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玥瑶+叶梦燃+张朗

内容摘要：《小孩月报》作为晚清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传教士报刊，以其代表性的语言风格和开创性的受众定位于报刊市场中脱颖而出，并对晚清最后三十年的报刊活动产生深刻影响。本文旨在梳理研究界已有关于《小孩月报》的专题研究，结合晚清报刊小说、传教士活动及现代性转型等相关研究成果，管窥目前学界对于《小孩月报》影响下晚清报刊小说语言与受众的研究情况。

关键词：《小孩月报》 欧化白话 儿童

自费正清上世纪中后期提出传教士研究后，研究界有关传教士话题的声音渐起。而在有关传教士的研究中，又以晚清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新教传教士关系的相关研究最盛。诚如费氏所言，“在19世纪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最少的，却是最有意义的。”[1]故本文选择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的《小孩月报》作为考察对象，尝试探究新教传教士报刊在十九世纪后期对晚清小说产生的影响。

当下的新教传教士报刊研究主要从语言和受众角度谈论晚清小说的现代化转型。译介语言方面，大部分研究者从具体报刊或传教士单行本小说出发，对传教士翻译语言或创作语言进行考察，并取得相当成就，如《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语言文字变革运动影响研究》（白鸽，2013）、《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中的汉语变迁及影响（1815-1907）》（尹延安，2013）；在传播受众方面，费正清曾给传教士研究者提出三个有关受众的问题——“谁接受了传教士传布的内容？传教士译著的读者范围，在社会上和地域上究竟有多大？读者的类型在那些年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2]从中我们可以初识传教士研究的疑点和难点所在。

基于此，本文针对《小孩月报》影响下的文学语言与受众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与分析，以期窥见新教传教士报刊文学现代化影响研究之缩影。

一.《小孩月报》与范约翰的本体研究

关于《小孩月报》报刊本体研究集中在其办报始末考（办报时间、地点、版本、组织者等）[3]、报纸的装帧、报纸的历史定位三个方面。其中有关主要办报人范约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范约翰的生平经历以及范约翰的两篇重要历史文献——《论报刊》和《中文报刊目录》上。

对《小孩月报》较早进行考察和记录的著作主要有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它对创刊时间和地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论述十分简短（仅五行文字，介绍报名、办报人、办报时间等），将报纸开办时间定为1875年（由范约翰创办），未提到改名为《月报》，只说民国四年改为《开风报》[4]。随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著录了《小孩月报》的基本信息和考证结果。[5]但上述论者显然没有引用后来发现的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6]，其关于《小孩月报》的著录信息也比较简陋，皆未涉及《小孩月报》改名《月报》一事，对于其初创地的看法也多认为是范约翰从福州《小孩月报》处接手，对《月报》改名后《开风报》的时间尚未定论。

在参考范约翰所做的《中文报刊目录》（该目录由范约翰在1890年第二次传教士大会上发表，详细记录了当时报刊杂志的发行情况）后，《<小孩月报>史料考辨及特色探析》（郭舒然、吴潮，2010）、《范约翰与他的<小孩月报>（1876——1881）研究》（李嘉玮，2011）发表了新的观点[7]，《传教士中文报刊史》中也有相应章节的观点与这两篇论文遥相呼应[8]——同时期出现了三份同名刊物，即1874年福建的普洛姆夫人、胡巴尔夫人主办的“榕版”《小孩月报》（Childs News），1874年嘉约翰广州主编的“穗版”《小孩月报》（Childs Paper），以及1875年范约翰在上海的“沪版”《小孩月报》（Childs Paper）。先前的研究者认为范约翰之《小孩月报》是从福建接手，而后者在看到范约翰的原始一手资料后，所见其详细注明是从广州嘉约翰处接手，并通过对报刊英文名称、文本语言内容以及范约翰夫人的回忆录的考察后综合得出结论，较为可信。故本文兼采其说，亦认为《小孩月报》首先由嘉约翰在广州开办，后转交至好友范约翰处，在上海采用官话办报。据《中文报刊目录》所统计，该报自此1875年至1881年，有较好反响，发行量至每月4500册，为商业性质非宗教传教士刊物。

