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良桂



中国乡镇的隐喻与暗示
——论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

○胡良桂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富创造精神、最具叛逆性的作家。他成就卓著，影响广泛。他用笔、用心创作的长篇小说，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中国式的巴尔扎克。从《浮躁》《废都》到《怀念狼》，从《秦腔》《古炉》到《带灯》，几乎一部一个台阶，一部一个水准。“每一部都有突破其实很难，但他恰恰做到了，每一部都不同，而且更优质。”①

贾平凹的新作《带灯》是一部关注当下、思考现实，书写“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的优秀长篇小说。它从“乡镇”一隅的地域空间，隐喻整个“中国乡镇”的整体性空间及其现代性命运。既开启了一个被当代文学史叙述所遮蔽和忽略的“中国乡镇”及其“乡镇人”群像的新领域，又呈现了一个无比鲜明的、庞杂的、正在剧变中的新乡土中国的独特审美思考与精神空间。它既是贾平凹个人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乡镇文学叙事发展中的重要开拓。

一、乡镇：一幅隐喻性的真实画卷

贾平凹在《带灯》中描绘了一幅崭新的“镇街”生活画卷。它既不像浩然的《艳阳天》以一个村庄为中心画面，描写肖长春引导广大贫下中农一道走上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也不是刘震云的《我不是藩金莲》以一个人物为发展线索，刻画李雪莲从丈夫告起一路连续告到县、市直至人民代表大会。《带灯》把叙述画面聚焦于乡镇的“镇街”，乡村只不过是它叙事远景，“镇街”也不止是一个自然空间，而是一个多维的、整体性叙事画面，一个小型的不同层级社会网络系统。比如樱镇就有“镇街”官方集体空间、“镇街”民间个人空间和“镇街”周边村庄空间三个部分，由此就有了“乡镇干部”“镇民”和“镇街”周边农民等三类人物群像。樱镇“镇街”又由镇中街村、镇东街村和镇西街村所组成，从而形成了一个乡镇中心驻地村所，里面除了乡镇政府及其附属机关外，还有钢材铺、肉铺、杂货店、饭馆、饺子店、米粉店、镶牙馆、私人诊所和中药铺等个体企业。由于“乡镇干部”“镇民”和“周边”农民之间的利益纷争、商贸流通和文化交流在“镇街”中彼此交集在一起，既显现出乡镇经济的繁荣景象，又构成了一个立体的、鲜活的、崭新的“中国乡镇”。

乡镇也是由一个个乡村组成的。“樱镇辖管几十个村寨”。村寨就散落在秦岭腹地，虽然既有“县上的后花园”“秦岭里的小西藏”的美誉，又有保护生态、敬畏自然的传统；既有接待过“皇帝”、寄宿过“文人骚客”的历史，又有寺庙老松、碑文篆刻的文化。但大多村寨都处在或黄土高坡，或河堤沙滩；或崇山峻岭，或沟壑深谷。那“土路似乎不是生自山上，是无数的绳索在牵着所有的山头”，把镇街和一个个村庄连接在一起，就是一条条土路，而在一条条土路和镇街之间奔波的是流动的农民。乡镇除了管理功能之外，还承担村庄与村庄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进行物资、信息、精神交流的集市功能。正是在政府乡镇所在地的管理功能和集市交流功能的作用下，《带灯》乡镇“镇街”便渐渐成为了具有一定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多元属性的复合场所。特别在逢集市的日子，乡镇“镇街”更是变得热闹非凡，盛满了各种声音。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在风的吹拂下失去了节奏语言，集市“街面上人们都在说话”，“这就是市声”。它们聚合在一起就是一幅中国乡镇民俗风情的生活画卷。

