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墨研



“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互进”
——罗小凤近年来新诗批评的启发

○张墨研

近年来，罗小凤一直专注于中国新诗的批评和理论工作，并着重在关于早期新诗建设的学术领域中贡献了自己的独特创见。她的研究主要以1930年代的“晚唐诗热”现象为切入点，辨析废名、何其芳、卞之琳、林庚、金克木、吴兴华等一批代表诗人创作中的诗学逻辑，指出1930年代有一批诗人是从对古典传统的“再发现”入手解决新诗自身的发展问题，在她见于重要学术期刊的系列论文中存在着一条隐在的主题，并逐渐成型，最终形成《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以下简称《再发现》）、《晚唐诗热现象研究——以“再发现派”为例》等专著，实现了完整的学理结论，建构了系统的学术框架。可以看到，她这些研究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从这一“再发现”的主题出发，对新诗与古典诗歌、诗学这组事关新诗发展的重要二元关系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与发现，并进而涉及到了如何看待古典传统这样一个更大的主题。

有必要先对这个主题加以说明。有学者在考察中国古典园林在现代的意义时指出：“目前风景园林界对待中国古典园林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其一是古典园林休矣论；其二是古典园林复兴论。前者将古典园林看作是无法融入现实社会的死物，否认发扬传统的积极意义；后者从弘扬民族文化的高度出发，强调继承古典园林，却往往追随其表现形式。”①举出这个例子旨在说明，传统的问题始终在场，即使常常以隐在的形象呈现，它在诸多领域与现代的发展和反思纠葛不清。又比如在形而上或者思辨层面，自洋务运动甚至更早就始终存在着所谓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持续抵牾。如何面对传统，以什么样的形象面对传统，传统具有怎样的意义，这种意义对现代有着怎样的影响，以至于它对当下应有怎样的影响，成为了人文社科以致其他一些学科不可回避的一系列问题，而“传统”也就成了这些问题的核心或者症结所在。

仅在中国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文艺学专业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便是关于对古典的看待，以及这种看待与当下的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一时间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等主题的讨论甚嚣尘上。而从文学（史）维度，早在20年前，王瑶先生就曾以史为本，言之有据地指出：“历史说明，凡是在创作上取得显著成就并受到人民广泛欢迎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浸润着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②而“中国现代文学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外来文化民族化和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它正是在这种追求中日趋成熟的。”③这是一个大事实。可以说无论是从辩证法的角度还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传统与现代这对二律背反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巨变（Great change）造成最为深层的断裂，站在这样纵深的沟壑之后，带着刻骨的乡愁看着主动或被迫的断裂，传统如何来到现代，现代能否造就传统，仅从文学实践来看，是值得加以深入研究和细致梳理的。许多年来，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许多工作。

再来看罗小凤的研究，称其对涉及上述主题的创见是具有启发性的，主要指两个方面。首先，她深入已经被深耕的熟地——“1930年代的新诗建设”企图再发新声；而作为中国新诗发展的第二阶段，无论是现代派的张扬或是后期新月派的转型，这一时期的新诗所呈现出的发展态势和创造实绩是非常突出的，在这样一个“熟悉”的语境中挖掘新意并非易事。从“晚唐诗热”这个并不“新鲜”的问题出发，罗小凤的思路却是新颖的，她并没有局限于现象，也没有固着于证明，而是试图从这个主题衍伸开来，致力于作出一个具有历史视野的“往返”的工作，即梳理新诗诗人对古典的“再认识”，并以此为“平台”挖掘他们的“再发现”，而最终，也是更为关键的是自古典再次回归，或者说，是更新后的古典诗歌美学的现代“迭代”。她将这一诗歌史（文学史）现象沿着其自身的逻辑摸索，从而在非线性的时空观中对古典传统与现代两者关系的复杂性作出了一定的挖掘。她深刻地指出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不是“单线的继承关系”，而是“多元互动的关系”。

其次，罗小凤在思考面向古典传统这一主题时的创新性集中体现于其严谨性，她的思路是在细节中丰富起来的，如何将非线性历史观这样的思路充分阐释清楚。她将个体行为提升到文学史层面后，由将这一目标落实在具体的历史线索之中，文本细读结合比较研究，由接受学导向创作论，她在处理整体性的问题时，解决了许多更为具体和困难的个案，而后者的解决恰恰支撑起了最终的结论，做到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能够成就此二者的不是别的，正是一种文学史研究最为需要的问题意识。譬如在《再发现》这本书的最开始，她就将这一点鲜明地展现了出来：“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以1930年代诗坛上涌现的一股‘晚唐诗热’现象为切入口，探究‘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这一诗歌倾向的形成过程与其所‘再发现’的‘风景’，以及这些‘风景’对1930年代新诗建设的意义与价值。那么，什么是‘晚唐诗热’？‘晚唐诗热’何以发生在1930年代？什么是‘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如何‘再发现’？‘再发现’了什么？这些‘再发现’有何意义与价值？如何将‘再发现’的优秀诗歌质素用于新诗建设？这都是本书即将探讨的系列诗学问题。”

从对象上来看，进入她视野里的新诗人是那些真正关注“怎样建设新诗”的诗人，换句话说是沿着“尝试”的脉络继续走着一条实验性的道路的诗人。从这个角度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即指那些“为了新诗本身”的一派，也就是致力于“新诗建设”这一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工作（工程）的一派。她于其中择出“废名、林庚、何其芳、卞之琳、金克木、吴兴华、朱英诞、南星等一批诗人”，因为这些人是“回望传统”的诗人的代表。

