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勤

手艺人

赵勤

阿洁的爱和痛

阿洁做着的生意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开脸。

阿洁的生意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小的生意，认真说起来绞脸上的毛，修眉毛，绞胳膊、手臂、手背手指上、小腿上的毛，都是她的业务范围，价格也因为部位不同，毛的稀疏不同而不一样，但最多也不过是三四十块钱，最少的阿洁收过5元。阿洁说，那个女的脸上毛不多，坐下来就要绞，绞完才说没有钱，只有五元，阿洁就只收到五元钱，这是她收的最少的一笔钱。

走过老街，就会看见阿洁坐在临街的小店落地橱窗侧的一角一个红色的塑料小凳子上。她脚边放着个打开的小箱子，箱子里面摆放着些瓶瓶罐罐，还有几轱辘颜色不一样的线。她穿着件月白色的衬衣，下面是条黑色的半长裙子，脸上、头发收拾的干干净净。没有生意的时候，她常常一脸淡然望着街上来来去去的人，好像也没有要紧的事情，好像有没有生意都不是她在意的，她就是坐在这里看风景呢。

绞脸、修眉一共收十元，一天要做多少个人才能挣到钱呢？我觉得阿洁不够机灵，做生意太死板了。你这么坐在角落里，没有招牌，也不吆喝，谁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啊，能有生意吗？

阿洁抬眼看着我笑了，你看不起我们这一行啊，再小的生意也是有讲究的，开脸这一行不能像其他做生意那样坐在显眼的街边，更不能吆喝的。开脸要选择背人眼的的地方，而且忌讳坐东向西，最好坐南朝北，最差也是坐北朝南。其实开脸这种古法美容很早就有了，那个《红楼梦》电视剧的第六还是第五集里也有啊，下人议论一个叫什么的女孩儿时，说开了脸，越发出挑的标致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她。

阿洁说到这里，我想起《二刻拍案惊奇》中好像也有“三日之前，蕊珠要整容开面，郑家老儿去唤整容匠”这样的句子。

对呀对呀，电视剧《封神榜》中，也有殷十娘为王后开脸的镜头啊。阿洁见我了解一点开脸的古老传统，不由话多了起来，传说隋炀帝经常微服出巡，暗中命令侍卫拦截迎亲轿子，强拐新娘，吓得百姓迎亲时不敢敲锣打鼓。一个聪明人要娶妻，女方坚持风光出嫁。聪明人便交代媒婆将新娘脸上汗毛尽除，略施脂粉，让新娘坐在朱红描金的轿子上。迎亲队伍沿途敲锣打鼓，被侍卫拦截时，推说是迎神会。侍卫看到新娘脸若盈光，汗毛都看不见，以为是天仙就不敢冒犯，便顺利放行。其实以前都是结婚前开脸，开脸人须是父母子女双全的妇人，多半是婶娘和嫂嫂来做，也有叫家里的奶奶辈做的，开脸后，要给开脸人赏封。用新镊子、五色丝线或钱币等，绞掉大姑娘脸上四周的汗毛，再将辫子散开，在后脑壳上挽成“转”（发髻），再插上簪子及各种饰品。姑娘的形象霎时因“开脸”变了样，脸面皮肤变白了，发型也变了，这就标志着做姑娘的时代已结束，不再是“毛丫头”了，好让新郎一见钟情，但是古代的人保守含蓄，要编个年代久远的传说，阿洁说完，撇撇嘴。

我问阿洁怎么学会这个手艺的，阿洁说也没有怎么学，小的时候妈妈经常给左邻右舍的小媳妇拔脸毛，我姐慧茹和我结婚的时候也是我妈亲自绞的，这也不需要学习啊，看多了自然就会了呗！南方女人爱美，有来修眉的，有来绞脸的，也有女人来绞腿毛的，价钱的多少要看腿上的毛多少程度，不是很多的那种，两条腿从脚腕到膝盖，一共二十元，也有的女人看着很秀气，长裙子一撩开，两条小腿上都是毛，有点像是男人的小腿，这样的就要三十元了。

正说着，一个女人径直走过来，也没有讲话，直接坐在了阿洁面前的小凳上，

阿洁先用粉在女人的面部、头发边缘处涂擦，不一会，女人的脸上就是白白的一层粉，阿洁放下粉扑，在身旁的一个盒子里，取出一个线轴，扯出一截一咬牙，断了，一头在嘴里用牙咬着，手上一转，另一头就拽在手里，变化成有三个头的“小机关”，两手各拉一个头，线在两手间绷直，另一个头用嘴咬住、拉开，成“十”字架的形状。只需双手上下动作，那红色双线便有分有合。两线贴近女人的脸面，扯开、合拢，一上一下，左一下，右一下，绞那个女人脸上的细毛。

女人并不言语，闭着眼睛，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表情，阿洁一边干活，一边看了我一眼。她见我老在那个女人的脸上看，以为我在检查她的劳动成果。我的技术很好的，这样绞一遍，等会还会换两种线再绞，等到完全绞完，脸上是不会再有毛毛的，你要不要来试试？你的脸上尽是毛，她说。

我捂着脸，好像那个绳子剪刀已经绞到了我的脸上，凉丝丝的痛。见我这副样子，阿洁笑了。难道你们新疆人结婚的时候都不开脸的吗？这样毛烘烘的就嫁人了？她说话的神情好像是一个怪物嫁了人。

阿洁说线挨到人的脸面上，脸上呈现出三条线，因此“开脸”又叫“弹三线”。我们那里给大姑娘“开脸”时，还边扯汗毛边念《开脸歌》以示祝贺，说着就听见阿洁念叨起来：“左弹一线生贵子，右弹一线产娇男，一边三线弹得稳，小姐胎胎产麒麟。眉毛扯得弯月样，状元榜眼探花郎。我们今日恭喜你，恭喜贺喜你做新娘。”

我给她解释新疆的汉族人大多是内地各省去的支边青年，五湖四海哪的人都有，各地风俗不一样，不好统一，索性也就不讲究风俗了。姑娘出嫁之前，虽然不做“开脸”，但大多是要进美容院化个新娘妆，这个和“开脸”是一个意思，都寄托着新娘对美的追求，对新生活的憧憬。

可是结婚的大姑娘要绞脸上的毛，这个总要的吧，要不一脸的毛，怎么嫁人呢？她还是不明白。

我觉得这个问题一时半会给她解释不清楚，索性换了个话题，你天天都在这里吗？

也没有，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樟木头，周末在大朗。大朗的女人们很多都是在周末来街上找我，在大朗生意要好些，女人们经常都是排着队等我绞脸毛呢！