《带灯》展现了一曲中国“现实矛盾”“困境和难题”的问题画面。贾平凹说：“了解了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解乡镇政府，知道着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②曾经一度朝气蓬勃的乡村世界如今已陷入某种空前凋敝的惨酷状态。儿童留守，土地荒芜；伤残返乡，权益无助，甚至村里有人下葬都找不到抬棺的人了。“谁好像都有冤枉，动不动就来寻政府”，就“拿头撞墙，刀片子划脸”。“维稳”就成了乡镇最关键紧迫的问题，樱镇“维稳”就有四项总体原则，具体多达28项。比如小说描写王随风的上访，既令镇政府头痛，又让人心生同情。王随风原来在县医药公司承包了三间房做生意，狠赚了一些钱。但后来医药公司职工下岗要求收回房子，而合同期又未到，在未征得王随风同意的情况下，医药公司不仅硬性单方面终止合同，还强行把她的东西扔到了外边。在双方谈判无果，王随风执意上访时，县委给镇党委施压，镇政府就采取了野蛮的手段。“村长就对王随风说：‘我可认不得你，只认你是敌人，走不走？’王随风说：‘不走！’村长一脚踢在王随风的手上，手背上蹭开一块皮，手松了，几个人就抬猪一样，抓了胳膊腿出去。”明明是遭受了冤屈的上访者，结果被当做敌人，被当成猪一样的畜牲对待。当下乡村社会的问题多么严重，王随风这类普通乡民的生存状态多么严酷。

发展是人生的梦想，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可持续发展与利益的关系，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关系，就是把握事物内部矛盾不断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运动变化过程。《带灯》描写大工厂在樱镇的落户建设，就是发展的产物。既能给樱镇带来经济的发展，也将影响樱镇的自然环境，还会牵扯出各种利益的纠葛。因为大工厂的建设，不仅将从根本上改变樱镇的传统生存格局，而且也是一个发展自身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良机。于是，元黑眼五兄弟在准确判断大工厂的建设肯定需要大量天然河沙之后，就先下手为强地圈地占沙，把本来属于公共资源的河滩强行据为己有，办起了沙厂。而薛家的换布、拉布兄弟，则是要通过改造老街办农家乐的方式发财。可当换布得知，“元黑眼兄弟五个要办沙厂”时，换布马上意识到“办沙厂倒比农家乐钱来得快”，利润丰厚。换布兄弟托人找到县委书记秘书，给县河道管委会打招呼，镇党委书记得知县委书记秘书打的招呼，明知河道狭窄，极易发生纠纷，却同意换布办起了第二家淘沙厂。元家五兄弟就怀恨在心，却又胳膊扭不过大腿。最终因杨二猫的被打而酿成一场惨不忍睹的械斗悲剧。其结果造成死亡一人，致残五人，伤及三人，为十五年来全县最重大的恶性暴力事件。尽管可以指责元黑眼、换布的唯利是图，视钱如命。但官员之间的权力寻租，徇私枉法，贪污腐败，无疑也是造成许多百姓无辜伤亡的根本原因。

