛健飞， 浦玉忠. 网络虚拟社会中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跟进式培育探析[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2）：12-17.

[4] [美]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8.

[5] 刘富文. 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M]. 商务印书馆，2002.

（责任编辑：崔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