阿洁自己脸上是光洁的，没有毛。她说是自己对着镜子自己绞的，因为经常绞，阿洁脸上的毛长得并不快，也不多，但她还是半个月绞一次，从不间断。阿洁不能容忍自己脸上的毛毛长出来，那种别扭就像是身在南方湿热的夏天，不能冲凉那样无法忍受。

阿洁是爱美的，这从她穿衣打扮就可以看出来，阿洁也是一个幸福的女人，至少如今是幸福的。

阿洁的爱情说起来有些曲折，她说年轻的时候喜欢上了本村的一个木匠。木匠长得白白净净的，看着很斯文秀气。冬天农闲的时候，木匠给村头一家打家具，一早一晚回家时要路过阿洁家，阿洁总是算好时间在门口盯着看，常常看他走过自家的门口好远，阿洁还呆愣着，没有回过神来。从来没有和木匠说过一句话，不知道木匠喜不喜欢自己，她心里没有底，那个冬天特别漫长。

春天草发芽的时候，媒婆来阿洁家保媒，妈妈不知内情只说阿洁还小。媒婆说十七也不小了，翻过年就是十八岁的大姑娘了，放在家里成了老疙瘩，就要和父母结怨了……

阿洁听得面红耳赤，躲到隔壁屋子里，耳朵却支楞着，生怕漏了一句话。渐渐听明白了，媒婆来保的媒说的居然就是木匠。妈妈推说着阿洁还小，并且也得她自己愿意呢！躲在隔壁的阿洁不知哪来的勇气，顾不得害羞，跑出来说，妈妈我愿意呢！

阿洁就这样和木匠定了亲，两家商定等阿洁过了十八岁生日，就挑个好日子给他们把喜事办了。

那时候的阿洁以为幸福的日子就是和木匠结婚，在村里把日子过下去，生两个孩子，最好是一儿一女，在农村儿女双全的人是受人尊重和值得骄傲的。阿洁以为她的一生和母亲的一生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在这个村子里出生，也将在这个村子死去。

快要立夏了，木匠跟着村里人去南方打工，他给阿洁说要挣钱回来娶她。阿洁没有出过远门，原本是不想让木匠出远门的，可是还没有过门的媳妇，怎么能管住男人的心呢，何况人家说要去挣钱回来娶你呢，阿洁就是有几千个几万个不愿意，小木匠还是跟着村里的瓦匠去了南方。

木匠出来讨生活，好几年不回家，他也许是忘了当初给阿洁说的誓言，也许是还没有挣到钱，愧对深情的阿洁，反正他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一开始还给家里来个电话，寄点钱回来，后来电话没有了，钱也不寄了，人也找不见了。

过春节了，同去的阿良回村了，阿洁跑去打问木匠的消息。据阿良说，木匠一到广州，在火车站就被工地上招工的老板招走了，后来也见过几面，可是工地老换，住的地方也不是长期的，后面就没有联系了。

阿洁惦记了木匠好几年，可是这么个大活人竟然生生不见了，三四年都没有给家里一点音信。阿洁坐不住了，她要去找他，家里的人不肯，妈妈说她发疯了，那么大的世界，到哪里去找呢？

阿洁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也许她更多的是想出去，是想离开这个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小山村，她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小木匠怎么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阿洁打工的第一站是深圳，给人做保姆，是邻村里外出打工的一个婶子介绍的。婶子在深圳大学的一个老教授家里做保姆，老教授的同事家里找人照顾老人，阿洁跟着她去了。

第一次来到大城市，阿洁觉得眼睛不够用，楼那么高，仰着脖子都看不到顶，街上人那么多，她亦步亦趋地跟着婶子，生怕一转眼找不到她了，街上的女人好漂亮，都像是电视上走下来的，阿洁看看自己的布鞋和宽宽的裤腿，心里不由有些自卑。我就要在这里生活吗，她的心里还有一些不踏实和惶恐，婶子没有注意到她这些小心思，一路上给她叮嘱要注意的事项。

雇主是个四十几岁的女教师，雇人照顾她的妈妈。

那是个近七十岁的老人，半身不遂，阿洁的工作需要给她做饭、洗衣服、收拾房间，帮她翻身，洗澡等等很琐碎的事情。阿洁不害怕干活，这些事情比起在家里干的那些农活轻松多了，不到一个星期阿洁就熟悉了小区周围的菜市场、超市。阿洁一个大姑娘，自己爱美爱干净，总是把老太太也收拾的利利索索，天天给她洗澡、换衣服。阿洁爱说爱笑，有时候干完活了，天气又好，就把老太太推出去晒太阳，如果遇上好几天下雨，出不了门，阿洁就给老太太唱他们家乡的豫剧，阿洁嗓音一般，可是她唱的认真，也不知道老太太听懂了没有，反正阿洁一唱，她总是笑眯眯地点着头，好像听得很陶醉。

阿洁和老太太相处愉快，老太太喜欢吃她做的饭，也喜欢她大声地讲话，老太太说她有喜气，是个有福的孩子。阿洁在她家做了三年，直到老太太去世，去世前老太太还把手上的一个金戒指送给了阿洁，感谢阿洁给她的晚年生活带来了乐趣和尊严。老太太临走给阿洁说的那些话是动了感情的，阿洁心里潮潮的，眼泪都要下来了。一个朝夕相处了那么久的人要死了，阿洁很难过，在追悼会上，她放声大哭了起来。有人以为她是老太太的亲戚，她说不是，可也是亲人了吧，那些日日夜夜在一起，一千多天呢。

阿洁是在找工作的时候认识的张民权，当时张民权也在找工作，一口相同的乡音让彼此都很亲切，在劳务市场拥挤的人群里，两人说了好多家乡话，就留了传呼号码，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也许是知道小木匠真的再也不会来找她了，也许是张民权对她真的很好，后来的事情就很顺理成章了，那年冬天他们是一起回家过春节的，春节过完，出来打工前，两人就领了结婚证，这样出来照应着也方便。

婚礼在张民权家的村子按照当地的风俗办的，阿洁的脸是妈妈亲自给开的，那天妈妈的手有点抖，没有绞几下，线就短了，妈妈终于还是掉下泪来，阿洁的鼻子也是酸酸的，她拿了帕子给妈妈擦眼角，妈妈说我的宝贝女儿终于嫁人了，不哭了，我是高兴的。