《带灯》再现了一帧精神信仰、文化生态的缺失画面。民间文化生态的演变相比急剧的社会变革与法制的修改变迁，要缓慢得多，但其显现出来的持续性与浸染性的心灵变量却巨大得多。《带灯》曾有这样的描写，以往社会的安定，早先有礼义仁智信；后来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为纲。“现在讲究法制了，过去的那些东西全不要了，而真正的法制观念和法制体系又没完全建立，人人都知道了要维护自己利益，该维护的维护，不该维护的也就胡搅蛮缠着。”于是，观念的超前，思维的陈旧，导致“上访者”与“镇政府”都处在一种怪谬的“错位”状态。患了“矽肺病”的打工农民不去上访，上访的尤其缠访的竟然多是有不良企图的“刁民”，而镇政府又不辨是非曲直，一律采取以钱止访、息访的思维和做法。小说中姓严的为了一棵核桃树与坡地住家“起了争端”，镇政府多次调解“都不行”，就出“三百元”来平息。“还有一个李志云的”，因特大洪灾倒了小房，按政策规定不在补贴之列，他就一直上告，镇政府又给他“面粉和被褥，还办了低保”。结果“该享用的享用了，该告还告”。不仅农民不够理性，胡搅蛮缠，镇政府也在以非正义、非法制的方式参与其中，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乡镇社会生态的恶化，让农民心生彻底失望之感。樱镇民事纠纷和访民的大量出现，不仅是干群关系紧张和经济利益冲突加剧所造成的，更是从上到下精神信仰的缺失，现代法治和公民意识匮乏的结果。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乡土情怀、文化生态在文化消费主义面前不堪一击。物质、欲望、享受成为一种可怕的“新意识形态”肆虐侵蚀着从城市到乡镇、农村的当代中国人心灵。乡村的文化生态令人忧虑。《带灯》把大工厂选址在“发现了驿站旧址”的梅李园，按带灯和竹子的大胆设想，“把驿站遗址保护和恢复起来，不就是个好的旅游点么！”可大工厂建设不仅“毁掉了梅李园”“许多石门梁、柱顶石”“栓马桩”“石狮子”都被私人拖走据为已有，而且“樱阳驿里玉井莲，花开十丈藕如船”的石刻文物，连同那“汉白玉的细腻和汉白玉上图案的精美”的井台圈，都被炸掉了。乡村文化心理结构的恶变更加可怕。作者写王中茂办婚宴，没请孩子舅舅。有人问起来，正在街上担尿桶的舅舅生气地说：“没钱的舅舅算个屁！”这人又说：“这就是中茂不对么，这么大的事不给当舅舅的说。”担尿桶的突然流一股眼泪，把尿桶担走了，脏水淋淋，巷道里都是臭气。这无疑就是樱镇民间文化生态的精神隐喻。王中茂败坏了仁义的民间文化生态，前来吃酒的客人也做出了伤风败俗的举动，把吃完饭的碗碟扔到尿窑子里。邻里亲戚是碍于仁义的传统而不得不来，但内心却充满了怨怼。看来，这民间文化的“礼”及其精神内核正在流失，那“现实的危险早已在人的本质处影响着人了”。

二、带灯：熠熠发光的幽灵化形象

带灯是贾平凹突破他以往女性形象塑造“总有一种丰绕多情与豁达坚韧，有时贤良，有时放任；有时专情，有时迷乱”③的模式，而使带灯身上具有一种崭新的精神元素：如一只黑夜“带灯”且独行的萤火虫一样幽暗明灭地闪现在樱镇的世界里。美丽又善良，刚强又柔弱，执著又犹豫；饱满而复杂，果敢而机智，粗豪而仁慈。带灯夜行而熠熠发光，虽然微弱，却超凡脱俗。

带灯是“藏污纳垢”乡镇官场的一朵奇葩。她以其独特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乡镇的政治生态。带灯“农校”毕业分配到樱镇，是丈夫“在镇小学工作”；带灯清秀美丽，“读了好多的书”，别人喊她“喝酒”“打牌”，她都不去。于是，在樱镇干部眼里，带灯“还没脱学生皮”，“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她“不该来镇政府工作”等。而带灯总是对镇书记敬而远之，她以她的清高与书记的粗鄙适成反差；镇长对她施行潜规则，她毫不含糊地警告他说，“你就管好你”；副镇长好一口红炖胎盘，整烧娃娃，她一见就“胃里翻腾，喉咙里咯儿咯儿地响”。就这样一个靓丽高洁而又“不合时宜”的带灯，直到“差不多陪过三任镇党委书记，两任镇长”，才给她安排一个综治办主任。综治办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维稳”。对此，带灯仍然以她出色的工作能力，处事的机智果敢，清醒的政治头脑，深邃的人性内涵，与樱镇镇政府的其他人员，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当侯干事以种种令人发指的非人方式折磨王后生时，带灯却反复叮咛：“去了不打不骂，让把衣服穿整齐，回来走背巷。”侯干事无法理解：“咱是请他赴宴呀！”当村长对王随风凶神恶煞时，“带灯说：心慌得很，让我歇歇。却说：你跟着下去，给村长交待，才洗了胃，人还虚着，别强拉硬扯的，也别半路上再让跑了。”带灯不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农民的截访打骂、威逼利诱，总是以一种温和说理、苦口婆心的方式去化解矛盾。她既是“维稳”的得力干将，又是农民的贴心“棉袄”。建立一张乡镇干部与各村农民的“老伙计”联络图，从源头上化解矛盾，从情感上关怀农民，是带灯的一种创造性“维稳”工作。

