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天津 300071)

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即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各自追求的目标并不一致，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很可能会引起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必须对信息优势一方即基金管理人实施某种激励。

Modigliani，Pogue(1975)较早提出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问题[1]，显性激励是在契约中通过薪酬安排等对代理人施加的直接激励，而隐性激励则产生于契约之外。目前学术界对于显性激励的研究已较为深入(Jensen，Meekling，1976；Crossman，Hart，1980; Yermack，2006等)[13][14][15]，但对隐性激励的研究则还相对薄弱。

就证券投资基金而言，隐性激励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所谓内部隐性激励，即产生于基金管理公司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表现为基金经理对自己的失业的担忧，声誉成为了基金经理的隐性激励机制之一(Chevalia，Ellison，1999)[9]。其二是产生于持有人与基金管理者之间，尤其是对开放式基金而言，持有人依据基金业绩而进行的申购或者赎回行为会影响到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资产规模从而影响到基金管理费收入的高低，因而对基金管理人产生了(显性)契约之外的隐性激励，我们将其称为外部隐性激励。根据已有的研究(Berkowitz，Kotowitz，1993；Huddart，1999；O’Neal，2004；Friesen，Sapp，2007)[2] [3] [4] [5]，外部隐性激励主要表现为持有人申购历史业绩较好的基金而赎回历史业绩较差基金，这就对业绩较好的基金产生了一种奖励——随着申购量的增加提升了管理费收入，而对业绩较差的基金产生了一种惩罚——赎回量的上升导致了管理费收入的下降。……