也许是初恋的木匠莫名其妙地走了，消失了，带给阿洁不安定的心理，自从和张民权结婚后，张民权去哪里打工，阿洁就跟到哪里。那些年张民权去过北京摆地摊卖袜子，阿洁跟到北京。租住在民房里，冬天下雪天冷，房子里的水都结了冰，没有钱买煤，房子里呆不住人；张民权在上海的陕西路上卖早点，阿洁跟到上海，帮他买菜、准备早餐的小咸菜，可是上海人过的精细，他们不爱吃河南人的胡辣汤，生意也不好做；张民权跟着人来东莞工厂打工，阿洁也在附近找了个鞋厂做工，就这样亦步亦趋地跟着张民权过了六年到处流浪的日子，虽然辛苦可也是快乐的，张民权知冷知热，是个好丈夫。

阿洁自己做了妈妈，这才体会到母亲的辛苦，她和张民权商量再打几年工，就回老家找点营生干，双方父母都老了，需要人照顾。

他们的女儿已经四岁，说过的话还在耳边，张民权还是抛下阿洁走了。元旦期间，工厂加班，张民权干了十二个小时，回家来吃过饭，阿洁叫他赶紧睡吧，他笑说老婆辛苦了，要给阿洁买身衣服过新年，就出门了。过马路时，没有看清红绿灯，被一辆呼啸而来的货车撞倒，当场死亡。阿洁被人叫到出事的地方，看见张民权躺在血地上，当时就呆住了。她转不过来弯，刚才还好好的，有说有笑，一下子人就没有了。她呆愣着，过了好一会，她才发出哀嚎一般的哭声，扑在张民权还带着体温的身体上。

下葬前，阿洁哭晕了好几次。她哭张民权，也哭她自己怎么那么命苦。孩子太小了，完全不懂事，在她身边爬来爬去，玩耍着一个布娃娃。

事故责任主要在张民权，大车司机也是给人家打工，阿洁并没有拿到多少赔偿款。

她带个孩子还得往下过日子。她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让父母给带着，自己又出来打工。她在东莞厚街的一家鞋厂流水线上做工，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有时候还要加班，算上加班费，一个月可以拿到2 000多元。给家里寄五百，自己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剩下的也存不了多少。

工厂女工多，休息的时候闲来无事，几个女人在宿舍里闲聊。爱美的阿洁拿出棉线，对着床头的小镜子绞脸上的毛。小姐妹看见了，就让阿洁帮忙给自己也绞绞，绞完了这个的脸，绞那个的脸，绞完了脸上的，绞腿上的，直到实在没有什么可绞的了这才罢休。那天她们宿舍里爆发出很久都没有听到的笑声，绞过脸上的毛的女工平添了自信和好心情。慢慢地，左邻右舍的女工都来找阿洁绞脸毛了，耽误了阿洁休息的时间，女工自觉地给些钱，阿洁开始收到的钱是五块八块的，毕竟女工们收入都不高。就是这一点点钱，也给了阿洁和别人不一样的自豪感。

阿洁是因为老吴才不在工厂做工的，是老吴鼓励阿洁在街边做生意的。老吴比阿洁大七岁，是在工厂烧水的大婶给阿洁介绍认识的。阿洁给大婶绞脸毛，顺便还给她修了修眉毛，大婶家里还有个孩子在念大学，条件不好，阿洁每次都不收大婶的钱，大婶觉得阿洁人好，心善，知道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就想着给阿洁找个伴过日子。

老吴是大婶七拐八拐的亲戚，人很好，在樟木头一个粮油批发市场开个小型的货运车，老家河南商丘人，来樟木头已经快十年了，老婆两年前得病死了，有一对双胞胎儿子也已经辍学在樟木头打工。

阿洁见过老吴三次，就辞了鞋厂的工，来樟木头投奔老吴。因为老吴对人实诚，也因为他不嫌弃阿洁有个孩子，他愿意娶她。经历了那么多，阿洁已经现实了很多，生活总是不能尽如人意，她感觉老吴是个老实人，会对她好，就算赌一把，她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投靠老吴的。

刚来到樟木头，老吴去车站接她，领着她去吃饭，七拐八拐在一个小巷子找到一家河南小吃店，她吃了一碗烩面，老吴没有吃，说是自己吃过了。吃完面，老吴领着她到他的出租屋，她跟着他的后面走，她想到了这个男人以后就是自己的依靠了，不禁看着老吴魁梧的后背有些发呆，如果老吴对她不好，她和孩子以后怎么办呢？现实也容不得多想，没有走多远就到了房间，老吴打开门，她迎面看到的是一个混乱不堪的空间，地上烟蒂、啤酒瓶、饮料瓶，桌子上，沙发上到处是袜子、T恤衫，房间乱的进不了人。没有女人的男人混乱的生活呈现在阿洁面前，她什么也没有说，顾不上休息，撸起袖管就干了起来，收拾地上的瓶瓶罐罐，把脏衣服归置到一堆，扫地、倒垃圾，看着她麻利的干活，老吴挠挠头，他倒没有先前的大大咧咧了，有点拘谨和不安地说，太乱了，是太乱了哦。阿洁在这个混乱的房里里，在打扫卫生中找到了一点女主人的感觉。

半路走到一起的怎么也不如结发夫妻，老吴有自己的子女，阿洁也有女儿要养，贫贱夫妻百事哀，日子磕磕绊绊地过着。阿洁却总可以打起精神，她说不管有钱还是没钱，总要把男人、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心里才踏实，房子是租来的，可是日子一天一天是自己在过。

如今老吴成了她的丈夫也已经有十年了，在樟木头镇中心区也已经买了房子，可是说起来那时候的事情，阿洁还是历历在目，像是在说昨天的事情。

现在老吴天天还是出去跑货运，阿洁在家洗洗涮涮。她闲不住，还是想去打工挣些钱。工厂她是不想再去了，四十几岁的中年妇女了，她能干的工作少之又少。不去工厂，她能干什么呢？最后还是老吴鼓励她重操旧业，练摊绞脸毛，大小是个事情，想去就去，头疼了、下雨了，不想去便不去，挣点舒心钱。

老吴说到她心里去了，她也不想再到处跑去见工，看人脸色的，还挣不了多少钱。说干就干，老吴陪她一起去买了两个塑料小凳子，又买了一个小箱子放线啊、粉啊、膏什么的，总共也没有花到一百元钱，她的小生意就在老街开张了。