带灯的精神世界与情感心灵是丰富的、深邃的，也是复杂的、虚幻的。作者单独以一条结构线索二十六节的篇幅，通过“给元天亮的信”把带灯浓郁的忧患意识、孤独的情感心理刻画得栩栩如生。元天亮是元老海的本族侄子，是樱镇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既能写书，又能做官；既乡音不改，又热心为家乡办事。他的传奇在樱镇“到处流传”，他的大幅照片已框在镇街的宣传栏。他成了樱镇的名片和招牌，也成了带灯的精神寄托与倾诉对象。其实，带灯与元天亮并没有见面，因为读过元天亮的作品，听到元天亮的传说，带灯就给自己的崇拜者发了一条短信，没有想到竟然收到元天亮的简单回复。“镇政府的生活常常像天心一泊的阴云时而像怪兽折腾我，时而像墨石压抑我，时而像深潭淹没我”；而丈夫的俗气还“不肯洗澡”，他们在一起也是充满着吵架的声音。于是，带灯就把自己女性的阴柔美放到与元天亮的精神交往之中。在给元天亮的短信中既坦承了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轨迹，又显现出一种自我想象的虚幻化、阴柔性。这些短信毫无例外是带灯向元天亮发出的单向性生命情思诉说，是带灯与外部世界进行精神联系和情感倾诉的虚空化对象和符号。它既传递出了带灯内心情感的荒芜、悲伤、无尽的温情与爱，又呈现着一种不受世俗所约束的蓬勃泼辣的野性精神之美。

带灯是在尽情释放自己的生命激情，在自我想象的、文字所建构的精神世界中获得抚慰和满足。元天亮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出现在带灯的眼前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化为一个精神符号，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存在，如同山间的一朵花、一片云、一缕擦肩而过又无处不在的风。在带灯眼中，“自由的生灵没有家，运行是它的心地，飘逸的生命没有家，它的归途是灵魂的如莲愉悦”。因此，带灯像不屑浮华的王宝钏一样，“在人生道路上把许多的背影看做心头至爱”，让“那条干枯泪腺里的石头瓦块”融化为汹涌的爱的河流。④可见，“给元天亮的信”已经成为带灯精神力量的源泉。无论是给元天亮描述自然中的花鸟虫鱼，还是给元天亮叙述樱镇的变化以及民生的疾苦；无论是给元天亮解析自己心中的苦恼与困惑，还是给元天亮诉说她心中对他的想象与爱慕，那“地软”始终是“你梦牵魂绕的故乡”，那“风筝”是她“给太阳送一个笑脸”；那山果记载着“农人脊背朝天”的汗水，那端午的雄黄酒、艾枝、露珠是“珍惜的良药”。这一切，都是与大自然、世界进行生命对话的精神方式，或是超越世俗生活之爱与美的艺术化生存；是抗衡现代性的物质发展主义的精神追求，还是“对这个世界构成一种更深层次的批判”。⑤由此可见，“短信”成了带灯的精神支柱，使她有力量去帮助和拯救那些需要他帮助的匍匐在地上的人们，使她有力量、有勇气去面对阴谋、陷害与种种令人不齿的恶行。从而使带灯的理想主义光芒虽然微弱却熠熠生辉。

带灯是理想主义悲剧命运的真实再现，也是“属于风过之后”金子般的先锋战士。带灯原名叫“萤”，即萤火虫，因“萤虫生腐草”之虞而易名带灯，取黑暗中自明之意。这个名字也显示了带灯的命运，拼命地燃烧和照亮，却注定是微弱无力与幽暗。因为美丽与超拔同脏乱和下旋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带灯身上也有了卑俗的一面。一方面，她独来独往，身边有一位竹子，还有一位同学是镇长，但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她，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和她的内心交流，她就是如此的孤独；另一方面，她的脾气越来越大，开始粗野骂人，还有两次不得已打了人。偶尔也会抽烟喝酒，会“移情别恋”，甚至还终于在内衣中发现了两个虮子，从此也便有了虱子。而村民与村民之间并非因为苦涩与烦闷而相互体恤，而是因贫富差距利益的不均积怨太深而恶斗，元家与薛家的械斗就是野蛮与血腥之极。带灯毕竟是一个弱女子，她一个人终究对抗不了嘈杂琐碎而又锐利残酷的现实，她的理想主义的浪漫、善良不但拯救不了别人，也救不了她自己。于是，在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都找不到自己时，她就只能成为一个疯子，成为现实的祭品，成为现时代一个真正的另类的“乡镇干部”。最终成了一个鬼魅世界借以渲泄郁勃黝黯情绪的幽灵。它既是“五四”以来启蒙主义“吃人”主题以及“人变成鬼”主题的富有时代感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樱镇乡镇以及整个社会的悲剧性命运作出的形象暗示。