关于《月报》和《开风报》的更名时间，研究界也有不同意见——胡国祥在《近代传教士出版研究》中指出《小孩月报》于1891年改名为《月报》，1913年改名为《开风报》，但未见其引用的原始资料。笔者亲访上海图书馆，见其仍录有1881年份《月报》，可知胡氏之说应不可信。此外，上海图书馆所存1881年《月报》与《小孩月报》从创刊至1881年的刊物板式相近，均有上海清心书院发行标志，故可初步得出1881年后即改名为《月报》的结论。关于《开风报》与《月报》孰先孰后的关系，当是《小孩月报》先更名为《月报》，再更名为《开风报》。关于《开风报》的更名时间，陈春生在《二十五年来之中国教会报》记载到：“至一九一三年，即民国二年，因上海中国圣教书会与汉口英教士杨格非所办之圣教书局合并，因改《月报》之名曰《开风报》，所以开通风气也。至一九一五年，即民国四年，又与主日学会合。因欧战关系，于以停版，统计出版为四十一年云。”便是其证。[9]目前《月报》于上海市图书馆有藏，而《开风报》疑已佚。

《小孩月报》周边研究方面，《浅析我国儿童书籍中插图设计在各个时期的发展与特点》（李祯祯，2013）一文简单介绍了《小孩月报》的装帧和插图，其它专门研究《小孩月报》的研究专著也在介绍《小孩月报》的办报始末时对其装帧和板式略有提及。关于《小孩月报》在报刊史上的历史地位，各家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小孩月报》是最早的画报，如《<小孩月报>史料考辨及特色探析》等，[10]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小孩月报》并非中国第一画报，其认为《小孩月报》不具有成熟画报形态，且并非由国人自主创办。此在第三部分详述，这里不再赘述。《传教士中文报刊办刊宗旨的演变》（赵晓兰，2009）一文则认为《小孩月报》系传教士办报活动后期转型的标志之一，即走向世俗化的产物。马光仁则干脆将范约翰与《小孩月报》的讨论置于“通俗性宗教刊物”的标题之下。[11]

有关范约翰的研究则主要见于李嘉玮之文。其对范约翰的人生轨迹和办刊宗旨进行了详尽考察，笔者认为是目前可见的最全面的版本。[12]另《基督教在华报刊活动的战略转型——兼论范约翰的传播观》（王海、孙湘瑞，2011）一文，[13]对范约翰自己整理的两份文献亦有所著录分析。笔者经过资料整理，又发现范约翰除之前在传教士大会上公开发表的两份资料外的另一份资料——《清心书院的滥觞》[14]，该篇作于范氏初来中华所感，记载其中年来华感慨世事多艰、儿童教育之重要并开办学堂的所作所为与心路历程，为研究《小孩月报》中范氏提出的“为儿童”的办报宗旨提供了参考资料。另外，笔者还发现同时期同地点两个中文译名相同的“范约翰”。由于其中文译名相同，但实为两人，笔者在此进行简要区分。办《小孩月报》的范约翰是Farnham，而另有一个Stevenson也被译为范约翰。二人同在上海，且都在1890年的传教士第二次大会发言，得到一定反响。然而根据笔者所得的范夫人回忆录所示，范氏本人原为美国北长老会成员（该组织因南北战争而分南北两大派系），后来华隶属于上海中国圣教书会。而另一位范约翰则是内地会成员，身份、名字皆与之不符，所以关于“范约翰”与“内地会”的有关论述皆应不采。此外，关于范约翰的另一种记载源于《摄影师索引》以及附在《中国摄影史 西方摄影师 1861-1879》中。该资料显示于1860年左右，上海有美国传教士Farnham入境，其人酷爱摄影，《安东尼国际年度摄影公报》于1890年刊发了他所撰写的对上海早期摄影的回忆性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范约翰介绍了自己当时在办报过程中将图像叙事运用到摄影中——“我学了一些皮毛的艺术技法，希望能够做些插图之美，为传教活动中所写的文章配些插图”，并明确提到他将“照相制版”的手艺运用到“宗教宣传的报纸”中。[15]