每天给老吴做好饭，吃完早饭，洗净锅碗，收拾完厨房，再把自己打扮的利索，阿洁就带着她的工具箱出门了。阿洁的家在镇中心，离老街不到十分钟的路程，走着就到了。

如此小的生意，也是淡季旺季，夏天生意好一点，一天有个两三百的收入，冬天最差也有一百左右，不过偶尔也有坐一天也没有一个客人来的时候，这样的日子不多。

有客人的时候，阿洁微笑着干活，一根线在她的手里、嘴里一折就变成剪刀一样锋利无比，没有人来的时候，她就坐着看街景，坐得时候长了，也会想起自己怎么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小的时候那些事情就到眼前来了。

故乡在阿洁的心里就是父母和家里院子里的那棵老榆树，如今父母都过世了，兄弟姐妹也都是自己一大家人过日子。想想回去又能干什么呢？地都没有了，房子也早就拆迁了，哪里又有容身的地方呢？说起这些事，阿洁神情有点落寞下来。

也就是一小会的工夫，阿洁用手捋了捋额前的头发，仰起脸，又有了笑意，樟木头也很好啊，老街上饭食都不贵，一碗粉4元，还有前面那家杭州小笼包子店，他家的汤真材实料，煲的很好喝，而且十年都没有涨价了。阿洁说自己虽然是北方人，可是出来快有二十年了，现在的饮食习惯也都偏南方，反倒是吃不惯太辣太咸的家乡口味了。

阿洁说自己这一辈子糊里糊涂地就这么过来了，年轻的时候她以为会一辈子在那个村子到老到死，后来跟着张民权以为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地过下去，她从来都没有想到临到老，自己会在异乡靠着妈妈教给她的绞脸毛挣钱过日子。也许就这样了，人生再也不会有拐弯了吧？！

裁缝王婶

王婶是个有味道的女子。王婶是个裁缝。

先威大道走到一半的地方有个菜市场，菜市场的右边有条巷道，在临街的巷道口两栋房子形成了一个夹角，王婶的缝纫机就摆在这个夹角的空地上，侧面有张旧桌子，离墙还有十五公分左右，留着方便人出入，如此围成一个小空间，王婶坐在缝纫机后面，头上方用篷布遮挡了一下，下雨天淋不着，晴天太阳也晒不着，这一方寸间就是王婶自己的世界。

若是你中午正热的时候来找她，一定找不见，她在家里睡午觉呢，一直到太阳不那么晒了，她才出来。

王婶在这里摆裁缝摊已经有十年光景了，以前她给人做衣服，现在周围邻居、附近工厂打工的人，裁个裤边，扎个枕头套，小孩的衣服扯破了什么的都来找王婶。周围的邻居，吃罢晚饭，也会三三两两坐在这里，看王婶“嗒嗒”地踩缝纫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家长里短。

王婶不太会讲故事，她的话也很简单，我都无法了解她做裁缝时，脑子里会想些什么。偶尔她会说，要是手上没有什么布，就觉得空落落的。这个话听起来太简单了，但它含着很深的意味。

你若是觉得王婶只会这些缝缝补补的小活，可就是太小瞧她，她曾经可是无锡少有的好裁缝，曾经也是在上海滩见过世面的人，现如今只是年纪大了，跟着儿子来到樟木头生活，不做衣服，只弄些简单的缝补的小活了。

王婶大名叫王红梅，在这里人们都叫她王婶，本名倒没有人叫了。王婶跟随儿子来到东莞已经有十三年了，在这里摆摊也有十年了。

木心在《上海赋？只认衣衫不认人》一文中，曾经这样写过江南的裁缝店：大牌名牌的店家陈设优雅，氛围恬静。欢迎、请坐、奉茶或咖啡，寒暄几句，言下十分自负，“先生光临本店，想是慕名而来……”然后除了几上的一叠时装杂志，又从内部捧出最新的样本来。这时是顾客显骨子的当口了。如果你边看边品评，眼光凶，门槛精，店伙就起劲奉承。其中夹进微妙的辩论，最后完全听从你的抉择，就更加满足你的自尊心。

接下来是看料作。美奂美轮，像图书馆那样庄严肃穆，凡你中意的，一匹匹拿下来，近看，远看，披在肩上对镜看，裹在腿上假设为裤脚管看——结果决定几套，三件头、两件头、独件上装，两粒钮、三粒钮，单排、双排，贴袋、嵌袋、插袋。还要商量夹里，半里、全里、羽纱？至于衬垫，“放心，阿拉勿会用白麻格，总归是黑炭，垫肩全羊毛，棉花是勿进门格”。

然后是量尺寸，手势轻快果断，颇有舞蹈性。如果你身材好，就量到哪里赞到哪里，“搭侬先生做衣裳，真开心，电影明星也呒末侬介司麦脱”。尺寸单的项目极其细致，填满了，还要想想，加附注，长期保存，作下次的参考，而且说：“假使侬在外国，要做了，请关照一声，我伲打包寄过来。”

等到试样的日期，更是双方显骨子的时候。虽是他从旁帮衬，你动作要灵敏，程序要合拍，他手捉划粉，口噙别针，全神贯注，伶俐周到，该收处别拢，该放处画线，随时呢喃着征询你的意见，其实他胸有成衣，毫不迟疑。而你，在三面不同角度的大镜前，自然地转体，靠近些，又退远些，曲曲臂，挺挺胸，回复原状，并腿如何，分腿如何，要“人”穿“衣”，不让“衣”穿“人”。这套驯衣功夫，靠长期的玩世经验，并非玩世不恭。

上海人玩世甚恭，既要应和重视别针划粉的全套动作，又务必贯彻“唯我独尊”的见解要求。试样的过程是一个辩论的过程，若有不恭者不知趣，冒充行家，事态会激化到“本店牌子有关，还是另请高明吧”。真正懂得“衣经”者却娓娓清谈，双方表示钦佩，“侬先生真讲究，讲究得真有道理”。“不然我也勿会定规要到宝号来哉”。复试，如果你无兴去店家，他可以到府上来效劳。初试仅一袖，这次两袖全，整套款式俱在。万一你又有新的意图，他不惜拆掉重做，是故往往要三次五次试样，双方绝不嫌烦，直到你的满意就是他的满意，临了说“先穿两天，假使有啥勿称心的地方，尽管请过来指教”――双方自始至终不提一个钱字，落落大方对大方落落。