显然，带灯的美丽、漂亮与不同凡响，不属于过去，只属于未来；不属于现实，只属于理想。因为幽灵化的隐喻具有神秘性，具有非现实性。那么，在如此具有现实感的“西汉品格”的文字书写中，为什么一定要如此强调幽灵化？带灯既要介入中国乡镇的新农村建设，又要承载当今困难重重的政治上的“维稳”任务。也就是说，她身上能折射出多少今天政治思想的光芒，或者她能预示出怎样的出路？小说结尾处关于萤火虫阵的描写，就作了隐喻性的回答：“带灯用双手去捉一只萤火虫，捉到了似乎萤火虫在掌心里整个手都亮透了，再一展手放去，夜里就有了一盏小小的灯忽高忽下地飞，飞过芦苇，飞过蒲草，往高空去了，光亮越来越小，像一颗遥远的微弱的星……那只萤火虫又飞来落在了带灯的头上，同时飞来的萤火虫越来越多，全落在带灯的头上，肩上，衣服上。竹子看着，带灯如佛一样，全身都放了晕光。”这场面壮观的萤火虫阵，既是佛的意象与精神底蕴，又是带灯形象的理想性化身。陈晓明说：“带灯身上无疑有我们久违了的‘人民性’，有那种与穷苦百姓打成一片的‘阶级性’，甚至有着高度自觉的‘党性’。”⑥这些正是作者一种超越性的审美思维模式，而创造出的带灯身上所具有的美好品质，它既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也是一种审美理想的表达。恰如陀思妥耶夫斯所言，“世界将由美来拯救”。《带灯》所塑造的超越凡俗女性的、汲取天地灵气、具有神性的“带灯”形象，是反抗现代性、拯救和照亮“中国乡镇”的爱与美的天使。萤火虫阵及其所组成的“如佛”形象，既是对带灯的赞美，也是对樱镇的农民、大地与中国乡镇未来的期望。⑦

三、叙事：“海风山骨”的艺术体验

《带灯》的“西汉品格”与“海风山骨”的境界，体现为一种美与丑、实与虚、远与近的准确把握，一种此岸与彼岸、世俗与精神、现实与自然的细致描绘，一种理想与悲情、写实与象征、出场与影子的审美判断。它们虽然是家长里短，柴米油盐；“拉拉杂杂，混混沌沌”。但却做到交相辉映，因果推进；明丽轻快，疏密有致。从而使小说既隐喻含蓄，意蕴幽深，又清新自然，气韵生动。