二.欧化白话——《小孩月报》与新的译介语言研究

有关传教士译介语言的研究，主要是就《圣经》及译介文体进行考察，其发展经历有归化、求新、融合三阶段，相关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从翻译学角度分析传教士文学文本中的语言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把传教士语言的发展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中看待，并论证其作为现代语言的过渡，在历史的长河中展现的特有形态——欧化白话。较早提出欧化白话文的有袁进，其著作《重新审视欧化白话文的起源——试论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肯定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创作最早的欧化白话文的价值，并由此审视西方传教士翻译、创作活动对中国近代的文学变革产生的重大影响。其后邓伟《试论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欧化倾向》探讨了清末民初翻译小说对文学语言以及传教士欧化倾向白话的继承，以及它在中国白话语体文学语言建构中的历史地位。陈历明《欧化白话与传教士的事功》指出近代传教士在翻译时带有的明确目的性，无意中促进近代中国欧化白话的生成。与此相关的还有上文多提及的尹延安《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研究（1815-1907年）》。赵晓阳《晚清欧化白话：现代白话起源新论》通过对1870年出版的北京官话本《新约全书》与英文钦定本《圣经》的对比分析，打破学界一直认为的汉语欧化始于20世纪初的观点，将汉语欧化的时间提早到19世纪60年代。同时该文以具体文本谈论白话欧化的语言现象，从语法、语汇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呈现出欧化白话的特征。另陈历明在《新诗的生成：作为翻译的现代性》中探讨了这一新质语言在晚清文学转型上贡献，指出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建构正是由于在翻译诗歌中对欧化白话的运用而促成。中国新诗就是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强调了欧化白话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做出的贡献。

关于《小孩月报》中的翻译语言研究。因《小孩月报》以其独特的受众定位众多研究者的注意力放在了有关儿童文学、儿童观念或是画报的论述上。其作为传教士报刊本身的语言特质很少受人重视。目前可见的《小孩月报》文学语言的研究主要见于少量硕博论文中。博士论文《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研究（1815-1907）》（尹延安，2013）将《小孩月报》作为其研究对象之一，从翻译主体、翻译文本的文本特征、译介文本的传播特征来论述传教士欧化白话文具体的表现和影响。陈恩黎在《颠覆还是绵延？——再论<小孩月报>与中国儿童文化的“现代启蒙之路”》中以《亮塔幼女记》为例，指出其与《圣经》文本的互涉以及翻译旨趣。

除尹延安所尝试的策略外，本文欲结合以往相关论文专著在同时期语言比较和《圣经》三合本翻译研究上的成果进行进一步说明。除此以外，本文还针对《小孩月报》的语言特征作出如下两点讨论：一是笔者注意到《小孩月报》经历了三次语言的变化——第一次是在广州，采用粤语发行。后见发行量不高，在转至上海后进行改革。第二次是在《小孩月报》试发行的前两期，即《小孩月报志异》中，大部分采用文言形式。而范氏也在《小孩月报》序言中谈到相关读者（受众主要是小孩与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成年人）对其艰涩语言的不满，故主要参照三合本官话版《圣经》语言，兼杂当时的欧语与官话（也就是今研究者所说的欧化白话）对其报刊语言进行调整，后其发行量渐佳，持续四十余年之久。范氏办报的年代处于时局剧变与传教士转型之际——范约翰本人深受美国南北战争影响，于战争爆发时来华又恰逢太平天国运动，时局动荡，传教士不能像过去一样在浅层面进行传教了。经历了一系列“文化适应”的传教士开始经历内部的谱系迭变，从天主教到基督教，再到基督教新教，那些突破中世纪宗教传统的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新教传教士，本身就是现代性传播的一个缩影。他们携载着开拓与传播现代文明的精神，开始了19世纪70、80年代以来“文化转向”式传教，世俗的对于现代文化的普遍接受成为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三合本《圣教》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性的文化传播打开大门，范约翰在几经尝试后于1879年选择了欧化白话作为报刊语言也体现了这一重大趋势。此外，以往研究者在研究语言时很少注意到报所里的“秉笔华士”。“秉笔华士”是传教士在语言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传教士来华之初没有经过专业的语言培训，在摸索的同时不得不靠他人协助。这里传教士的交游对象尤其是是国人，作为传教士语言习得的重要途径，其相关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笔者注意到在范约翰一生中所接触到的几个重要中国人——“秉笔华士”钟义山（字子能）、俞国祯等人[16]，另外范约翰与中国圣教书会的关系也应被纳入到其语言发展研究的一部分。

三.儿童文学——《小孩月报》与中国现代儿童启蒙研究

《小孩月报》在文学受众或者说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关系研究方面，成果是比较丰富的。就已检索到的文献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其在儿童类报刊甚至是儿童文学发端的重要意义，二是对于现代儿童观念革新的重要影响。