这段文字里，木心把顾客和裁缝的心理、心意描绘分析得透彻明白。这是大上海的裁缝店的风情，王婶说小的裁缝店可没有这么多讲究。

好多年前，王婶还叫王红梅，她在无锡的后西溪布料市场二楼开有一家制衣店。一个苗条的女人，穿着一条暗红色的大摆裙，袅袅婷婷地走过长廊，来到后西溪布料市场二楼王红梅的店里。

老板娘，我身上这条裙子可以用亚麻的布料做吗，女人说。

王红梅让女人转过身，上下看了看裙子的款式和腰线，版式可以做，这裙底的边我锁出来和原来的不一样。

不用锁边，但是一定要跟这条一样有腰线，女人说。

可以的，你上去挑料子，王红梅很自信地说。

不到半个小时，这位顾客在市场二楼付了八十元钱买了两米烟灰色的亚麻料子下楼来。王红梅量了她的腰围和胸围，跟她确认了尺寸，又在裁缝加工单上简单画出了裙子的样式，然后收了180元钱。你这个版型要专门做，七天以后来拿，王红梅对女人说。

十几年前，这样的场景和对话，对王红梅来说很熟悉，天天都有年轻的女人或男人拿着各式各样的裙子、衬衣、裤子来询问王红梅是否能复制一件，而王红梅也没有让他们失望过，王红梅做出的仿制品几可乱真。那时候她其实很享受这个过程，那些花花绿绿的各种材质的布料，几剪刀下去，成了几片布，这样扎扎，那样扎扎，翻转过来就是一件衣服了，这个过程很好玩。

买料子做衣服的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中老年人往往偏好真丝布料，做成衬衫穿起来凉快。年轻人除了买真丝布料做旗袍，还偏爱用亚麻布料做裙子。有的年轻人到商场拿手机拍了照，比着样式过来挑布料做衣服。只要不是太复杂的样式，王红梅做的又便宜，料子又好。三月开始，气温一天天热起来，就进入了做衣服的旺季。王红梅白天在店里接活，她晚上回去以后也要赶工，忙起来饭也来不及吃。

即使如今她老了，没有人再来找她做衣服，她也还是喜欢给人改衣服、缝缝补补地做着和缝纫有关的事情。这些琐事都是她慢慢告诉我的。经常我在这里待上一个黄昏，才能听她讲出一件很小的事情。

王婶干活的样子，照相照出来应该很好看，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身上穿一件灰蓝色的麻质中式外套，大多时候都是低着头在干活，没有活的时候，她也会和周围的人说笑一会，但她的声音是细的，嗓门不高，举手抬足间透着一股子娴雅的静气。

做了一辈子裁缝，她有很多自己的小讲究，从什么时候开始只穿麻布的衣物，正午不做工，还有她一直喝着的那种红茶。她最重要的工具是一台老式脚踏缝纫机，从无锡运到了樟木头，一直跟了她近四十年。

王婶回忆，过去人们都穿一样的衣服，“文革”时期，中央女领导穿了一件连衣裙。第二天，连衣裙就火了。当时她姐姐在服装厂工作，连夜赶出了一批连衣裙，女孩子都抢着买，大家穿起来走在街上，一模一样。后来，开始流行列宁装、中山装，不管男人女人都穿，走在街上又是一模一样。年轻时候的王婶是很时尚的，对于这种批量生产的服装，喜欢独树一帜的她，从来不屑一顾。

看到抹胸裙好看，别人觉得太露不敢穿，王红梅却穿得自信十足；发现灯笼袖造型感十足，她又找来碎布拼接成一件雪纺灯笼袖衬衫……那时候人是真年轻啊，什么样的料子都敢穿，什么样的衣服穿着都好看。站在人群里，她不一定是长得最漂亮的那一个，却一定是最特别、最有味道的那一个。

王红梅是无锡本地人，她的母亲在一家街道的布料厂当了一名质检员多年，后来母亲年龄大了，她顶替了母亲的工作，专门负责检测厂里生产的白坯布是否合格。

职工的生活三班倒，空闲时候比较多。年轻的她无处打发时光，便想着去碎布市场买些碎布做些衣服穿。以前的碎布市场，没有固定的地点，都是小商贩挑着担子过来卖，碎布不按米算，论斤卖。

王红梅一家原先住的街上，一大清早都会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摊贩，颇有些集市的味道。上班路上，她就会挑几块好看的碎布买走。

那时候家家都有缝纫机，女性也都会点手工活，不过都不太精通。为了学习缝纫技术，王红梅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与缝纫有关的书，开始自学起来。说起当年学裁缝手艺，还要感谢《上海服饰》这本杂志。

或许是对缝纫有天赋，渐渐地，王红梅已经不再满足于制作街上随处可见的同款式衣服，而是将目光转向了潮流一线。当时王红梅很喜欢看一本名为《上海服饰》的时尚杂志，这本杂志不仅从发型、服装、饰品等内容全方位介绍了当时的潮流风向，书中还有几页几款服装的裁剪图或是毛衣的说明图。为了这几张图，王红梅几乎是每期必买。因为服装款式大都来自上海、北京等地，在无锡这个小城市几乎见所未见。因此，王红梅按照书上款式制作出来的衣服，穿出去件件赚足别人的眼球。布厂里女职工不少，看到王红梅穿的衣服很是喜欢，都称她为“潮流风向标”。看到好看的衣裙，就托王红梅也帮自己做几套。

在王红梅的印象中，那个年代几乎没有成衣买，每家每户都是量体裁衣，可选的款式也是寥寥无几。有一次去同学家玩，同学的姐姐从上海回来，穿了一套花棉袄和棉裤，她看了喜欢，回家就买布研究了几天，做了一套。当时雨季，大家都穿雨靴，棉袄的裤子塞到雨靴里不好看，她就把雨靴翻下来，变成短靴，一套穿出去，回头率别提有多高了，到了厂里，还有同事问她这是什么鞋，把她乐坏了。这套花棉袄穿出去后，没过多久，突然整个街上就有了很多跟她款式差不多的花棉袄在卖，不过只有上衣，没有下面的花裤子。