《带灯》的结构艺术，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以樱镇“维稳”为中心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摹写与带灯写给元天亮的短信，构成了两条并行不悖的结构线索。前者是日常生活，后者是形而上线索；前者是接地气的，后者是艺术的飞升。樱镇现实生活这条线，一方面固然是在描写带灯与竹子她们综治办的“维稳”工作，但实际上是在充分展示樱镇芸芸众生在当下这个特定时代的众生相，展示他们的苦难生存状态，尤其是通过那些上访者不幸遭遇的具体状写，强有力地揭示普通百姓现实生活的惨酷凄楚，以及官员的投机逢迎，欺上瞒下。樱镇洪灾死亡十二人，镇书记瞒天过海，弄虚作假，一一排除，只剩一个还报“烈士”材料，树个典型；元家与薛家械斗伤亡惨重，他抽身而出，委过于人，让带灯与竹子受到处分；他虽在樱镇工作，却每天下午都回县城，整晚应酬，为自己升迁谋门路。而带灯的精神世界这条线也丰满鲜活，她在现实中无法表达的爱意，都被远方的乡人元天亮点燃了。带灯于元天亮，虽然以爱慕的姿态开始，但是她其实从来不求回报，为的只是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找个家园。无论元天亮是否回复，甚至是否存在，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带灯需要倾诉。而且，在这场清水静流的爱恋中，带灯焕发了超越于一个乡镇干部可能拥有的丰富才情，她的意象灵动，词句优美，是任何被俗世规矩限定的人无法达到的。于是，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带灯的短信越是浪漫美好，樱镇现实生活的苦难与惨酷越是突出。从各节的篇章上说，它们长短不一，看似独立，却内有关联。这种“短信体”的结构形式看似松散无章，没有骨架，实际上却别有韵味。

而隐性结构，是指人物群像板块系列：它是以镇书记、镇长、马副镇长、带灯、竹子、白仁宝、侯干事、刘秀珍等组成基层乡镇干部系列；以元黑眼、元斜眼、元老三、换布、拉布、曹老八、张膏药、陈大夫、马连翘等组成的镇街小镇人物系列；以“老伙计”（如刘慧芹、六斤、陈艾娃、李存存、范库荣等）、“十三个妇女”（丈夫都在大矿区染病）、“老上访户”（王后生、杨二猫、朱召财、王随风等）组成的村寨人物系列。他们或是“地位低下，工资微薄”，都能分片包干、尽职尽责，堪称“江山社稷的脊梁”“民族的精英”；还是“巴结上司”、弄虚作假，既对上访者气焰嚣张、手段残忍，又阳奉阴违、以权谋私。他们或是吃苦耐劳、精明干练，却能勤俭持家、和气生财，应是樱镇繁荣的“能人”、发展的动力；还是利益纷争、大打出手，既霸道龌龊、心胸狭窄，又械斗杀戮、你死我活。他们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却能精耕细作、知恩图报，也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富裕的根本；还是家境贫困、凄苦潦倒，既抱怨社会、肆虐无信，又卑怯懦弱、虚妄阴暗。他们都生存在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城镇化的中国乡镇——樱镇，彼此联结，编织成网，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它隐喻了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带灯前行的处境，而带灯也并非是小说绝对的主人公或中心人物形象，她只不过是一个参与到小说的整体情境之中的叙述者或说话人。小说中竹子、马副镇长、元家兄弟、“老伙计”“老上访户”的形象都不是带灯所能代替或遮蔽的，甚至有些人物在完整性和深刻性上还超过了带灯，这实际上是人物群像板块结构大大地拓展了小说的话语空间，而兼具小说和散文的结构特点，实现了“复调”叙事结构的艺术创新。

《带灯》的诗化艺术，就是意象与象征的巧妙运用。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它是通过形象描绘表现出来的境界与情调。《带灯》“埙声”的意象叙事，既是带灯逃离现实的呐喊，又是她心灵的回声。贾平凹在小说中引入埙声，是因为“埙是古乐器……善吹一种浑厚的、幽怨的调子，发出的土声穿透力特强”。⑧《带灯》中时隐时现的埙声，就成了整部作品贯穿始终的音乐背景。自从带灯有了埙，就对它爱不释手，常常吹上一段，可镇政府的人都不喜欢，认为这埙声太过悲凉，听了“总觉得伤感和压抑”。带灯却认为，埙是土声，“这世上只有土地发出的声音能穿透墙，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于是，埙声就成了繁复小节中一条明亮的河流，使作品在混沌中不乏轻灵的格调。事实上，自从埙乐加入以后，小说的基调的确愈发悲凉，埙声缭绕，带灯那萤火虫一般的光亮也越来越暗淡，后来带灯患病，埙也不见了。带灯哀伤地感叹：“那真是它走了，不让我吹了。”埙声仿佛一开始就已经为带灯奏响了挽歌。埙声的消逝，既是带灯的生命活力的渐渐流逝，也是带灯心目中美好的田园家园的消失。而带灯的名字，萤火虫，更是作品最显性的隐喻。萤光，是烛光，这点小光，是理想的光，是理想主义者精神中微弱的照亮。它可以点亮自己，却无力改变世界。这种燃烧已不是点亮自己照亮别人的崇高，而是洁身自好，自救而已。只有聚在一起，才能温暖黑暗的寒夜；只有聚成萤火虫阵，才真的成了光。小说结尾这样描写：“这些萤火虫，一只一只并不那么光明，但成千的成万的十几万几十万的萤火虫在一起，场面十分壮观，甚至令人震撼。像是无数的铁匠铺里打铁淬出火花，但没火花刺眼，似雾似雪，似撒铂金片，模模糊糊，又灿灿烂烂，如是身在银河里。”这种隐喻，给带灯，给樱镇，给世人以希望，也是带灯精神、理想、人格与诗情的象征，是带灯命运的写照。