《小孩月报》作为清末民初有代表性的传教士刊物，带有一定宗教色彩。但它又不拘泥于简单的教义传播，而是更多的偏向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对中国传统蒙学发出挑战，深刻体现其“儿童本位”的现代立场，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辟过程中担当引路者的角色。其相关研究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1.论发端性——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创有筚路蓝缕之功

申报曾在题为《阅<小孩月报>纪事》的文章中对当时已发行四年的《小孩月报》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称其为“启蒙第一报”。傅宁在《中国近代儿童报刊的历史考察》中指出，从狭义上看，《小孩月报》作为儿童报刊史发端，是为配合殖民教育而专为儿童创办的刊物，在后期有力促生了中国本土报刊的发展。《海上儿童文学的五座丰碑》（郑开慧，2011年）、《我国早期的少年儿童报刊》（曹芸，2011年）均指出《小孩月报》在儿童报刊及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它是最早的儿童刊物，也是最早以小孩等一类词汇作为刊名的期刊。朱传誉最早提出该报为中国第一份画报。《中国近代画报的历史考略》（吴果中，2007年）、《晚清传教士报刊：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之启蒙》（郭思含，2011年）还指出其在中国近代画报史及新闻史的开创性地位。针对这一点，李嘉玮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出质疑，阿英也曾论证其作为画报的不合理性。但将其作为中国儿童图像性启蒙刊物的先声，应是比较恰切的。

宋莉华等研究者指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端于西方儿童文学译介，高度肯定了西方传教士在传入西方现代儿童观念及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她提出，晚清传入的西方文化是宝贵的“异质文化资源”，传教士通过编译西方文学有效地触发了本土文学实践的兴起。而陈恩黎在《颠覆还是绵延——再论<小孩月报>与中国儿童文化的“现代启蒙之路”》中就小孩月报的“革命性颠覆”影响提出质疑，认为小孩月报所带来的“现代儿童启蒙”同欧洲文化语境中的启蒙存在偏差，继而以“亮塔幼女记”和“顾师母来稿”两个文本在中国化的本土翻译改写实践为例，指出《小孩月报》并没有对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挑战，而是变异为现代化名义下的纵向绵延，实际上其传教意味在“汉化”的过程中被大量消解。关于清末民初中国儿童文学的活动概况，研究者孙建国在《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的地位和影响》中有详细论证。他肯定了传教士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进一步表明了本土知识分子的主体作用，确立了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针对这一点的争论，应该辩证来看待，既不能过分强调传教士小说和报刊的重要性，又不能忽视其发端性作用。

2.论开创性——开辟了新的阅读对象及新的儿童观

范约翰在《小孩月报志异序》中强调，要使中国儿童通过阅读报刊建立“初基”，须从器识、文艺入手，从而“俾童子观之，一可渐悟天道，二可推广见闻，三可辟其灵机，四可长其文学，即成童见之，亦非无补”[17]。为中国本土创办以儿童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新型报刊，如《蒙学报》、《启蒙画报》等，做出一定示范。

熊秉真在其英文论著《慈航：帝国晚期的儿童与童年》（A Tender Voyage：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指出，晚清中国对于儿童的想象方式大概有三种：其一是生理学层面，将儿童视为成人的早期阶段；其二是社会地位层面，“处于从属位置、通常被赋予“子”的称呼的成员，如家庭结构里年轻的相对于年老的，这通常与年龄无关”；其三则是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多指向“童心说”“纯真”等相关内容。“儿童”作为一个方法论上的概念[18]，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往往被历史化、民族化，成为解读国家民族时代转型的重要视角。《小孩月报》中所呈现的儿童形象与反映的新型儿童观，与传统蒙学观念大有不同，亦可以窥见现代化的影子。硕士论文《<小孩月报>与晚清儿童观念变迁考论（1875-1881）》（庞玲，2009）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阐释了《小孩月报》对发端于晚清时期的“儿童观念变迁”近代化过程的重要作用。该文具体对比了中西不同的儿童观念，描绘了西方现代观念下的儿童形象，指出该报刊在发现儿童的意义中承担了“领路者”的角色。面对中西儿童观念存在差异这一现实，《小孩月报》采取“耶儒结合”的策略，但仍反对科举考试及传统儒家教育方式，推崇一种发现儿童，“向前看”的儿童观。其中，图像、寓言、游历笔记作为文学文本在表达过程中的载体，也在本文中被重点提及。