这件事当时很让王红梅欢喜了一阵，也让她在缝纫的路上越发痴迷。一日，王红梅到碎布市场买了几块雪纺布，做了一条色彩斑斓的彩虹裙。没想到由于裙摆太长，骑自行车被卷进了车轱辘里，想着彩虹裙好看但穿起来不方便。她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放到了一个朋友的门店里卖，没想到，刚挂上不久，就被人买走了。她自学看懂了《上海服饰》里的裁剪图，照着上面的样式给自己做了一套套装，做好穿起来又感觉不适合自己的气质，于是又放到朋友的店里卖，不曾想很快被顾客买走了。那时候王红梅还没有想到要靠这份手艺挣钱，只是自己喜欢缝纫，按照性情做点衣服裙子什么的。

1993年，王红梅从厂里出来谋生，她开过烟酒铺子，做过保险，但都没什么起色。后来想，自己那么喜欢缝纫，干脆就开个裁缝店吧，一开始在路上摆摊做衣服，后来搬进后西溪布料市场，这一行利润薄，她白天看店晚上还要做衣裳，这个小店一年也就能挣个辛苦钱，可她干的欢天喜地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布店裁缝店曾一度辉煌，人们不只日常穿的衣服要到布店买布做，连结婚的礼服也都是到布店买布做的。那时候上点档次的裁缝店还比较少，一到服装换季时节，到布料市场扯布做衣服的热闹场景，至今她还记得。好像也没有几年的光景，成衣市场多了起来，人们身上穿的衣服多数是从商店里直接购买，款式多、色彩亮、面料好、选择性大，布料市场开始慢慢走向萧条。

可是人一旦从内心喜欢上一件事情，是不会因为市场的萧条就厌弃的，王红梅的衣服是越做越简单了，她做好了，就挂在店里，有顾客来了，喜欢就买走。不喜欢，她不强求，也不张扬，就这样经营着小店，收入也还可以，比那时候量体裁衣的时候也不差。这样生活了好多年，也有好些人变成了回头客，一年四季穿她做的衣服。

其实要说起来，她那些年做的衣服大多都是棉麻质地的，款式简单但穿着很舒服那种样式，并没有太多花样。她说自己没有正式学过服装设计，年轻的时候追求过时尚和流行，但随着年岁阅历的历练，她悟出衣服首先是要人穿的，重要的是它的实用性，这就体现在具体的细节上的精工制作；其次才是美观、大方，若是因为好看反而伤害了实用性，那是功能本末倒置了。

我不懂服装设计，但我觉得她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可以体面地赚取生活所需，这是坚持自己的个性的结果。如果还是给别人仿制衣物，那也许缝纫店早就关门了。

王婶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做裁缝这一件事情上，她只会说简单的话，她把想表达的都放在了缝纫的衣物上了。六十年来，王婶一直活得心里踏实，做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女人的裙子、外套，男人的衬衣、西服、夹克。穿她做的衣服的人自己有了孩子，孩子也来做衣服穿，做着做着自己的孩子也都有孩子了，缝纫就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儿子成年了在东莞打工，不愿意回到无锡去，在樟木头买了房子成了家。如果不是因为要给儿子带孩子，她现在应该也还在无锡，应该还是在开小店做裁缝，她喜欢做衣服，也喜欢看客人拿走衣服时的那种满足感。

年龄渐渐大了，她不再追求时尚和闪亮的东西，她的想法变了，她自己也不再穿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了，只穿些素净的棉麻衣物，还都是自己做的。这个变化是自然而然的，人生走过了春夏，秋冬季节终究还是要含蓄内敛些，人和万物都是如此吧。但她还是离不开缝纫机，还想喜欢做些缝纫上的活，哪怕只是缝缝补补。

如今，王红梅已经快要七十岁了，可是她耳不聋，眼不花，她说和布打交道了一辈子，虽然现在不再做衣服了，可是想想原来的那些日子，还是开心的，她一直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这就比很多人活的都有意思。

有时候，她还是忍不住会翻出一些碎布来做些靠垫、枕头，桌布什么的，享受一下摆弄布的小小乐趣，家里来人了，谁喜欢谁就拿走了。

这个下午，没有人来做活，她靠着椅背上，喝着玻璃杯中的红茶，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说了好些话。最后她说，在街角摆个裁缝摊，主要是多个生活的乐趣，还可以名正言顺地踩踩缝纫机，听听那种“嗒嗒”的声音，晚上睡得香。

张顺当和硬饼

说起南方，总是潮湿的、温润的，那些好吃的蟹点心、虾饺、干蒸烧卖、马蹄糕、玉液叉烧包、糯米鸡，想起来唇齿都是香甜的，糯糯的。但要据此认为南方的吃食都是这样偏软就错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南方饮食中自有一种硬，这是我在横沥的半仙村亲眼看见硬饼的制作过程后的发现。

燠热的午后，思绪昏茫无序，周遭粘搭搭湿漉漉，整个人都变得昏昏沉沉。

张顺当带着其他几个人在树下做炒米饼，也叫硬饼，炒米饼是非常老派的糕点，现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人们更趋向高级的糖果饼食，各家饴隆、硬饼都比过去少做了。炒米饼这种“土饼点”已不受孩子欢迎，年冬印硬饼的传统习惯也渐渐被群众冷落。而做“硬饼”这个古老的传统手艺也基本“绝种”了，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婆们还会做，镇里四十岁以下的人都不会做了。

张顺当是主角，其他几个老人是给她打下手的，就见他们商量了一阵，大约是各自分工，不一会就各自忙活起来。

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张顺当，倒是其中一位消瘦的老妇人，总是严肃着一张脸，似曾相识。她在一口大锅里炒大米，白色的大米，渐渐发黄，让我想起祖母和童年一些隐秘的记忆。

我的童年是在新疆一个叫前山涝坝的小地方度过的，妈妈虽然根红苗正，但爸爸是黑五类，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一女一男，相差三岁，看似很美满。过了五年，妈妈又怀孕了，因为生活的艰难，他们计划不要了。祖母觉得妈妈会生男孩，若是男丁她要抱给她的大儿子，大儿媳妇生了五个女儿，她非常不满意。我还没有出生，她就牵肠挂肚，六十八岁的她不远千里从甘肃武威到前山涝坝就是为了等我的降生。

可母亲终究让她失望了，我是个女孩。她在产房外一言不发，爸爸也早就过了初为人父的喜悦，临盆时间过久，还有老母亲失望的情绪需要抚慰，这些都让他一个书生恹恹的。可是小小的我并不知道自己降临的家是这样的复杂，没有奶吃我哭，酷热我哭，看不见妈妈我哭。祖母说我是来讨债的，我听不懂她的话，可是她皱皱的一张脸、拧着的眉让我害怕，我终于嚎啕大哭，仿佛世界真是欠我的。