而具体来看，对这些诗人加以观照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她首先将“晚唐诗热”这个“子命题”置于关于新诗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个更高一级的问题之中，就像在《再发现》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他们并不把目光局限于晚唐诗词，而是投向整个古典诗传统，因此，‘晚唐诗热’成为他们回望整个古典诗传统的缩影。”这保证了接下来对某些局部问题的论证与整体性的论点联系了起来。自此，罗小凤的阐述逻辑走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即引入以艾略特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史观，引出对“继承”和“再发现”的区别，而这正是被以往的大部分学者较为忽视的方面，她指出：“事实上，新诗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并非继承与被继承的线性关系。对此，惟臧棣、王家新、冷霜等学者曾有所意识。”由此出发，她从研究新旧诗歌的“诠释性关系”继续前进。“新诗在重新诠释旧诗过程中所诠释出的新内容、传统形成的新面貌及其对新诗创作实践的意义与价值并未探讨”，前人的这一疏忽成了她的探讨目标和研究重心，换言之，她认为，抛开传统的“继承与被继承”的线性历史观，“再认识”与“再发现”才是1930年代这批对新诗本身具有历史意识和责任感的诗人的独特贡献。所以接下来，她对所谓的“再认识”和“再发现”，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发，指出“所谓‘再认识’，是指诗人们对古典诗传统进行回望时携带其所属时代特有的眼光重新理解、认知传统”，而“这种‘再认识’姿态的形成要素有二，一是‘独特的眼光’，一是对传统进行重新理解、认知的态度”。诗人们带着当下诗学意识的“前理解”回到古典传统中作出新的认知，而如果说这种新知的生产已足以促成“回望传统”的姿态的独特，为何她要引入“再发现”这一概念呢？为此，她进一步分析道：“‘再认识’的姿态是在中西诗学修养、‘晚唐诗热’倾向、当时的诗歌问题或经验，以及废名等诗人重新认识传统的姿态等多层基础上形成的。而‘再发现’是在‘再认识’基础上进一步的升华，即指诗人们以‘再认识’的姿态对古典诗传统进行重新阐释时，重新发现传统中的一些优秀质素，这些‘重新发现’的质素形成了对传统新的认识和发现，重新调整了古典诗传统的秩序和面貌，从而形成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同时又启示了新诗自身的建构，确立了新诗自身特质，并启示了新诗的发展路向，由此新诗与古典诗传统之间形成多元互动互进的关系。”通过这一论述可知，罗小凤所说的“再认识”不仅是一种阅读姿态，更是一种阐释（误读）姿态，而“再发现”则是“再认识”的结果，她使用了“升华”一词。“再认识”是1930年代诗人以“晚唐诗热”为核心对历史重新认知的个人以至整体的姿态，而“再发现”是生成的效果，是将这些“质素”带回到当下新诗发展的资源起点。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具有推动性的历史价值的“再发现”，“再认识”无疑将缺乏学理价值，从而丧失了建构的有效性，也就失去了加以分析的实际意义。我们就能看出，正是在这样一个逻辑线索中，罗小凤对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加以深入分析，尤其在废名（有关“诗的内容”、想象）、卞之琳（有关“非个人化”）、何其芳（有关“锤炼”与“色彩的配合”），以及林庚（有关自然的韵律）等方面，她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和比较研究，使原先在这些个案研究中的认识进一步推进，在一些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充分论说了在这些具体的诗人那里“再认识”如何升华为“再发现”，而“再发现”又怎样影响了诗人的新诗观和创作论。

可以说，罗小凤的论证从“晚唐诗热”入手，最大的创新在于历史视野的提升，以点带面，由一个切面导向整体性的“对传统的回望”，更重要的是将传统的价值投入现代，在《再发现》一书的上述引文中值得注意的有这样一句话：“由此新诗与古典诗传统之间形成多元互动互进的关系。”她将历史性的时间性关系转化为共时性的空间关系，可谓巧思，虽然形似结构主义分析方式，但并未落窠臼，并非生成一固态的几何构型，而是试图将基础的互文性推进为一种凸显阐释主体的互动性，尽管在这点上，或许还存在着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综上，罗小凤关于“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的学术推理有着坚实的逻辑基础和实例素材，并以独特的视角提出了新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她的研究目的并不限于这一主题所涉及的范畴，她对于文学学科中“现代与传统”之关系的省思贡献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案例分析。

20世纪末，郑敏先生在谈到“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割裂了自己的文史哲传统,今天需要的是中华文化古典与现代的接轨,传统一朝通畅，文化的昨天便会营养文化的今天与明天。没有人要回归，也没有回归的可能，流水瞬变，哪有凝固的传统等我们去回归？但边走边遗落式的革新，只能是贫乏而浅薄的。当年革新需要勇气，如今革新已僵化的‘革新’概念更需要勇气，21世纪世界文化将向我们这个古老的大国挑战，我们能以什么文、史、哲高峰回应呢?”④“哪有凝固的传统等我们去回归？”这种具有前瞻性的认识在今天看来却仍然被致力于捍卫、恢复、转换、重新阐释“传统”的人们所忽略。罗小凤的研究工作正是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以一个不同却有效的角度对这一认识提供了一种佐证。所以，尽管她的论证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某些不足，如并没能细致论证“晚唐诗热”与同时期其他方面的对传统的“再认识”的异同，缺乏从外部研究来审视“对传统的再认识”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及其外延性的意义；此外，在对已充分研究的诗人个案的研究起点上还缺乏研究范式的反思，没有在论述中始终把握对单一的线性逻辑的摒弃，等等。然而瑕不掩瑜，笔者认为罗小凤的这一研究仅从整体性上便具有相当的学术启发性，而其中的具体论证，在代表诗人的接受史中均有独特的学术创新，值得深入研读。

注释：

①朱建宁、杨云峰：《中国古典园林的现代意义》，《中国园林》2005年第11期。

②③王瑶：《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

④郑敏：《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本栏目责任编辑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