象征既有比喻中的暗喻成分，又有表述方式中的比附因素，它们的生发和放大，就是特定形象的一种含义和观念。《带灯》中虱子的隐喻与象征，就是一种艺术，一种创造，一种新观念的寻求和诞生。在樱镇，人的身上有虱子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带灯却不同，她不仅拒绝自己身上有虱子，而且还向镇政府建议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灭虱的动员，发硫磺皂，发洗衣粉。可樱镇人不仅不想灭，反而觉得带灯可笑。带灯就只好孤独地抗争。从不睡别人的床，勤洗澡换衣。直到那次带领妇女们去邻县打工摘苹果，结果带灯和竹子沾上了虱子，但经过紧张的处理，虱子远离了她们。最后，带灯毕竟力量微弱，而虱子的数量实在太多，她终于无力招架，只能无可奈何地妥协。不仅带灯与竹子的身上再一次生出了虱子，而且“无论将身上的衣服怎样用滚水烫，用药粉硫磺皂，即便换上新衣裤，几天之后就都会发现有虱子”。甚至带灯对于虱子也从紧张、厌恶，变为习惯和麻木。“也不觉得怎么恶心和发痒”，并自嘲“有虱子总比有病着好”。带灯与虱子进行的战斗，不仅象征一种陈腐的思想观念的根深蒂固，也是她与现实丑恶势力和恶劣环境抗争的一个缩影。而白毛狗的象征意义，更是意味深长。带灯初到镇政府工作时，那条狗还是一条杂毛狗。因为带灯特别爱干净，所以就给狗洗澡，结果那条狗居然变成了一条白毛狗。带灯对白毛狗宠爱有加，下乡走访也常常带着狗，可是白毛狗先是被打跛了腿，又被人害掉了尾巴。白毛狗仿佛镇政府的护卫，它用吠叫吓退上访者，同时也承受着上访者对镇政府的仇恨。它屡次受伤，却始终能够坚强地存活下来，成为带灯工作中可以信赖的伙伴。当带灯患上夜游症，精神上出现了问题。这时的白毛狗也“再不白，长毛下生出了一层灰绒”。从象征隐喻的角度看，写狗也即是写人、写环境，通过一条白毛狗的描写，折射出带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只能是理想的破灭，理想主义的完结。