祖母爱干净，她不能见我咬手指头，咬一切可以抓到的东西，她打我的手，我扯心扯肺地哭起来，她作势再哭就扔掉我。我吓住了，抽抽噎噎地止住哭声，那么小就害怕被遗弃。

她是北方人，爱吃面，她会烙饼子、擀面条、包饺子、做疙瘩汤等等和面有关的一切食物，除了带我，一家人的饭食也是她操弄。父亲灰暗的面色，在她的食物调养下渐渐滋润起来，姐姐和哥哥还小，自然没有分辨祖母来了以后饮食的变化，只有自小出生在海边的母亲不适应，只好悄悄在自己的盛面条的碗里放一些外婆寄来小虾米解馋。祖母看见了，不高兴。好好的饭食里，怎么能放小虫虫呢？母亲被逮个正着好不尴尬，讪笑着说不是虫虫，是小虾米，很有些鲜味，你尝尝？她疑疑惑惑地用指尖翻检着，并不往嘴里放。

也是夏季的中午，但新疆不是湿热，也不闷，单只是热，干干爽爽的那种热。爸爸和妈妈出工去了，姐姐和哥哥在另一房间午睡，我醒了却没有看见祖母，刚要咧嘴哭，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还不能很好地爬来爬去，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侧过头，循着声音看过去，祖母在灶台前翻找着什么，不一会她拿出个胖肚子的水果罐头瓶，两手指伸进罐内一捏，拿出一小撮什么东西来，她看了又看，慢慢放进嘴里，咀嚼起来，很快她就撇嘴瞪眼起来，好像被咸着了，她放回玻璃罐，回头发现我在看着她。她走了过来，坐在床边，低下头也看着我。她的脸上纵横交错着纹路，皮肤松垮垮的，可她眼睛里有一种威慑人的亮光，我终于还是没有忍住，哇哇大哭起来。她看了我一眼，拿起一旁纳了一半的鞋底，一手扯线，一手拿着鞋底，纳起鞋底来。我哭了一会，自己也觉得没有意思，就不哭了。

再做汤面条时，白色的面条在有绿菜的汤里翻滚着，她疑疑惑惑地问问母亲，那个虫虫要不要放一点？母亲起初不明白，但立即就知道她说的是虾米。母亲拿来玻璃罐给她，她示意母亲自己放，母亲心满意足地放了一小撮，抬头看看她，她好像面无表情却又是始作俑者的样子让母亲微笑起来。

因了她的不喜欢我，我变的敏感多疑，没有安全感。小时候不喜欢吃面条，炒菜拌的面条，带汤的面条都不喜欢。可我终究是她带大的，现在我自己也到了中年，她已经入土很多年了，我却越来越像她，我爱吃面条，也爱像她一样再倒些醋在碗里，喜欢穿棉麻的衣服，宽宽大大的舒服，喜欢吃各式各样的饼子，喜欢穿手工做的鞋子，走路不累，她的一些精气神终究是浸入了我的骨血。

因为母亲，我有一副小骨骼，貌似南方女人的形体；却是因为她，我有一个杂食的胃，我是那么喜欢醋，尤其是用炒果和花椒熬过以后的陈醋，乘着温热喝一口，那种滋味不能详说，却是全身通泰，回味无穷。每每在外面飘荡久了，精神委顿，若是有一口这样熬过的陈醋，是可以解乡愁的。

这些都是她留给我的隐秘记忆吧，固执地根植在看不见的暗处，却如影随形，遇见合适的温度就发酵继而弥漫起来。

横沥是南方以南的一个小镇，前山涝坝在西北以北，这中间到底隔着多少距离和空间呢，眼前这个做硬饼的严肃老妇人和我过世多年的祖母又有什么因缘呢，让我在这个南方潮热的下午，面对一盆炒过的大米，想起那么久远的事情，想起面条，想起她来——那个叫我囡囡的老妇人。

横沥镇。半仙村。

大树下，一群孩子在唱：凼凼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叫我睇龙船，我唔睇，睇鸡仔，鸡仔大，摞去卖，卖得几多钱？卖得三百六十五个钱。

张顺当从小锅里捞出一粒花生，放进嘴里咀嚼一下，咂摸一下有没有香味。她接过那个沉默的妇人手里的锅铲，翻搅着锅里的大米，扬起来看炒黄了没有。转了一圈，这才回头看干活的老张头把模收拾利索了没有。

做硬饼的模很久都没有用过了，落上了灰尘，有些地方磨损和开裂了，需要擦洗和简单地整修一番。

老张头原来是个木匠，从前人们结婚、搬新房子都要打制家具，老张头的生意很好，如今板材的机械化生产的家具大行其道，人们早就不用纯手工做的木质家具了，老张闲了一身本事无处可使，清理硬饼模是最简单的活计了，他却干得很愉快，像是怀揣绝技的高人，终于可以在众人面前一展绝活的样子。

硬饼模也就是糕点模，俗称饼印，是生产糕点的制作工具。在过去传统糕点文化中，木模可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以前是老糕点店必备的用品。

温润的木头上雕刻着花草、瓜果、龙凤……各种各样美丽的纹饰，通过反复压印、敲打、覆膜等，一个个刻上各式精美图案的糕点，典雅美丽，犹如小巧精致的艺术品。

镇上原来有个姓白的手艺人就是以制作各种糕点模具为生，据传最初他是做刻字、刻章，后来跟随一位老人学习制作糕点木模。

传统糕点模子直径大都有三四寸，小的直径一寸左右，形状多为圆形，也有正方形、椭圆形的。制作一个糕点木模往往有十几道工序，开方、雕刻、修饰、打磨、抛光……从木料到完工往往要一天。做糕点模子首先要选好木材，主要用的是质地坚硬、纹理简单细腻的梨木，其次要有很好的雕刻技术，再次是悟性和耐心要好，这样才能制作出受人喜爱的模子。

大约刻字刻章跟刻模具道理是相同的，这位白师傅学成之后手艺精湛，名声很快在糕点业传开，有“刻糕点木模第一名手”之称。当时他名声在外，每年都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糕点店、糕点师找他定做糕点模子。

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用最好的梨木制作，由于雕刻刀法简练、刚劲有力、进刀快且深，因此制作出来的木模画面印纹清晰、边牙均匀、字面光滑、脱模爽快，便于操作，适合生产需要，这也是他家木模供不应求的主要原因。