3.论开拓性——通过图像叙事阐发现代性

《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的图像叙事》（张梅，2012年）指出晚清传教士强调视觉启蒙，注重图像的运用，并肯定其作用。图解自然科学知识也是以图像为中心展开的一种“叙事手段”，在直观的同时增强了生活性和趣味性，拓宽了儿童的视野。从晚清传教士的视觉启蒙再到五四现代儿童文学兴起，图像从童蒙读物中不可或缺的陪衬，演化成儿童期刊中重要的叙述元素。小孩月报作为中国儿童文学图像叙事的先声，提供了新鲜的视觉体验，其图画叙事叙事策略体现了西方现代儿童观，同时也对成人世界产生重要影响。陈平原《晚清教会读物的图像叙述》中提到了办报宗旨与图像叙事的关系[19]，庞玲则强调了图像叙事作为视觉表达的一部分，对现代性有所建构。[20]

“图像叙事”作为现代性的一种表达，对现代儿童及儿童观念的塑造有其独特功能。一方面，儿童在阅读图像时最先从最直观的角度认识世界，获得文字之外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具象化想象；另一方面，不同于中国传统写意的、以人物为主的绘画，《小孩月报》中构建了与文字相配合的，带有寓言色彩的图像暗示，使得儿童或成人在阅读作为整体存在的图片和文字时生产出关于儿童自身形象和特征的理解。

“图像叙事”在晚清报刊小说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之后的《点石斋画报》等画报中更是成为一种滥觞。而《小孩月报》中的“图像叙事”却是具有创造性的一步——其作为最早的儿童画报，将图文作为整体，从视觉建构的角度传达了“由儿童、为儿童、给儿童”的现代报刊受众理念，并通过此一套机制塑造了新的受众及与之相符合的新的受众观念。

四.结语

作为晚清新教传教士报刊的杰出代表，《小孩月报》的发展演变即是整个新教传教士报刊发展演变的缩影。本文结合学界对于《小孩月报》以及相关主题的研究，拨开文献遮蔽的迷雾而谈晚清新教传教士报刊给晚清小说场域带来的现代化产物——新的语言和新的受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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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杜传坤.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J].学前教育研究，2010，（1）.

[38]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J].文学评论，2011，（1）.

注 释

[1]SW Barnett，JK Fairbank：Christianity in China：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p35.

[2]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版，第625页。

[3]除此以外，仅两句对内容及版式的描绘——“连史纸印；文学极浅近易读，有诗歌、故事、名人传记、博物、科学等等。插图均有雕刻，铜版尤精美。”

[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7版，第126页。

[5]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305-308页。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版，第162-164页：该书注明《小孩月报》是1872年从福州迁移至上海的，改名为《开风报》是1914年，亦没有提到《月报》事宜。

[6]汪英宾：《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版，第68-84页：附有范约翰《论报刊》和《中文报刊目录》。

[7]李嘉玮：《范约翰与他的<小孩月报>（1876——1881）研究》，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9-11页。

[8]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版，第242-251页，详细指出《小孩月报》的办报过程及名字更迭。

[9]陈春生：《二十五年来之中国教会报》，载《晨光》杂志第26期，1927年6月，第2页。

[10]郭舒然、吴潮：《<小孩月报>史料考辨及特色探析》，第100-103页。

[11]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版，第51-54页。

[12]李嘉玮：《范约翰与他的<小孩月报>（1876——1881）研究》，第4-19页。

[13]王海，孙湘瑞：基督教在华报刊活动的战略转型——兼论范约翰的传播观，，战略决策研究，2011（5），第83-88页。

[14]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版，第206-209页。

[15]（英）贝内特著：《中国摄影史 西方摄影师 1861-1879》，中国摄影出版社2013版，第398-399页。

[16]马光仁：《上海新闻史 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版，第52页。

[17]范约翰主编：小孩月报志异，上海：上海图书馆，第一卷第1页。

[18]柄谷行人《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所谓孩子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概念。”

[19]陈平原：晚清教会读物的图像叙述，学术研究，2003（11），第5页。

[20]庞玲：《<小孩月报>与晚清儿童观念变迁考论（1875—1881）》，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第8-10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