《带灯》的语言艺术，既有山骨般的阳刚，又有海风似的阴柔。阳刚犹如山骨一样坚硬、粗犷，冷干、固定。它是一种大气磅礴、汪洋恣肆的狂放语言。《带灯》主要以处理政事与上访为核心。于是，人们整日处于各种问题的漩涡之中，不是讲奋斗，就是谈挣钱，这种阳刚之气使得身体、自然、社会、精神等生态都遭到严重破坏，去大矿区打工的人大多得了矽肺病，旱涝灾害频发让人苦不堪言，社会贫富不均造成了暴力事件，人们在精神上更是无所适从。这些都在樱镇世界得到全面的展示，并落实在阳刚、公共的话语体系上。尤其是书记、马副镇长几乎就是公共话语的代言人，整个镇政府都充斥着大话、套话。特别是开会话语与文件话语，不是命令，就是拍板；不是训斥，就是压制。马副镇长等折磨王后生时训斥的野蛮，村长扇朱召财老婆耳光时的粗俗，镇长下令绑了闹事的田双仓语言的残忍，马副镇长对带灯说“这不是天了”的荒诞等，都是一种“山骨”般的刚性话语。而且，作者还采集了大量的民歌民谣、奇闻轶事、笑话段子、野史方志、残碑断简、地方曲艺之类穿插其中，甚至还有政府公文、领导计划、会议记录、工作日记等。比如县委县政府为市委黄书记到樱镇视察下的文件：“……书记、镇长和大工厂基建负责人就到樱镇边界上恭候迎接……讲话稿不用镇上准备，但多准备几个照相机，注意照相时多正面照，仰照，严禁俯拍，因为黄书记谢……”这些安排本来就像白花花的骨头一样坚硬。但经过作者的艺术剪裁，不仅没有生硬和不协调，反而呈现出一种艺术笔墨的味道，这是大胆的文件杂糅，既增添了作为小说的说话的谐趣，也强化了小说叙事的历史感。

阴柔就像海风一样阔大、柔软，温润、流动。它是一种温顺柔和、大气沉稳的明丽语言。带灯写给元天亮的信，就是阴柔话语的核心。有了元天亮的信，才有带灯自己的精神“星空”，她是在写信的过程中建构起自己的心灵世界的，只有这时，她才属于她自己。在倾诉中，她虚构了时间与空间，有了自己的私密空间，思想自由遨游，只有这时，她才找回了自己的生命感觉。于是，她行走在山林里，在幽谷的清风里对着远方的人说话：“我在山坡上已绿成风，我把空气净成了水，然而你再没回来。在镇街寻找你当年的足迹，使我竟然迷失了巷道，吸了一肚子你的气息。”“你是我在城里的神，我是你在山里的庙。”明丽而又精致，清新而又灵动。不仅如此，在政事叙述中，也有不少温润与明快的语言。刘秀珍夸儿子是她河边慢慢长大的树，身心在她的水中，水里有树的影子。她说儿子“是天上的太阳照射着河水，河水呼应着怎么是又清又凉的水流？”就极具诗意。⑨小说最后描写“萤火虫”：“正是傍晚，莽山已经看不见树林，苍黛色使山峦如铁如兽脊，但天的上空还灰白着。她们才一到河湾，二猫就知道了，撑了排子吱呀吱呀划过来，让她们坐好，悠悠向芦苇和蒲草深处荡了过去，而顿时成群成阵的萤火虫上下飞舞，明灭不已。”既有意境，又有韵致；既有情趣，又有意象。它诗意盎然，简约直白，充满着情感的力量，悲剧的美感。

《带灯》语言的阳刚与阴柔、山骨与海风又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是在温润与硬气之间绯徊，用柔性的笔法写出庄重的话题。比如“元家兄弟又被撂倒了两个”一节，那场在粪池边上的打斗，简直把暴力与荒诞、仇恨与滑稽、凶恶与无聊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了。这暴力写得淋漓尽致，却又如此痛楚，它完全就是一种海与风，山与骨；绝望与希望，社会伦理与个人伦理，交织在一起。从曲处能直，密处见疏；以小见大，以柔克刚中，既表现黑暗的力量，也写出了宽容与悲悯、信心与希望。这就是多种写法的综合，是各种精神的矛盾的辩证统一。

注释：

①孔令燕：《火焰向上，泪流向下——评贾平凹新作<带灯>》，《光明日报》2013年1月22日。

②贾平凹：《带灯·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7页。

③⑥陈晓明：《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评贾平凹新作<带灯>》，《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④⑦张丽军：《“新乡镇中国”的“当下现实主义”审美书写——贾平凹<带灯>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

⑤李云雷：《以“有情”之心面对“尖锐”之世——读贾平凹的<带灯>》，《小说评论》2013年第4期。

⑧贾平凹：《与穆涛七日谈》，《坐佛》，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69页。

⑨谢有顺、樊娟：《海风山骨的话语分析——关于<带灯>》，《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