传统糕点木模有一定的内容和形式，题材有人物、动物和花卉图案，木模手工制作人把民间对幸福生活的期望全都刻在上面，图案具有吉祥如意的寓意，有的还配以文字。一些老糕点店还会要求刻上店名，如“五福月饼”等。当时做糕点木模的以中秋月饼模为大宗，最大有5斤、3斤的，小的则是几两的。此外，还有各类糕点模，如杏仁饼、绿豆饼、重阳花糕、核桃酥、米饼等，形状各异、规格不一。

有些老糕点店通常是先过来订货，等制作好他们再来提货。那个时候前来订货的人非常多，白师傅基本上没有闲下来过。每年的中秋节是最忙的时候，糕点店会做各式各样的糕点模子，活儿多得忙不过来。由于白师傅的手艺在当时是独活儿，为了将这一手艺传承下来，便招收了几名徒弟。后来，这几个徒弟学成之后，就到全国各地去发展，银川、西安、郑州等地都有他的徒弟。

以前糕点模子非常畅销，除了糕点店要用，家家户户的婚事嫁娶都要做喜饼的，那时候物种匮乏，喜饼大多都是自己做的米饼，逢年过节各家也要做些糕点，自然也都要用到模子。一年可以卖出几千个模子是很正常的，如今不行了，利用木模制作传统糕点已经成为成年旧事，即使在乡下，古色古香的糕点模子也很少能见到了。

现在张顺当家保存的一个3斤的月饼模子就是当年白师傅刻的。

这边说着话，那边妇人已经把炒过大米已经碾成了粉状，炒过的花生也碾成碎颗粒了。张顺当说再拌上白糖，加一些香草叶子或是柠檬叶子碎片，用手将米饼按入木模内，敲打紧实，使其成型；再轻轻敲打木模，使模内成型的米饼脱落；将米饼一个个摆放；再放在特制的竹箩筐里，在炭炉上进行烘干，需要十分钟转一次，慢慢焙干硬饼就制作完成了。

过去临近中秋时分，到了傍晚和晚上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廊下就会传出“砰砰砰”的敲打声，小孩子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敲打木模，砰砰声听着好玩。那时候的乡下，晚上听到成片的敲打声，就知道月亮快圆了，快到中秋了。制饼的敲打声与中秋，就像蝉声与夏天，鞭炮声与春节总是联系在一起一样的。有些年头的模具边上可以看到有深深的敲打印记。

敲打完毕了，米饼也已经放在了竹篮筐里了，地上架起了一堆篝火，大火燃尽，烧好的炭还是红色的，把竹箩筐架上去焙火，一会翻转一下，烤烤背面。

过去谁家做硬饼，邻居都去帮忙，过两天自家做时，别人也会来帮忙的，那时候的邻里关系很融洽，街坊邻居都相互有个照应，不像现在的城里人，对门住上十年也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

一边坐着焙火，一边闲聊，不知怎么就说起了很多年张顺当嫁到半仙村的事情。婚礼上的喜饼是姐妹们和妈妈一起做的，月亮出来，云淡了，她半夜起来上厕所，经过门口，才发现妈妈还没有睡，长长的夏夜，有一点凉风吹过，妈妈坐着焙火，翻转着竹笼，她走过去坐在妈妈身边，妈妈摸摸她的头，嘱咐她嫁过去以后要有眼色，早上不要睡懒觉，少说话，尽量多干点力所能及的活，要孝敬公婆……妈妈说着说着，声音有点哽咽，她伸手轻轻抹去妈妈脸上的泪水……那是她第一次看见母亲流泪。

张顺当一生果真如父母给她起的名字一般，顺顺当当地过了大半辈子，丈夫家在半仙村也是殷实的大户，婆婆对她还算和善，如今她和老伴都老了，儿女也都大了，各自成家，她和丈夫跟着小儿子和儿媳过。儿子和媳妇对他们很孝顺，她和老伴每天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晒晒太阳，说说闲话，一天也就过去了。有时候她就想，时间怎么过的这么快，转眼孙子都会跑了，自己怎么就老了呢？

具体是什么时候学会做硬饼的，她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好像四五岁就跟着忙碌的母亲后面，看大人做硬饼，一会抓一把炒好的花生嚼嚼，一会偷吃一小块糖，在敲打模子的时候，妈妈会让她坐好，一边敲打，一边教她唱点歌谣。就是这样看多了，也没有很正式地学，自然就会了。

张顺当说村里上了一点年纪的人有些会做硬饼，只是觉得她性情温和干活利索，就叫她来牵头。时至今日，炒米饼的品种多了去，传统炒米饼外，还增加了山楂饼、茶叶饼、巧克力饼、椰蓉饼等20多个品种。花样是越来越翻新，品种也越来越丰富，但是小时候吃炒米饼的那种感觉却消失殆尽，那首百唱不厌的甜美童谣也仿佛越来越远。

“硬饼”曾是孩子们最爱零食。上世纪90年代前，横沥人习惯在旧历除夕前做好这些饼子，用瓦缸或铁罐密封，用作来年春节亲友互相馈送的礼品；同时也作为当时孩子们的零食，就相当于“年糕”。由于“硬饼”的味道比较好，吃起来口感香酥爽脆，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吃了还想吃，常常馋得贪吃的孩子直流口水，本地人称：“食过返寻味”，意思就是“吃过还想回去吃”。

说着这些闲话，张顺当有点落寞起来，如今她做的越来越少了，也只在有人来参观时，社区的人要求她做给客人看时，才召集几位上了岁数的老人一起做一点。

慢慢地转动着竹笼，在炭火上烤了约摸四十分钟，空气中可以闻到一些甜香的气味。张顺当说好了，几个人搭手，取下竹笼，饼焙烤的有点微黄，散落在竹匾上，等待放凉。

取一个来吃，这味道果然快乐而难忘。饼很香、很松，可能因为刚刚出火风凉的关系，还有着暖暖的温度，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感动。

因为是自己做的，用料足，花生粒又大又多，散在饼中，更添香口脆身，加上坚持以木炭烘焙，均匀的火力仿若赋予硬饼以生命力，比起那些在外面卖的糕点，口味是不一样的，它酥脆的口感和清雅的味道，不会浓厚过甜。

在其中，吃到的是认真、是用心、是坚持。

责任编辑刘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